（一）适度干预原则这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也是经济法最重要的原则。
在理解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之前，我们必须对国家干预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由于市场是有缺陷的，因此，运用国家的力量对这种缺陷进行修补是一种客观的需要。
首先，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国家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根据历史经验，没有一种国家可以排除支配的因素”[3]，而这也正好反映了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
因此，国家和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国家干预是必须的。
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即使不存在疏忽，公共政策仍要求，只要是由于进入市场的具有缺陷的产品造成的对生命和健康的危害，就要承担责任”[4]。
按照传统的法律思维，承担责任还需在主观上有过错，因此，要使不存在疏忽的市场参与者承担责任，国家的干预就显得十分的必要。
最后，国家干预也是有用的。
这一点早已经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资本主义国家发现利伯维尔场不是万能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之后，发现完全放任不管绝对会是一种错误。
因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伴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的。
所不同的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范围、目标和价值不同”[5]。
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干预，而是国家如何干预。
鉴于“政治权力能够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6]，因此，我们必须把握国家干预的“度”。
我们认为，政府应适度干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认定，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什么叫适度干预？我们认为，“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7]。
无可否认，如何把握这个“度”，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命题，甚至有滑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但毕竟有一些基本面是可以把握的：（1）适度干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干预。
我们强调国家干预，但是是在尊重市场运作规律基础上进行的介入，而不是对传统的国家统制的回归。
背离市场规律的干预，是行不通的和注定要失败的。
（2）适度干预是以保护竞争为目的的干预。
无论如何，干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竞争、促进竞争，而且是公平的竞争。
适度干预是排斥那种出于个别特殊目的或不正当考虑的干预的。
（3）适度干预是干预手段应法定。
我们可以采取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或法律手段及这几种手段的综合对市场运作进行干预，但是，每一种手段都应是法定的而不是长官个人意志的结果。
（4）适度干预要求干预的程序法定。
干预的程序必须法定，这里既有法治的要求，更有基于对“正当程序”利于吸收当事人不满及更易获得真正服从的考虑。
同时，干预程序的法定将使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干预主义的恣意。
（5）适度干预要求干预的范围法定。
适度干预不是对市场运作过程的一切细节平均用力，而是根据市场的客观缺陷，进行适度的介入。
如何衡量干预是否适度？有学者认为，“最根本的标准是要看这种干预的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8]。
以公司设立中的国家干预为例，怎样衡量这种干预是适度的呢?我们认为，国家的适度干预就体现在对市场准入的规则设定上。
如果以准则主义为原则、以核准主义为例外是依法进行的并且得到良好的执行，作为市场的重要主体公司能够自由的进入市场，在它的面前不存在不合理的障碍，那么，这种干预就应该说是适度的。
（二）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是与经济独裁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各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职权与经济职责、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分配协调、恰当，从而充分发挥各经济法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实行经济民主，是经济法主体行动的根据、行动的原则以及行动的目的。
如果缺乏经济民主这一行动的限度安排，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就失去了合法的依据。
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经济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经济民主契合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机制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分配方式的优势在于其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主体的潜力，而这一点正是通过开发市场主体的竞争潜力达到的。
在经济民主的旗帜下，每个市场主体都有参与市场竞争的自由，同时，对于妨害自由竞争的行为，市场主体可以寻求法律框架限度内的救济。
2、经济民主利于发挥国家与市场各自的优势对于国家而言，经济民主的要求基本上确立了其行动的限度，使得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法的国家行动是有限度的、有边界的。
这使得国家的干预以市场失灵危险并且要注重经济民主这样的一个价值性的取向。
对于市场而言，由于国家的干预必须遵循经济民主的原则，这就使得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的到削弱。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民主调动的是国家与市场两个积极性，从而有利于发挥国家与市场这两种资源分配方式各自的优势。
3、经济民主秉承了经济法保护弱势群体的精髓一方面，经济民主使得国家对市场竞争中的失利者进行救助有了正当的依据。
有市场就有竞争就有失败者，这是市场铁律。
但是，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对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进行救济是文明社会表现，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
另一方面，在消费领域，与经营者相比较，消费者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这种由于现代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现代矛盾，在传统的法律框架内是难以有效解决的。
经济民主的推行，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矫正这种形式平等掩盖下的实质不平等，从而求得真正的公平与正义。
（三）社会本位原则本位乃承王伯琦先生之说，是指基本观念、基本目的或基本作用、基本任务①。
因此，法律本位指法律的基本观念、基本目的或基本作用、基本任务。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指它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9]。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是指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使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有三种情况：[10]一是“国家本位”，这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个体本位”，这是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会本位”，这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
这里的难点是如何界定“社会公共利益”。
我们认为，公共利益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的特性：（1）公共利益具有广泛性。
这种广泛性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从主体的角度看，公共利益的广泛性意味着其包含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甚至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未来将生活于地球上的人们；从空间的角度看，公共利益的广泛性意味着其既可能包括区域性的广泛，又包括全国性的广泛。
（2）公共利益具有发展性。
这是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公共利益的含义的结果。
公共利益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利益形态，但是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公共利益的保护并不能通过简单的枚举就以将其清理完毕，从而使公共利益的保护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公共利益的发展性说明在彼时是公共利益但在此时则可能不是。
例如，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的一些保护公共利益的措施在正常情况下就不见得是保护公共利益之举。
（3）巩固利益具有模糊性。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我们很难把握公共利益的边界。
（4）公共利益具有复杂性。
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公共利益往往和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胶合在一起，具有异常的复杂性，这是其他利益形态不曾具有的。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是三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不同范畴，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
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时很难找出它们的区别。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
但是，它们之间是存在矛盾的。
如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
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赋税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却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
对于这种利益关系的矛盾，既不适用以命令和服从为特征的行政法进行调节，也不适合以保护当事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民法进行调节，最好和最恰当的是由以国家适度干预为己任的经济法进行调节。
社会公共利益的满足程度又是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个体的行为以及市场的运行和社会分配行为紧密联系的。
经济法把社会本位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标明经济法国家在对产业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发行、价格水平、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产品质量控制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关系进行经济法方式的调节时，必须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另一方面，任何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行为时，也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否则，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背离。
这一方面的例子就是经济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
（四）实质公平原则“公平问题是一个人类价值问题，是人类的一个恒久追求，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一个最高目标。
一切社会规范形式，诸如政治规范、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等等，都将公平作为重要的价值内容和价值目标，体现在和渗透在自身的规范结构之中”。
[11]作为法律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如何实现这一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在原始社会，宗教和巫术是求得公平的重要手段，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通过树立对君权神授的迷信而求得社会的公平，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公平的实现才主要是通过法律实现的。
传统的法律公平的经典表述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更进一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他或者她在适用法律时是平等的，即大家都适用同样的法律。
因此，在形式上，各社会主体因为法律的适用而得到了一种平等。
这种形式的平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机会的公平，这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源平等地向市场主体开放，每个市场主体都有机会参与市场竞争；二是起点的公平，这是指每个市场主体的竞争起跑线公平，即任何参与竞争者都按照其参加的市场形态的基本要求来进行竞争的，尽管每个市场主体的具体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任何市场主体都不得受到形式上的歧视；三是规则的公平，这是指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竞争时都适用相同的规则，各市场主体都平等地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
事实上，这种传统法律所构筑的形式的公平在民法所倡导的“契约自由”这一基本的理念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示。
客观看来，这种形式公平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今天依然是我们应该十分重视的。
但是，这种形式的公平带来了实质的不公平。
例如，在传统法律看来，只要提供了确认各交易主体形式平等之规则和尊重契约自由，就可以实现公平。
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会使“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的东西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甚至并不代表各方的最大利益”[12]。
而且，公平的实现有赖于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实现程度，但是，由交易主体实质地位的差异，使得弱势一方很可能不敢讨价还价、不能讨价还价或讨价还价结果无效…此外，还有那种不愿讨价还价的可能。
这是传统法律法无力克服的。
对此，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法是大有作为的。
因为经济法构筑了一种与传统法律不同的公平——实质公平。
经济法的这种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秉赋等方面的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它是一种实质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