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与入世两种处世态度的沉浮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沉浮
——郭沫若《星空》《瓶》等诗集浅析
刘同般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
摘要：本文分析了郭沫若的《瓶》和《星空》后认为，郭沫若此时充满了矛盾。
“瓶”居表现了他的苦闷、彷徨，“星空”表现了他的追求、探索；《瓶》中的爱情诗篇是附着于事业的，并不是单纯的爱情诗；诗人在出世与入世两种人生取向中挣扎，最终是
性。
际：尼罗河畔、金字塔边是历史的长河，月光下的无语、红豆子的苗儿是现实的处境。
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无语的对话，——此处无声胜有声。
对人生的苦酒的品味，对步入生活后的苦闷，对为什么而生，天为什么而明的叩问，近乎人性终极性的关怀，终极性的叩问。
不过，作者在这里的终极性的关怀和叩问与世纪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的叩问和世纪后半叶现代主义在人重
作者简介：刘同般（），男，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新失落后的“我是谁”的叩问都有所不同。
在这里作者并不是为叩问而叩问，而是在思想革命处于低潮时对压抑自己的环境进行反抗时的一种爆发式的叩问：——“我为什么不得不尽量倾饮？”是一种欲罢不能的蓄势，作者酝酿着更为深刻的思想革命，更为壮阔的革
命洪流。
《静夜》中“天河何处？远远的海雾模糊。
怕会有鲛人在岸，对月流珠？”表现诗人在彷徨中的追求。
即使为鲛人，也要对月流珠。
最能代表彷徨中的寻觅，痛苦中的追求，用假想的乌托帮来代替自己向往中的光明，莫过于《天上的市街》了。
有学者认为：“它开朗、乐观，没有矛盾，也没有痛苦，有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描绘和对未来世界的追求：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这是学者们对于《天上的市街》的误解。
当然，在极端的痛苦中，作者会耸身一摇，试图摆脱苦痛，一身轻松地乌托帮式来叙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但是，在作者耸动自己的身体时，他还是不能摆脱没有战友，看不到希望，一切是那样的渺茫的痛苦，小诗的最后一节便是这种苦痛的流露：“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提着灯笼在走”说明了作者内心深处是不太相信天空
二、附着于事业的爱情讴歌
郭沫若是一个一生都献给事业的人，可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之所以在诸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创作有这么大的成就，他之所以在历史研究、文字学的研究，有令人瞠目的突破，他之所以在革命活动方面有重大的贡献，这和他的献身事业的挚著精神是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郭沫若又是热烈而冲动的，感情大于理性的伟大诗人。
他对爱情的向往，他对爱情的炽热，他对爱情的讴歌，也是他性格、诗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瓶》便是一组优美、热烈、隽永、蕴藉的爱情诗。
“月影儿快要圆时，春风吹来了一番花信。
我便踱往那西子湖边，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里，在西子湖边，诗人“汲取清洁的湖水一瓶”，这诗句本身便表明作者把自己的爱情和如镜无垠
的西湖水（革命的圣水）联系在一起的。
读了《瓶》，我们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而是借爱情而曲折表达对革命向往的喻情诗，但如火如荼、金戈铁马的革命生涯和花前月下、缠绵悱恻的爱情毕竟是不完全一致的。
这样便产生了《瓶》的特殊性：——一《瓶》之水灌浇爱情之花和一望无垠西湖水照耀中华的一致又不一致的意境；千里行军，关山度飞和春风和煦蜂儿恋花之间的不和谐。
但诗人毕竟把二者统一在《瓶》里面了。
《瓶》表层的静和深层的动是融和在一起的。
了解郭先生最深的，莫过于他的挚友郁达夫了。
郁达夫说：“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
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嘻笑，才是诗人的天职。
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一点热情。
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
三、表现隐居思想感情的战斗诗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讨论周作人时，大都认为周氏身上有两个鬼和两个魂：——流氓鬼和绅士鬼，叛徒魂和隐士魂。
两者争斗的结果是绅士鬼和隐士魂占了上风。
我认为，从郭氏身上找出绅士气和隐士味，倒没有表现出对这位大诗人有什么的大不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表现了这位伟大诗人的刚强和勇敢。
他终于与鲁迅一样，在无情地解剖社会，解剖别人的同时，也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他终于战胜了自己，走向上了康庄之路。
在《南风》中，他便流露出对人类远古时期的向往：“南风自海上吹来，松林中斜标出几珠烟霭。
三五白帕蒙头的青衣女人，殷勤勤地在焚扫针骸，好幅典雅的画图，引诱着我的步
儿延伫，令我回想到人类的幼年，那恬淡无为的太古。
”最能表现郭氏这个时期的绅士气和隐士味，莫过于《孤竹君之二子》了。
那伯夷的放歌，鲜活地表现了主人公和作者对远古无为的向往：“那儿是奴役因袭的铁狱铜笼，那儿有险艰、阴贼、贪婪，涌聚如蜂。
毒蚊猛兽之群在人上争搏雌雄，奴颜婢膝者在浓血之间争宠。
啊啊，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是几时便那样地消磨罄尽？”“我回想到唐虞以前的人，那是何等自由、纯洁、高迈哟！他们是没有物我的区分，没有国族的界别，没有奴役因袭的束累。
……”最后伯夷和叔齐一起上了首阳山：那儿“薇草甚多；我们往那儿去，靠着自然的恩惠过活吧。
”作品明白无误地说明诗人对“无为”“无垢”生活的向往。
如何看待这种隐士味？在我看来，就是在郭先生有这种隐居情绪的同时，他也有战斗的豪情：在《之歌》中，作者又大胆勇敢宣称：“你的身旁，便是地狱的天堂！我不怕净罪山的艰险，我不想上那地上乐园！”
题材来表达作者新的思想感情，似乎有不少的难度，但作者还是取得了成功，以爱情来喻政途，用比兴来达思想，以历史来说今人。
在朴素的语言中寓深邃的思想。
《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一二篇），几乎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借两条母亲河的互诉衷肠，表达了作者渴望祖国新生的政治理想。
以这样极短的篇幅囊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俯瞰历史、囊括古今的能力是断不能为此的。
这几部诗集都鲜明的表达了作者的理想，但他的理想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架，也即是说，这时作者的理想是朦胧的，呈现出一种非固定性，也即是说呈现出一种非定格化的倾向。
《星空》和《瓶》的命名便说明作者理想的非固定性与非定格化特色。
他时而向往辽阔苍茫的星空，他时而又把自己装进爱河的瓶中；他时而想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禹：“我若
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他时而又讴歌隐遁山林的伯夷、叔齐；他既可以歌颂酒仙刘伶与长好老庄的稽康，也可以赞扬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这时的理想呈现出一种多元性和非定格化。
不论郭沫若的历史叙述的非定格化，抑或是他理想中的非定格化，他这几部诗集中的焦点是关注现实。
有时看似矛盾的东西，如果我们注意作者写作的目的性，便会发现所有相逆相悖的理想，所有貌似矛盾的对历史题材的处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便是为了现实和寻求祖国繁荣富强之道。
向往辽阔苍茫的星空和向往瓶中的爱情，他都是对轰轰烈烈的“五四”精神的追忆和希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两者貌似矛盾的东西，实质上表现同一种思想情绪。
具有大济苍生精神和不畏艰难险阻苦干实干的大禹与隐遁首阳山不愿为国君的伯夷和叔齐，两者似乎如同水火，但实质上是宛如孪生。
因为前者表现作者的献身精神，后者表现作者对暴政、暴力的厌弃和谴责，实际上是对二十年代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