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追本渊源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数极大的大国，汉族占绝大多数。

客家先民原是中原汉民族。

故汉民族的姓氏渊源即包含了客家的姓氏渊源。

姓氏不仅是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的一种符号，还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

在遥远的古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古代姓氏起源于人类早期生存的原始部落之中。

姓氏是怎样产生、发展的？这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民俗学、人口学、地名学等众多社会科学。

中国第一部解说方块文字原始形体及字源的文字学专著是《说文解字》。

此书作者许慎（约公元58-147年）解释：“姓，人所生也。

……因生以为姓，从姓生。

”这就是说，人是母亲生的，故姓字为女旁。

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

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

中国的许多古代姓氏都是女字旁，这说明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

各姓氏互相通婚，同姓氏族内禁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亲为姓。

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姓改为从父，氏反为女子家族之用。

后来，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

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

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

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姓与氏合一，不再区分，表明姓与氏都是姓，表明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

这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姓氏含义。

现在中国人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

有人统计，文献记载和现存的共有5600多个。

其特点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出处具体。

姓氏的形成各有不同的历史过程。

中国姓氏的来历把姓和氏等同看待，据徐俊元等三位学者研究，大致有这十多种类别：一、以姓为氏。

以远古部落氏族的标志符号作为姓，有姬、姜、姚、任、伊等姓。

二、以国名为氏。

夏、商、周三代，有许多大小诸侯国，各国子孙后代便以国名为姓。

有程、房、杜、雷、廖、刁、彭、韦等姓。

三、以邑名为氏。

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叫邑、采氏。

卿、大夫的后代或采邑的人，有的便将邑名作为氏。

有苏、上官等姓。

四、以乡、亭之名为氏。

有裴、陆、欧阳等姓。

五、以居住地名为氏。

有东门、西门、东国六、以字号为姓。

大夫童刁的孙子以刁氏传世。

周平的庶子，字林开，其子孙以林为姓。

七、以次第为氏。

按兄弟排行取姓，如老大以伯、孟为姓，老二以仲为姓。

老三、老四则分别姓叔、季。

八、以官职为姓。

有籍、监、库、仓、将军等姓。

九、以技艺为姓。

从事巫术的人，后代便姓巫。

从事冰凌的人，后代以凌为姓，还有卜、陶、匠等姓。

十、以谥号为姓。

十一、因赐姓、避讳而改姓。

十二、爵位称号及爵系为氏。

有皇、王、公、候、王叔、王子、王孙、公子、公孙等姓。

十三、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

客家先人的姓氏来历，也在上述这十几种范围之内。

当代百家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到了近现代，在人口和姓氏的统计手段上出现了长足的进步，一些有关的科学家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得出了较为准确的我国姓氏的使用数字和各主要姓氏的人口数量。

据前些年国外出版的《吉尼斯纪录》一书记载，我国的姓氏以张姓人口最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7％或12．1％，共有7400万人左右。

又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1984年11月召开的姓氏、人名用字分析统计成果鉴定会上，向外界公布了使用计算机对姓氏用字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结论是王姓人口最多。

此后，又有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60年代台湾的有关资料，研究得出全国的姓氏使用情况及其排列次序。

另外，在一些人口普查和姓氏研究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地区，也有地方性的姓氏使用情况及其排列次序。

如在上海市，约有87．24％以上的人使用的姓氏在当地的前100个大姓中。

这100个大姓是：张王陈李徐朱周吴刘沈杨黄陆孙顾赵胡金曹钱许马唐郑蒋蔡姚潘高丁俞石施何叶林袁夏戴谢宋倪严董郭冯范韩薛陶汪邵方卢姜汤龚秦罗毛葛章吕傅程江余任邱季粱殷杜史庄盛魏萧凌华洪苏崔翁侯钟虞郁奚邹田包孟于乔童彭谈应邓再如台湾省，根据1978年的统计，当地的绝大多数人也使用前100大姓。

这100大姓依次是：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许郑谢郭洪邱曾廖赖徐周叶苏庄江吕何罗高萧潘朱简钟彭游詹胡施沈余赵卢梁颜柯孙魏翁戴范宋方邓杜傅侯曹温薛丁马蒋唐卓蓝冯姚石董纪欧程连古汪汤江田康邹白涂尤巫韩龚严袁钟黎金阮陆倪夏童邵柳钱至于我国目前姓氏的使用情况，由于人口过于众多和统计手段滞后，至今还没有十分确切的统计资料公诸于世，仅有一些抽样调查资料供人们引述。

在这些抽样调查资料中，较有影响的，如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成果称，目前我国占汉族总人口4％以上的姓氏共有5个，即李、王、张、刘、陈，其中李姓人口超过8700万，王姓超过8000万，张姓超过7800万，刘姓超过6000万，陈姓超过5000万。

5大姓合在一起，人口共有3．5亿多。

至于包括上述5姓在内的100大姓，总人口占汉族人口总数的87％，亦即9亿多人。

这100大姓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邹熊金陆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上述100大姓仅是一个抽样调查的成果，其依据也主要是我国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

从那以后，我国人口又增加了两亿多，各姓人口和排列顺序当然会有一些新变化。

只可惜再也没有新资料公布，一些根据后来人口普查资料而得出的研究成果也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束之高阁。

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我国当代百家姓的材料，仍是包括上述成果在内的一些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抽样调查所得出的研究成果。

神秘的“姓氏基因”在一般人看来，“姓氏”与“基因”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

然而，在一些科学家的眼里，两者在遗传学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科学根据是：人的性染色体分为X染色体和Y染色体两种。

对女性而言，她们只有X染色体；而男性既有X染色体又有Y染色体。

换句话说，Y染色体是男性特有的染色体。

由于在一些国家，姓氏随男性代代相传，女性通常只保存一代。

因此，Y染色体的遗传信息也就随姓氏代代相传。

正因为如此，在研究者看来，姓氏成了Y染色体上的一个特殊遗传位点。

每个姓氏相当于这个位点上的一种等位基因，其传递方式是父系遗传。

姓氏与染色体遗传的这种奇妙关系，为生物遗传学提供了考古研究的科学依据。

科学家称这一发现为“姓氏基因”理论。

姓氏与基因当198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群体遗传学专家卡瓦利·斯福扎教授将他的“姓氏基因”理论带到中国时，有着五千年姓氏记录的中国人还未意识到姓氏会和基因有多大关系。

那一年，斯福扎教授找到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这位国际著名的群体遗传学权威提议与中国大陆科学家共同开展中国姓氏与遗传信息的研究。

“洋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主要是看中这里的科研资源。

因为，欧洲的姓氏记录只有两三百年，日本普及姓氏也才一百多年，中国姓氏有五千多年历史，中国人几千年来有关姓氏的记录可以解开人类遗传的奥秘。

从那时起，我国从事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家正式加入到这项研究中。

中国人一般都习惯地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传递给下一代。

女子在一生内仅仅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给下一代。

因此，绝大多数的姓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继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

可以这样假设，不管是X染色体还是Y染色体，均携有“姓氏基因”，均在每代显示其姓氏的功能。

惟有Y染色体具有连续传递姓氏特征的性能，而X染色体仅仅在第一代显示姓氏的性能。

在多数的情况中，姓氏人口资料非常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

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

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

研究者们收集了几十年来上百万份血型数据，经过计算机聚类统计分析后发现，不同人群的血样中的血型、酶、蛋白质的区域分布和人们姓氏的区域分布高度一致。

这证明了中国人的姓氏分布是稳定的!这一发现，无疑说明了“姓氏基因”存在的可能，而且证明研究姓氏的遗传规律将有助于找到特殊姓氏人群的特殊遗传基因。

探幽访古知道了姓氏与基因的关系后，科学家马上意识到它可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查基因可知你姓什么”就是这项技术在人类学中的应用。

中国人姓氏历经数千年，很难说每家的姓氏都是千年一脉。

而查基因则可以检验人群是否同宗。

我国科学家在太原市郊区就作了这样的研究，发现了很有意义的现象：某村的居民都姓张，附近一个庙里还供奉着张氏宗族的牌位。

村民自称是几千年前某个名门之后。

但研究人员从史书记录发现，正宗张姓应分布在河北地区。

为了验证太原张姓的来源，研究人员从村民中抽取了30份血样，对Y染色体上的某一基因位点——“姓氏基因位点”作了测试，结果发现，该位点上的基因密码分布不一致。

按照“姓氏基因”理论可判定，这些同姓人群应该不是一个祖先的后代，有些人是历史上中途改姓加入进来的。

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可从基因密码上找到自己真正的祖先。

如果考古学家找到古代男性遗体骨骼，从它的DNA上提取出Y染色体不同位点基因密码，那么只要找到同样基因密码的人就能认定是他的后人了。

如果这位古人的墓志铭可证明他的真实姓氏身份，后人还可知其祖上原姓。

但“姓氏基因”只能验证近几千年的遗传关系。

由于人类早期是母系社会，要考查母系氏族时期的血缘关系，最可靠的方法还是测线粒体DNA的图谱。

对“姓”下药“姓氏基因”的发现，为探索与疾病有关的高发易感人群的分布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为新药特药的研制提供了“钥匙”。

早在1999年，中科院生理所的科学家就提出研究开发不同姓氏人群服用的基因型药品的设想。

中科院生理所“神经和精神遗传疾病基因研究组”成立之后，对封闭地区的典型个案进行取证分析，并取得初步成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前沿的生物遗传诊疗学甚至有“对姓下药”的观点。

近年来，利用基因研究成果开发新药成为国际制药业的新热点，得到各国政府的极大关注和各大制药厂的慷慨投资。

今年5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环境基因组学和药物遗传学国际研讨会”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科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提出中科院将启动药物创新体系。

据悉，这是一项利用基因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医疗革命，该体系将首先在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进行试点。

研究者指出，以往在新化学药物的研究中，有90％以上的药物因在临床前的实验中对大多数动物或部分人群效果不够理想或有毒性而遭淘汰，最终未能进入临床应用，而这些药对另一些人群很可能非常有效但却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