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刘蕾（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摘要】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的一员，郭实腊有着极其复杂、争议颇多的一面。
他集传教士、鸦片商助手、外交官等诸多角色于一身，除了主要的传教活动之外，在报刊、翻译、航行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者也对这一身负争议的传教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郭实腊，新教传教士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中文名也译作郭士立、郭实猎、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笔名“爱汉者”）。
1823年加入荷兰传道会，后来脱离传道会成为一名自由传教士。
在麦都思指导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学成后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传教。
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在华活动长达二十年，在传教、著书、航行、以及参与鸦片战争等方面都积极热情地参与。
关于郭实腊的研究有如下成果：一、传教士及海外（包括港台）学者的研究状况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统计，郭实腊共有汉语著作61部，日语著作2部，暹罗语著作1部，荷兰语著作5部，德语著作7部，英语著作9部，共计85部。
并且对每部著作都有一些简短介绍，同时对郭实腊一生活动进行了概括，是研究郭实腊最早的著作。
香港学者刘绍麟《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2]一书中第三章《郭士立与福汉会》对福汉会的创建与发展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
P. Clarke《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A Conside 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Karl Gutzlaff and the Chinese Union Duri ng the Formation Period o f t he Ta i ping M ovement》[3]一文指出福汉会重视华人自主，有着特殊的传教理念，其发展时段与太平天国草创时期重叠，因而尤其复杂的历史特性。
Jessie Lutz《Karl Gutzlaff,missionsry entrepreneur in early chinese pretesstant literature》[4]（《郭实腊：早期中国基督教文化的促进者》）与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5]三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对郭实腊及其福汉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探讨。
同时，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与舒莱脱《郭实腊在华传教工作》也对福汉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指出了郭实腊的三次中国沿海航行与在鸦片战争期间在华活动对中国的影响。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目前学界对于郭实腊的研究尚无专门的全面的研究著作，多是对其航海、创办《东西洋考》及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等某一项内容的论述，或者对其著作的整理、翻译与出版。
（一）对郭实腊著作的研究阚红柳《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6]一文通过对郭实腊英文著作《道光皇帝传》的分析来探讨以郭实腊为代表的传教士眼中的中国皇帝形象的变化，指出郭实腊的清代君主观念最终是落实在宗教的层面之上，以宗教精神作为考量的最终标准。
熊月之《郭实腊<贸易通志>简论》[7]是对郭实腊《贸易通志》研究的一篇权威著作。
通过对郭实腊《贸易通志》的分析，作者指出郭实腊通过介绍西方的经济和科技等知识这一间接传教方式来向中国人传教，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时遍大量引用了《贸易通志》的某些内容。
这种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态度来对探讨郭实腊《贸易通志》也较为客观公正。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1997年便由黄时鉴先生整理再出版[8]，是学界研究比较多的著作，无论是新闻史、文学史还是史学，很多学科都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问世。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9]、《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1]，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12]，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13]，胡太春《汉学家郭实腊与近代中国最早的新闻传媒》[14]等都是十分权威的著作。
从史学领域来看，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刊载，主要从《东西洋考》的宣传方式与策略、创办宗旨及特色和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来研究。
谭树林《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15]是从史学领域比较早对《东西洋考》的研究，指出郭实腊创办《东西洋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介绍西方文明，来消除中国人高傲自大的心理，让中国人不再认为西方人是蛮夷，反而向西方学习。
陈虹《由宗教到世俗—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为中心》[16]将《东西洋考》的创办放在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矛盾之下进行探讨，《东西洋考》处于由宗教到世俗这一转变的临界点，郭实腊集“官”“教”“商”于一身，使近代传教、鸦片贸易与侵华活动紧密结合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编印的《东西洋考》正式实现其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罗大正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东西洋考》的论文，分别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创办的社会历史背景》[17]、《<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宗旨及编辑特色》[18]、《<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19]、《开启中国大门之先声：<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20]，主要从《东西洋考》的创办背景、宗旨、特色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郭秀文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宣传策略》[21]分析了《东西洋考》的宣传方式和策略，郭实腊因采用中国本土化的语言形式取得了成功。
奚庆庆《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之特点》[22]也探讨了《东西洋考》本土化过程的特色。
蒋南成《<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对西方宪法观念中“自由”的介绍》[23]主要探究了《东西洋考》中对西方宪法观念中“自由”观念的解释，讨论自由和专制之间的冲突。
武占江、王亚南《<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析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渡形态》[24]指出《东西洋考》是和平、平等的文化传播形式向不平等的形式过渡的一个代表，郭实腊的刊物在中国既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又体现着打开中国国门、服务于殖民者的明显动机，郭实腊本人的侵略性是不可忽视的，编纂者及其刊物都具有明显的两面性。
郑军《<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与西学东渐》[25]主要从西学东渐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
艾红红《<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后世影响渐深之原因探析》[26]分析了《东西洋考》在当时影响不大而后来影响逐渐加深的原因。
靳翠萍《<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的科技知识及其“科技传教”策略》[27]一文认为郭实腊采用的“科技传教”是传教的一个巨大成功，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加强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近代“科技传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
赵少峰、白月梅《<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的史学篇章》[28]探讨了《东西洋考》传播的历史内容，以此来了解近代早期的中外史学交流。
黎尚建《关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若干问你的探索》[29]一文主要对《东西洋考》创办发行复刊及编辑出版等有关问题探讨后得出新结论：《东西洋考》的创办是在马立勋、梁发等人参与下进行的，它的发行和复刊更离不开华人团队的作用和贡献。
刘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研究述评》[30]一文对2008年之前学界关于《东西洋考》研究做了十分详细的归纳和概括，这种概括更多的是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进行的，同时涵盖新闻史和史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基本罗列了学界已有的成果，非常全面。
（二）对郭实腊传教活动的研究1、传教活动与方式杨梓楠《从文字到鸦片：论鸦片战争前后郭实腊传教方式的转变》[31]主要从郭实腊在鸦片战争前后传教方式的变化来研究其在华传教活动。
从创办《东西洋考》的文字传教，到参与鸦片贸易的鸦片传教，再到最后鸦片战争时期的战争传教，这与郭实腊独立传教士的身份，需要资金来源和其不惜代价使中国基督化的狂热野心是分不开的。
在他眼中没有中西平等的文化交流，而仅仅是实行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来改造中国，“中华归主”是他一切活动的根源。
杨佳智《郭实腊其人及其在早期对华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影响》[32]探讨郭实腊传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郭实腊等外国传教士带着种族和信仰上的优越感来向中国人传播“福音”，这种“福音”的本质就是白人种族之上，基督教文化远远超越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
他们的传教主旨是以基督教文明来政府甚至消灭中华文明，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一个“半文明”“半开化”的国家，需要基督教文化的其实才能进入真正的“文明”，而进入这种文明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以放弃中华文明为前提。
此文道出了郭实腊在华传教和创办各种社会事业的本质所在。
2、《圣经》翻译赵晓阳《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考析》[33]主要探讨太平天国刊印圣经的底本问题。
作者通过将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与和合本的《圣经》原文中某些特定名词译名进行对比，指出太平天国刊印的《圣经》是以郭实腊的《圣经》译本为底本进行修订刊印的，并从太平天国获得郭实腊译本的途经来论证以郭氏译本为底本的可能性。
何艳《郭士立及其汉语观研究》[34]也指出郭实腊翻译的《圣经》对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有很大影响，不少内容甚至成为太平天国的信条，太平天国刊印本《钦定前遗诏圣书》的内容与郭士立译本《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
王悦成《一场由翻译触发的社会运动：从马礼逊的圣经翻译到太平天国》[35]探讨了郭实腊译本的《圣经》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
太平天国钦定版圣经之中对郭实腊本圣经修改和注解是洪秀全的“创造性介入”的最直接体现，《圣经》翻译活动在太平天国革命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翻译给目标社会带来的震动不可小觑。
3、创建福汉会徐如雷《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和“汉会”的关系问题》[36]探讨了福汉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从福汉会的宗旨、成员、活动时间和情况，以及洪秀全所受《劝世良言》的影响来看，认为只能说福汉会跟太平天国有一定关系，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思想主要还是来自《劝世良言》而不是福汉会。
罗家辉《早期华人教会的运作—1851年6月之汉会》[37]文利用《汉会众兄弟宣道行为》这一批函件探讨了1851年福汉会运作情况，认为学界有必要重新评估福汉会的性质，华人入教的动机出于就业的诉求虽说动机不纯，但也不代表弄虚作假是必然的。
（三）对郭实腊沿海航行和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研究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38]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39]两书均涉及到郭实腊中国沿海航行和鸦片战争期间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