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第37卷 3,2011Vo l 37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刘俊珂关于明清时期的海洋政策,学界争论颇多。

由于这一时期海禁政策一直是明清时期海疆经略的主线,而其间又有摇摆不定的开放阶段。

因此,站在不同的历史视角可诠释出不同的政策含义。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处来考察这一现象,则会发现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变化脉络呈现出明显的内趋性特征。

一、明清时期航海事业的发展与转向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大航海时代来之前,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规模、和贸易量在世界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西太平洋海域占据着绝对优势。

进入明清时期以后,传统航海事业呈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沿海造航业日益繁荣,官、民造船厂遍布沿海地区,泉州、厦门、福清和广州等地都成为著名的造船基地。

当时海船之规制已远迈前代,如福建所造福船!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阔,其尾昂而张,其尾高耸,设舵楼三重于其上。

∀ 与此同时,在海上贸易的促动下,沿海贸易港发展迅速,太仓、厦门、泉州、广州等地迅速成为闻名世界的海港。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共3017艘,年均41 1艘。

#在对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中,16世纪前后出海商船年均达91艘左右。

∃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传统中国的海疆局势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方面,海洋事业的繁盛虽然于国家经济有利,但对当时政府而言,海疆的不安定因素却在日渐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海上殖民势力已进入亚洲海域,并不断挑战中国传统的海洋贸易政策,明清统治者对此深以为忧。

由于没有成功的前例可资,因此诸多海疆情势的变化使明清中央政府开始采取不断收缩海洋的措施,希望以此达到固守陆疆的目的。

随着海洋经略思想导向的转变,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良好势头也开始发生逆转。

虽然从贸易总量上看当时中国可能还有某种优势,但实质上,在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传统贸易格局已开始发生改变。

18世纪以后,中国海上贸易传统优势已经丧失,并逐渐成为西方海上商业势力的附庸。

当然,从整个明清时期的海洋政策来看,两朝政府并不是完全决然地封闭了海洋大门,而是在闭开无常的摇摆中呈现出强烈的收缩态势,具有明显的内趋性特征。

明朝弃海岛迁民入内地和清朝以陆防海措施的相继出台均是这一特征的显例。

二、明清时期海洋政策内趋性的主要表现(一)严海禁以达到拒外防内的治海初衷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对外关系中有别于前代且最具特色的部分。

自朱明王朝建立迄至鸦片战争前的600年间,这一政策一直得到有效的推行,间或有短暂的松弛间隔,但始终并未扭转海洋政策的总体趋向性。

明朝初年便严申禁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不得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者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朱棣登基16天后,便下诏禁止军民!交通外国∀,并要求!所司一尊洪武事例禁治∀。

%宣德时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

英宗时期甚至有严私下海捕鱼之禁。

嘉靖年间,海禁的措施则走向极端,拆除一切违禁大船且尽数毁之。

隆庆开关后,近50年稍驰的开海政策又因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东北海防局势严峻而中止。

至崇祯时期,明廷政局势如累卵,已不复出台有效的治理海疆措施。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致力于陆上边防的重建和强化,另一方面对海洋的经略则在严禁和防范中完成。

康熙帝认为:!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

∀&雍正帝认为:!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迨至乾隆皇帝继位,西方海上商业殖民势力已完成了对太平洋西海岸地区的渗透,清时所面临的海疆局势更为严峻。

因此,为了有效加强海上防务从而达到稳定海疆的目的,乾隆皇帝相继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其他沿海商港,并颁布了(145( #∃%&∋作者简介:刘俊珂,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8册)江南经略∗卷八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32页。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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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49页。

耿 昇,朱静等译:)耶稣会士通信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363页。

全面管制外商的第一个章程)防范外夷规条∗五款。

凡此,均折射出清代中国已明显感受到西方世界的压力和无力措置的情状。

所以,纵观明清两朝,为了达到拒内防外的目的,海禁始终是海洋政策的基本主调。

(二)有限开海以绥靖民间海上商业力量严酷的海洋政策氛围使明清时期中国海上贸易在困境中踽踽独行。

但是,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与世界大市场一体化的逐渐形成,使中国民间海上商业力量日渐壮大。

海上民间商业力量开始形成规模化商业集团,并不断为商业利益而与朝廷政策抗争。

隆庆开关即明代海上商业力量与国家海禁政策斗争结果的显例。

但是,隆庆开海并不代表明廷海禁政策的终结。

如果说明前期海禁政策的推行对海上商业力量的发展是一道坚实的壁垒,月港开放则仅只能看做是明政府调整海疆政策的一种巧妙手段而已。

隆庆开海后,实际上亦仅对国内海商开放月港一地,并不是全方位的开放海洋,而是在!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指导原则下有限地开放。

入清以后,虽然清政府分别设立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等四个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但清朝并未放松对沿海商民控制。

沿海商民虽然可以出海,但只!许令乘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定例:!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

∀#乾隆时期闽、浙、江三海关的撤销和)防夷五事∗的颁布表明了清廷对外来势力的警惕和不安,同时在客观上也加强了对国内海上贸易发展的限制。

而事实上,从康熙时期禁止滞留在东南亚等国的华侨回国到乾隆时期防夷、御夷之策的日趋严密,折射出清廷防范商民出海和外来夷人的观念一直未曾改变。

虽然其间海上商业力量向外发展的张力暂时影响了朝廷海洋政策的方向,但这只能看做是政策的局部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禁防的总体特征。

适度地开放海洋成为明清政府绥靖民间海上商业力量的一种政治手段。

(三)限制民船发展以遏制民间海上商业力量崛起海陆相维的地理格局造就了中国不仅既是一个大陆国家,也同样兼备了一个海洋国家的某些特征。

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规模庞大的远洋航行都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郑和远航不仅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且创造了世界造船史上的奇迹。

但郑和舰队的身影无疑又是寂寥的,因为尾随其后的并不是明帝国的商船,而是身荷王命的西方冒险家。

而这一事实的形成与明清时期国家对造船业严厉而苛刻的限制措施密不可分。

明中叶以降,朝廷为了贯彻海禁政策方针,在禁民出海的同时又贯以釜底抽薪之法,,,加强海船制式控制,以图以根本上削弱商民的出海能力。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政府发布了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者,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的禁令。

成祖依乃父旧制,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

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嘉靖四年(1525年),世宗遵祖宗成宪下诏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舡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

∀%限制之严可见一斑。

清代开放海上贸易后,对民船管理一仍明制。

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无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

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

∀&因清廷担心利于远航的福建大船走漏到外洋。

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廷当局下令:!未便任其置造,以致偷漏,永行禁止∀,!闽省头船,易滋偷漏,永禁置造,违者严行究治∀。

∋正是由于持续的民船限制政策,所以自18世纪以后,中国海上商船的吨位已无法与先进的西方商船相埒。

历史证明,明清政府对海船尤其是远洋船只规制的严格限制,不仅削弱了中国远洋航行的能力,而且也阻碍了中国海上商业力量的崛起。

当然,在政策的背后也折射出明清王朝的保守倾向和内心虚弱。

综上所述,在中国渐趋走向衰落的明清时期,社会客观环境的变化使明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历史定位。

虽然外界压力的存在使海洋几度开放,但仍无助于政策主体走向的改变,海洋政策渐趋收缩和封闭的特征愈加明显。

从整体上看,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是传统体制所产生的必然衍生物,只不过在世界大势发生剧变的历史时期,它显得更加落伍和有悖于时代发展。

(责任编辑 陈 斌)(146( 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第37卷 3,2011Vo l 3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二九)兵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36页。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明太宗实录∗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498页。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嘉靖四年八月甲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13332~13333页。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刑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98页。

)皇朝政典类纂∗卷八三)征榷一(关税∗,清光绪二十八年铅印本。

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