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制度概述本篇论文目录导航：【题目】目前中国合同解除制度问题研究【引言第一章】合同解除制度概述【第二章】合同解除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第三章】合同解除制度的比较分析【第四章】我国合同解除制度的现状、不足与完善【结论/参考文献】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引言1 研究背景和意义合同的内核，客观表现在双方当事人的羁绊性，合同法亦是立足于意思自治原则而展开，法律制度不仅要保障缔约的自由，更要保障解约的自由。
合同解除制度的价值就体现在综合多重价值取向确定合同解除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指引和调整。
合同解除制度的周延，能够有效降低当事人的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有利于在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层面实现效用的最大化。
同时，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进行指引，进而形成相应稳定的交易秩序。
2 研究现状关于合同解除制度研究的学术成果蔚为大观，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崔建远教授的《合同解除的疑问与释答》一文中以风险负担规则为背景，厘定不可抗力解除、协议解除、违约解除，并提出合同撤销权在特定条件下与合同解除竞合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亦阐明了可撤销合同在行使撤销权之前系有效合同方可解除的立场，同时又提出成立而未生效的合同可以作为解除对象，亦说明了成立且“有效但并未生效”的合同状态存在的必要性。
对违反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时，唯有符合致使合同目的不能的情形下方可解除。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剑在《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 条将异议权作为实体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旨在限制异议权、稳定合同关系的合同解除异议制度，无论是逻辑层面还是价值层面均存在不足，更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影响，适用《解释二》第24 条时，应对解除权的有无进行实质审查，并据此判定解除行为的效力，从而致使该条规定形同虚设，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对比，提出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的相关建设性意见。
华东政法大学杨静在《论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一文中，站在违约救济的立场上，结合实务操作，论述了附条件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结合外国理论研究与立法现状，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英国违背“要件条款”的规定，还是德国“债权人无被苛求遵守的可能性”的规定，均以合同目的实现的可能性为根本。
我国合同制度较多地吸收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的相关规范，尤其体现在我国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中，融合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
此外，日本民法典规定了单独针对合同履行的强制性作出规定，德国法较为系统地规定了排除解除权行使的规则，并明确了合同解除后的溯及效力，法国法强化了司法调整合同协议解除过程中的作用，相关的立法与进一步的修正，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社会指引作用，这些方法与思路值得我国在进一步完善合同解除制度体系方面予以有条件地借鉴。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通观全文，本文的研究思路以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内涵为逻辑起点，阐述合同解除制度的特征与理论分类，佐以外国合同解除制度理论研究与立法现状，对照我国立法历史沿革，在自我扬弃与法律移植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合同解除制度的相关建议。
研究方法，一是文献调查法：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和理论着作，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关于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司法判例、司法解释、政策性及理论性资料。
二是比较研究法：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进行比较，得出其异同总结经验。
三是实证研究法：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来源和动力，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的不同主体立场的分析以及判决的研究，寻找突破。
四是交叉分析法：即结合宏微观经济学以及博弈论观点对合同解除制度完善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行分析。
4 创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为合同解除制度探寻新的理论支撑，合同的魅力和价值一是在于基于诚实信用引导社会价值取向；二是在于经济，在于面对机会成本以及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做出最为有价值，亦或最具效用的选择。
经济的本质是一种选择，而合同则是这种选择的载体。
因此，在规制合同解除制度时，就应当明确，合同解除制度调整的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问题；三是在于双赢。
在博弈论中表现为非零和博弈，既博弈双方能够寻找到不伤害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途径，这才是合同解除制度的归宿。
这些理念在对于国外合同解除制度的比较研究中不难发现。
因此，本文在扬弃既往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实际对完善合同解除制度进行展开，以期为完善我国合同解除制度献绵薄之力。
第1 章合同解除制度概述1.1 合同解除制度的概念合同，是人类社会由初民社会的绝对命令与绝对服从式模式，朝着尊重合意与保障自由的市民社会行为模式进步的重要标志，合同的价值不仅是彰显了意志的自由，更是实现了身份的自由与平等。
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特定的合同标的才能在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去发挥价值。
当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就形成了以合同标的为圆心，以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为半径的圆，这个圆就是合同法这个“规矩”所调整的“方圆”.合同的运行不能唯订立、履行合同而一劳永逸，更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是双方当事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为或者现象，①在符合特定条件时，合同解除。
合同解除制度，就是这些“特定条件”的统称。
根据不同法系国家不同的历史传承，对合同解除制度有着不同的理解，对其概念亦有不同的表述。
大陆法系侧重于系统性、确定性、逻辑性和内部和谐一致，加之协议解除系双方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而订立的新的合同，故而在体例上一般不将合同协议解除作为合同解除制度的研究对象，而重在例举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享有解除权的条件以及合同解除后的溯及力问题；而英美法系则侧重于当事人是否有解除合同的意志，而并不具体划分是否包含协议解除，更注重合同解除的实质要件以及合同解除的将来效果，例如英国法把合同的条件内容condition 与保证内容warranty 进行划分，违反不同内容而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违反条件内容②则被称之为“直捣根基”的情形，可引起合同解除并请求损害赔偿。
廓清合同解除制度这把钥匙的体系，前提是对当前的划分模式进一步完善，明确“有效但未生效”合同，更有益于“成立-事实评价”与“效力-价值评价”通说体系的完善，能够对情势变更的适用条件作出进一步丰富和周延，对司法实践提供帮助。
对于合同解除制度的定义，学界基于对各国立法的比较研究，并受法律移植与继承的影响，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代表性的理解与表述，归纳总结如下表：通过上述对比，可以抽出共性，对合同解除制度进行归纳。
首先，同解除行为发生的阶段，是在合同有效成立后，至于是否履行或者履行至什么阶段，并不影响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合同解除条件包括约定或者法定的情形，笔者认为，合同解除条件应包含任意解除。
原因体现在对合同解除行为的理解，即单方或者双方的意思表示，如果将符合法定或者约定条件作为合同解除的限制，就会将预期违约或者实质违约而导致的合同解除排除在合同解除制度之外，更加之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平衡、指引秩序。
因此，合同解除的条件应当理解为法定或者约定；合同解除后的溯及力问题，也应当分不同情形进行不同划分，这是合同无效制度与合同解除制度的明显差异，如果合同解除当然发生溯及效力，则对双方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适当履行合同所获得的利益或者某种主观有用性予以破坏，不利于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因此，合同解除溯及力的发生并不是过于绝对的概念，而是应当以本国社会实际为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得出结论。
因此，合同解除制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基于单方或者双方的意思表示行使解除权的行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导致合同关系归于消灭，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平衡双方利益的制度规范的总称。
1.2 合同解除制度的特征特征，在逻辑上表现在属概念之间的种差，是区别于其他类似概念的独特之处，合同解除制度寓于合同制度中，诚实信用与意思自治是其根本原则，而合同解除制度是解除连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契约的一项制度，对合同的性质、当事人行为的实施以及合同解除后的溯及力等问题都要进行充分的考量，以此作为合同解除制度区别于其他的独特之处。
1.2.1 订立合同的合法有效性合同的合法性特征是合同解除制度最为重要的前提，其目的在于明确合同解除制度存在的空间，具体而言，是解决何种合同可以使用合同解除制度的问题。
合同解除制度是以合同的有效成立为前提，强调合同合法性特征的意义在于将合同解除制度同合同的效力制度明确区分开来，为合同解除制度的“相对溯及性”奠定基础。
在这里应当着重明确合同的效力制度的逻辑体系。
合同效力制度是客观事实评价与主管价值评价的有机结合，其智慧表现在没有对合同进行单纯的“是与非”、“对与错”、“肯与否”标准的划分，而是对不同情形进行不同的规制，而规制的方向仍然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为归宿。
原因在于合同效力制度所调整的对象正是微观经济领域的主体，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无限需求的主体在有限资源面前如何选择的问题。
当前有效、无效、可变更、可撤销、效力待定并存的模式。
多级并存的合同效力制度，能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进行进一步的修正、补正和救济。
我国当前的立法模式仍可以进一步完善，即增加“有效但未生效”合同种类，更有益于“成立-事实评价”与“效力-价值评价”通说体系的完善，如附条件、附期限合同在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提下，可以定义为“成立且有效，但并未生效”的合同性质。
并且，《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也进行了印证：“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
”这也契合了我国关于合同效力的立法历史沿革，体现出了对无效合同逐步限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