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中国正在大气磅礴地走向世界，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正在进行。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伟大的复兴需要伟大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的腾飞，更重要的是古老文明重新焕发生机，以新的姿态和形式走向世界。
一、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是悠久的，又是崭新的。
传统中国既是一个政治、经济大国，也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和博大精深文化的文明大国，古代中国不仅在国内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而且更是以一个强大的文明国家的面貌影响了东亚、中亚和东南亚的政治文化版图。
文化是立国之根，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不仅在于它在全球文化政治版图中要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特个性并恢复自信，也不仅在于它将继续维系中华民族的内在统一，而且在于它在参与世界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中，以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及其所代表的国家软实力为“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贡献。
大国的崛起从最终意义上看是文化的崛起。
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不仅应体现为经济上的强大，更应体现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理念上的建构，中国应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理念和文明形式的创新者，它的国家理念和文明形式要为其他国家所尊崇。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彻底改写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心态。
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经济的崛起、政治影响的扩大，近代以来被西方折断的中国文化自信力的翅膀重新舞动。
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力量和文化价值、文化模式，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性的转型中面临的一个文化政治哲学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种模式，它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模式还主要是一种经济模式。
我们能否在文化模式上有自己的建树，能否向世界提供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和文化理念，这是对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运动的严峻考验。
因为中国现代化如果没有能够在文化上为21世纪世界新的文明样式注入全新的价值理念，中国文化没有能够在普遍性文化意义上提供崭新的文化经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可能落空，我们的现代化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这一深远的历史任务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真正的精神生命力的内在要求。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责任和文化自信。
在世界“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否则中国文化会被西方思想淹没。
这就是我们提出文化主权的基本出发点。
伴随全球化的推进，各国开始捍卫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文化本身的价值，重新塑造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努力加强本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
在经过晚清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及中国内部对传统文化的历次批判、否定之后，中国曾经出现过严重的价值真空、信仰失落及国家文化认同危机。
就此而言，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加强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尤其是不断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内在凝聚力，无疑是中国能否成为文化大国的关键。
文化的创新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
百年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就是通过现代化建设使得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一百年来，多少先哲为中国文化承续和创新呕心沥血，在他们的著述中一直隐含了一条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思想道路：通过现代化来解决中国文化传统问题。
这就是探索活的文化，新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活力，不仅要看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还要看它能否穿越时空，回应中国和世界在当下与未来所遇到的问题。
为什么说中华文明又是崭新的呢？这首先是“五四”以来形成了中国文化新的传统，为中华文化增加了新的元素。
五四运动，把中国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一新阶段就是给我们的文明奠基注入了科学和民主这一新的文化价值理念。
与此同时，儒家文明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作为一笔丰厚的遗产，又被中国新的文明批判地继承下来。
“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新传统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传统。
这个新文化传统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建的社会主义平等传统。
平等观念是现代国家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力量。
这一思想力量，可以说一直贯穿了近代以来中国外争国家和民族的主权独立、内争国家统一和人民共和国政体的建设的过程始终。
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文化传统。
这一新文化传统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由竞争和程序正义的个人权利意识。
所谓通过现代化来解决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通过积极引入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及最具文明价值的思想理念，不断激发中国文化传统中活的因子，通过创造性转化形成新的中国文化传统；其次是通过对传统文化本身的批判和反思从传统文化的内在理路来重新诠释传统文化，复活传统文化中最具文明价值的思想因子。
所以我们现在谈到中华文化的时候，既要把儒家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向前推进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又要充分观照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于今天的意义，不能因为重提传统文化而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科学、民主、人权、法治这些成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度与精神的文明形态，而且它们恰恰是我们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看来，真正优秀的文化都是人文性的、民族性的和人民性的。
儒家思想中真正的有活力的东西也是人文性、民族性和人民性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创作大型儒家文化交响乐《人文颂》的主要原因。
所谓人文的，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颂》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以人为本颂”。
我们要建立的现代的中国文化，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也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在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平静而理性地面对西方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尊重和接受世界的优秀文化和普世价值观念。
中国已经不是那个隔绝于西方世界的古老中国，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文化价值理念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文化现代价值意识的重建，一方面要大力吸收外来之各种学说，一方面又要不忘本民族文化之独立自主地位。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
要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演变，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既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
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中有“文化中国圈”的地缘政治概念。
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她有自强的力量、兼容的气度和通达的智慧。
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我们也要非常珍惜、发扬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传统，在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影响扩大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将传统的文化资源转化成中国现实的软实力，在进一步与全球普世价值的融合中，不断增进中国的文化认同，通过国家文化主权，逐渐扩展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价值体系的主导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儒家文化的历史命运与时代意义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要有我们中华文化自己的声音。
法国学者于连曾经向中国知识界发出呼吁，希望中国知识分子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世纪转折之际，中国知识界要做的应该是站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传统。
如果不做这一工作，下一世纪中国思想传统将为西方概念所淹没，成为西方思想的附庸。
如果没有人的主动争取，这样一个阶段是不会自动到来的。
”中华文明决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应该在新的时代，把它的价值和光辉，呈现在全人类的背景上面。
我们今天诠释儒家文化的历史命运和时代意义，并非回归儒学，而是从儒家文化的思想史中撷取精华，加以比较、分析和综合，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诠释即是理论上的构建。
于连提出的“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传统”，这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他首先要求我们理清通过现代化解决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思路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错误观念，即认为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就是越现代越好，现代化成了我们文化追求的唯一目的，而不是把它看成是我们进行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
其次是，目前以西方概念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方法已经造成中国文化的深度西方化，即中国思想被束缚在西方的概念架构中，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部分。
要重新理解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处境的理解，要求我们在普遍意义上，在更高文明价值上把儒家文明的东西讲出来。
这就要求我们摆脱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的束缚，要从儒家文化的自身逻辑中寻求更高明的人生境界和政治理想。
这也就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它的精英阶层，必须有意愿和能力，在最高价值的层面上为自己文明的存在辩护，说明它的正当性，保持和增强它的理想色彩，在种种并存的、相互竞争的价值世界中，阐明自己的“存在必然性”，在关键时刻，有勇气肯定自己的价值体系，并担当起捍卫自己文明的责任。
正是在这个中国文明责任的历史高度上，笔者在《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书中指出，“民族政治意识的养成需要文化主权的锻造。
在这一场全球化新的文化价值秩序领导权的争夺中，如果我们不能从主权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不能以文化主权来构造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形态，恐怕我们中华文明的复兴就会落空。
文化主权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中的文化战略理论的重要构想，而且关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命运。
”文化主权和文化权利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在最高价值层面上进行辩护。
张岱年先生指出，“仁”的根本意义是承认别人与自己是同类，在通常的情况下要对别人有同情心，这种古代的人道主义在反对暴政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义”的根本意义是尊重公共利益，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包含尊重人们的所有权的意义，也包括尊重人的独立人格；“礼”的根本意义是人与人的相互交往应遵守一定的规矩；“智”的根本意义是肯定是非善恶的分别，代表了人的道德觉悟；“信”的意义是对别人应当遵守诺言，信与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待的基本原则。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现代化的推动力量是工具理性。
这种以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观念，一度成为我们不少理论界和政府官员的主导性思想，这种思想目前已经产生了诸多问题。
反映在经济层面，是我们传统以资源消耗型的唯GDP增长模式。
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就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拨乱反正；反映在社会层面，是原子式个人主义对家庭和社群的瓦解，传统中国的家庭伦理遭受了历史上未有的撞击；反映在文化层面，是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大面积侵蚀，以数量代替质量，传统文化几乎无招架之力，造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品质严重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