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到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一般状况
陆九渊、朱熹及他们的弟子去世之后，思想史一度出现了空白，少了杰出人物、杰出思想。

元明时代，程朱理学世俗化程度相当高，世俗化即流行化，也意味着思想往往成为抽象的教条，被学者称为“以目废心”。

不过，高明的思想常常是要等待着这种平庸的世俗化的，在牺牲了它的深刻与睿智之后，却换回了更多的接受者。

南宋时，程朱理学的知识与科举仕进的前途之间，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链接，基本上它还是一种自由的知识与思想，拥有转变和超越的可能性，但在元朝，完成了制度化过程，实现了向政治权力话语的转变。

当蒙古人完成军事征服后，实行文化策略的转变：首先在忽必烈之前，就为蒙元人找到了所谓孔子的后代；其次，开科取士，并以《易经》为依据建国号大元。

如此，将政治权力、知识权力等集于一身，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也承认了汉族文明的合理性。

在考试制度中，规定以四书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参考书，于是，宋代的理学在元代不仅成了有权利的知识话语，也成了有知识的话语权力。

尽管在元代，给读书人提供前途的渠道还不是特别宽，思想与权力之间这种制度化的链接，还不能容纳更多的士人，但它的象征意义却相当强烈，给很多士人暗示了一个知识与利益交换的方式。

士人们认为，蒙元权力拥有者也热衷推行程朱理学的时候，这种知识与思想已经成了共同的真理，只要服膺这种真理的都是一家，于是，真理可以超越民族界限，道统可以贯穿着不同政权，以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得到了改变。

实际上，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基础，从民族和地域挪到了文化和思想。

一旦真理得到普遍认同，一旦儒者得到权力的些许尊重，特别是在儒家所企盼与认同的文化秩序得以全面确立的情况下，那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终于可以抚平和消解了。

许衡是元代思想史上枢纽式的人物，他的主要意义是推广程朱理学，使得这种根源于汉族文化的新儒学，竟然在一个异族文明统治的帝国中，成为相当普遍的知识和拥有权力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还超过了宋代。

不过，在知识、思想的创新方面比不上宋代。

在权力的笼罩和利益的诱惑下，理学已经意识形态化、世俗化、文本化，实用性压倒了一切，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思索和心灵境界的涵养。

表面看来，程朱理学进入了权力中心，实际是放弃了在政治权力之外的、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和士绅阶层的批评立场，逐渐丧失了自我超越和不断更新的空间。

在明代，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诱惑下，儒家特别是理学的知识和思想的“俗化”越来越严重。

科举考试的规则、考试的内容以及被制度保证的利益都得到了权力的认可，但是
知识与思想的边界却被限制得越来越窄。

从洪武年间令学校生徒背诵《大诰》，删节流行的《孟子》八十五条到永乐年间严惩诋毁理学的儒士、变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知识与思想已经被权力确立了大体的边界。

一方面，深入社会生活，成为一般思想世界普遍接受的知识和原则，另一方面渐渐地失去了站在政治体制外的超越和自由立场，成了意识形态的诠释文本。

不过到了明代中期，思想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生活的同一性在逐渐丧失的时候，思想的同一性却依然存在。

知识无法解释各种有异于往常的现象，思想无以回应秩序的种种变动，士人所拥有的资源无以诊断和疗救这种变化万端的国家与社会。

这时出现的结果就是，一面更高地倡导着拯救的理想主义，一面在实行极端的实用主义，思想和策略发生背离，却没有根本的药方，主流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仍然在平庸和圆熟的套话与教条中延续。

恰恰是这种平庸和圆熟，刺激着新思想的资源。

在一个思想资源相对封闭的空间，在没有外来文明根本影响的情况下，最容易找到的就是历史与传统中曾经存在过，但又被摒弃在边缘的那些知识、思想和信仰，南宋时的陆学就是其中之一，一批重视笃实践履的儒者渐渐开始凸显“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