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7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GDP 中高速增长研究郭旭红作者简介：郭旭红（1983—），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0&ZD075）。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GDP 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2010年中国GDP 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等传统发展要素的比较优势对GDP 高速增长的支撑作用不断减弱。

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同时，通过再造新红利和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GDP 中高速增长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2003～2007年，中国GDP 年均增速为11.6%，2008～2011年下降为9.6%。

2012年和2013年进一步下降为7.7%，2014年1～6月再下降为7.4%。

中国GDP 增速转入7%～8%的中高速增长，是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必然性的。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GDP 总量和基数已经很大了。

GDP 每增长1个百分点，其增加的绝对值比GDP 基数较小的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要大很多。

2013年，中国GDP 增速虽然仅有7.7%，但GDP 总量几乎是日本的2倍，其增量也与1994年GDP 总量相当[1]。

国际经验显示，当人均居民收入高于11000国际元时，GDP 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经历了GDP 高速增长之后，经济都转为中速或低速增长。

2013年，中国人均居民收入高于11000国际元。

因此，中国GDP 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

2013年的《世界经济黄皮书》也预计，中低速增长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常态[2]。

7%～8%的中高速增长是中国GDP 增长速度阶段性特征的合理反映和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稳定发展状态。

二、传统发展优势逐步减弱甚至消失过去30多年支撑中国GDP 高速增长的传统发展优势逐步减弱甚至消失。

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客观原因。

（一）人口红利减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业和国有企业部门中的“人口负担”成功转变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人摘要：中国GDP 高速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原来的红利因素减弱，因此，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增速理性回归的内在要求。

同时，通过再造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新红利和动力系统，有效保障新常态下GDP 的中高速增长。

通过GDP 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提质增效，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关键词：生态文明；关键性概念；再审视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5）02-0088-05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经济论坛DOI ：10.13660/ki.42-1112/c.013038 网络出版时间：2015-03-04 16:53网络出版地址：/kcms/detail/42.1112.C.20150304.1653.012.html口红利”（西蒙，2000[3]；蔡昉，2004[4]；张平等，2007[5]）是中国GDP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

然而，在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条件下，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下降，带来人口抚养比率的升高，这一状况呈扩大态势。

1990～2005年，中国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呈下降态势，由84%降至70%。

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同比下降0.6%。

这暗示，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出现[6]，“人口红利”将逐步减弱甚至消失。

劳动力成本也将不可逆地上升。

2008～2012年，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2.8%，农民工平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4.3%[7]。

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劳动力工资的持续上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的状况开始发生逆向变化。

因此，支撑GDP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不断减弱甚至最终消失，是中国GDP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客观因素。

（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向下调整。

储蓄是一个经济社会进行投资的主要渠道，以便利用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满足经济社会更高级和更多样化的需求。

一般来说，在体制政策不变条件下，决定储蓄率的主要因素是整个社会的人口抚养比和预防性储蓄，两者呈反比例关系。

抚养比不断下降和储蓄率的上升是中国GDP高速增长时期进行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

但这种情况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而发生变化，人口抚养比将趋于上升，用于养老的支出将持续增长。

这些变化将使过去的高储蓄率向下调整。

抚养比每提高1%，储蓄率将下降0.8%。

2010～2012年，中国储蓄率由51.8%下降至50.8%[8](p35)。

储蓄率的下降必然引致投资率的下降。

因此，支撑GDP高增长的高投资局面将发生转变，这是GDP增长速度下拉的重要因素。

（三）GDP增长的动力结构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

“投资+出口”的外循环经济增长模式，使投资和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衡。

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缩减。

2006年和2007年，进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6.1%和18%。

2009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37.4%。

2011～2013年，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连续三年下降，净出口的贡献率连续三年均为负值，2013年为-4.4%。

2003～2010年，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4%，远远超过1980年以来21%的全球平均水平。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一方面，英、美等发达国家采取汇率操纵、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手段，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创新制造”战略，以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振兴计划，形成中国产品出口的双重制约。

2001～2008年中国出口平均增速是27.2%，而2008～2012年为9.4%，后者是前者的1/3。

201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为9.9%，低于GDP占全球10.5%的比重。

2003～2010年，消费的贡献率仅为48%，低于80%的全球平均水平。

2011年，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56.5%，2012年为51.8%，都超过了47.7%和50.4%的投资贡献率。

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逐步过渡到以消费为GDP增长的主引擎，转变为“投资+消费”的内循环模式，是增长动力结构转换的客观要求，这也要求GDP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四）资源红利减弱。

30多年GDP的高速增长，是以不断透支自然资源和危害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中国的资源环境呈现“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的“三型一体”的严峻态势。

资源环境的负外部性在西部地区GDP增长中尤其显著。

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CO2排放量比例在逐步下降，而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不断上升。

“十一五”时期，中国资源产出率仅仅为发达国家的10%，且有下降的趋势。

201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13.36%，却消耗了世界22.4%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

2013年，中国排放的CO2占世界的27.1%，比美国多排放60%；SO2排放总量位居全球第一。

2013年的皮尤民调发现，47%的中国人认为空气污染是“非常严峻的问题”[9]。

人均森林资源拥有量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10](p67-69)。

这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及遗传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支撑GDP高速增长的资源红利不断削弱。

GDP中高速增长是中国资源、能源、环境红利减弱的现实制约因素。

（五）全球化红利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吸收外资，依托要素成本和劳动力价格低的比较优势，发展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成为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红利的受益者。

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轨道。

2012和2013年，全球GDP增速按市场汇率法计算分别为2.6%和2.8%。

GDP中低速增长是未来几年全球经济的新常态[11](p5)。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本成本快速上升以及环境资源压力，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全球化红利逐步减弱。

2008年后出口对中国GDP增长贡献率的不断下降甚至为负就是全球化红利减弱的明显证明。

三、再造GDP中高速增长的新发展优势新阶段、新常态下，支撑GDP中高速增长，需要培育和创造新的“人力资源红利”、新的“就业红利”和新的“内需型全球化红利”等，再造新的发展优势。

（一）人力资源红利。

人力资源红利属于质量型人口红利，包括教育资源红利和科技人力资源红利。

它的边际效率高于传统数量型的人口红利。

中国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均不断下降①，但人力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升至2010年的24.1%，2030年为27.2%，总体呈上升趋势[12] (p87)。

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支撑中国GDP中高速增长的能力逐步提升。

人力资源红利的开发将成为持久支撑今后中国GDP的中高速增长点。

1.教育资源红利。

人均受教育年限是衡量教育资源红利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人均受教育年限大幅提升。

随着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政府加大了对教育投入。

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不断增加。

1980～2010年，中国人力资源占全球的比重从17.6%增加至24.1%，到2030年将高达27.2%。

教育资源红利是形成人力资源红利的基础。

2.科技人力资源红利。

截至2012年，中国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连续6年居世界第一。

到2030年，中国R＆D人员占全球的比重将达到35%，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12](p91)。

其次，中国R＆D人员的成本大约是欧洲和美国的1/5；30岁以下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的占比高达62%，而美国仅15%[13]。

第三，1991～2009年，中国科技人员增速达到5.81%，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12.6%，超过就业增速1.77%的水平。

“十一五”期间，科技人力资源增速约10%[14]。

2030年，中国人才资源总量将占就业人口的18%，人才贡献率达40% [12](p91)。

科技人力资源是人口红利的中坚力量。

科技人力资源的上述优势将为经济新常态下GDP中高速增长创造创新驱动的新条件，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二）新的就业红利。

中国就业人口/非就业人口的比值在1990年达到1.3之后将稳步上升，并将超过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形成新的就业红利。

2010～2030年，中国人口就业率将稳定在59%左右的水平[12](p87)。

随着人口健康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不断提高，退休年龄提高，这一比重还将有所上升，就业红利将保持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