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1一个时代一个样儿。
改革开放初期,巨大而又沉重的物质性存在最为重要。
一座厂房、一台机器或一辆卡车,既是资产又是资源。
曾几何时,这个法则变了,如今流行的是另一种形态,“小的才是好的”。
不但小,而且要微,从早期的大哥大手机到今天超薄的苹果6,从286、386电脑到今天的苹果笔记本,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微小的才是美好的!”环顾当下,各式各样的“微”让人应接不暇。
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电影、微视频、微公益……这种因微博这一网络平台产生和普及而衍生出来的注重向个体和微观发展的文化现象,已然形成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网络文化形态——微文化。
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微博、微信用户每天信息发送量超过200亿条,社交端口同时在线人数突破2亿。
网络时代,当一切均趋向于微小时,完整的、系统的、复杂的、关联的信息不再是人们传递的主导信息形态。
正像某专家指出的:“当下信息的书写是一种非顺序的书写,是没有内容和意义上的联系和延伸的一种碎片化的拼贴。
”近年来流行的热词,例如“然并卵”“秀分快”“不约而同”“城会玩”等是微文化尚简崇微特征的体现,也是信息碎片化的表现。
资料2近年来,“微公益”无疑是微文化背景下催生的一个抢眼的新名词:1次转发=1元钱、1个“粉丝”=1角钱……“微公益”正以充满创意的方式,凝聚着来自普通个体的公益力量,引领着社会价值观。
一名香港艺人在生日时发出微博,号召大家转发一则捐赠倡议,只要被转发一次,她就捐1元钱。
明星的号召力自然不同凡响,3天内,她的捐赠倡议被“拥趸”们转发了7.5万次,最终这名艺人践行承诺,向慈善机构捐出了8万元。
除了名人微博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外,普通人的真情微博同样能打动人心。
河南女孩“闪闪”身患白血病,乡亲邻里的捐款与妹妹的骨髓移植,让她完成了手术。
未料,“闪闪”术后并发感染,本已负债累累的家庭再也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
这时候,素不相识的网友向她伸出了援手——一名“脖友”发出义卖微博,凡有网民在其店铺购买指定货物,所付款项将全额作为“闪闪”的后续治疗费用,直到20万元全部筹集完毕……这一切看似天方夜谭,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
不难发现,“微公益”践行着“勿以善小而不为”的理念,遵循着“微即温暖”的哲学思想,在个体微小的行动中体现浓厚的人文关怀,传递社会正能量,为改变世界贡献出绵延力量。
时下流行的微小说、微电影使得文艺创作进入了“微时代”。
这些典型的微文化形式突破了传统精英文化的藩篱,实现了每一个草根的文学中国梦。
在微文化的世界里,不但有文艺小清新张嘉佳可以《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席卷中国,更有农民大姐余秀华可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夜成名。
而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微电影的出现,打破了电影制作专业化的‘门槛’,同时突破了传统电影‘高高在上’的姿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小人物、小细节上,生活气息重,这和创作主体平民化分不开”。
而作为“微文化”产生的根源——微博,其实具有完全不微薄的力量。
一个微博就是一个自然人在网络环境里的代表,其发表的每一个信息都代表着个体的价值取向。
“微博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公众的个性和自由。
它开始把媒体的力量交在一般公民的手中,似乎通过微博,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媒体,找回丢失已久的‘话语权’。
”除了表达个体心声外,它也是对言论自由的促进和补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监督。
只要事出有据,裂变式传播的微博平台将会迅速传播到大众眼前,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
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到:通过对话、交往获得具有共识的价值观,通过理解达成合理的意见一致的真理,通过社会阶层的成员之间相互理解和平相处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
“微文化”兴起于网络,而网络环境又具有极强的交互性,因此人们在参与过程中不再像看电视那样被动地接受与输出,受众有直接回应的权利,广大民众在与权威的对话中交流心得,于是交往趋于合理,有望构筑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
资料3在微文化的世界里,直播成为符合“短、平、快”典型特征的产物。
传统电视直播要求严格,精确流畅、一气呵成,不能有丝毫差错;网络直播则相当随意,观众也只需一部手机便可围观直播,内容上更是包罗万象:打游戏、美妆、运动,乃至吃饭、睡觉。
任何有梦想、有创意、有想法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实现自我的价值,如淘宝美女张大奕、快嘴Papi酱、大胃王密子君、厨男姜老刀等直播网红的前身都是草根民众。
近来,越来越多的名人、明星也陆续加入直播大军,其中甚至包括平素较为“低调”的体育明星。
里约奥运会期间,中国女子游泳队的“网红”傅园慧应邀在某直播平台进行了直播,凭借其超高的人气,在短时间内吸引了超千万人围观。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张继科的一次直播更是人气爆棚,甚至导致平台瘫痪。
据了解,这些明星主播大多来自平台邀请。
那么,为何平台热衷于邀请名人?自媒体人Q认为,明星自带IP属性,能够为平台带来更多的用户,直播的过程就相当于为平台做了广告,而且成本极低。
虽然这种模式也存在缺乏持续爆发力的缺陷,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营销方式。
资料4前不久,B市某遗址公园也赶了回潮流,在微博、微信、直播软件等新媒体上进行了一次考古实况直播,让大家在网络上“近距离”观看并了解考古工作,没想到这种“冷门”的直播居然也“俘虏”了不少观众,在如今“野蛮生长”的网络直播市场中可算得上是一股“清流”。
这说明网友对于富含文化底蕴、正能量的有趣内容是充满兴趣、有需求的,而为大家提供这样优质的内容就应该成为网络直播平台未来努力发展的方向。
L市交警部门通过“网络直播”现场展现交警的执法过程,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这是L市交管部门首次通过网络直播平台播出交警执法现场,首日便吸引2万名网友在线“围观”。
2016年8月15日,J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开展首个“J省交警执法直播日”活动,通过新浪微博等平台直播针对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纠。
交警总队负责人告诉记者,非机动车违法行为高发,客观上是因为这几年电动车等非机动车发展迅速,但根本原因是很多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
1小时直播内,交警部门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67起,21万网友“围观”了交警部门的执法行动。
该负责人表示,开展网络直播是推进交警系统执法规范化的一次创新尝试,希望利用网络直播这种时下“时尚”“流行”的宣传方式,吸引网民广泛“围观”交警执法,从而让网民获得交通安全法律常识和安全出行知识。
一名网友说:“执法视频也看过不少,但这种实时交流互动的模式,能随时解答我们的疑问,让我们收获自己需要的知识,这才是真正吸引我的原因。
”某网络协会负责人对此曾表示:“网络直播给大众提供了新的消遣方式,但它的意义远不仅于此。
”一谈到直播,大家总会想到斗鱼、YY、虎鱼、龙珠等直播平台推送的萌妹纸卖萌耍宝、酷大叔展示磁性歌喉、大胃王速食挑战等项目,但如果单纯把直播理解为娱乐的工具,我们就很容易忽略它潜在的巨大价值。
资料5“对于学生来说,补习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普遍学习效率低、成本高,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上的压力。
有的同学为了听‘靠谱’老师的课程,甚至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时间浪费了不说,来回奔波也会影响听课效果。
”某中学学科辅导老师杨洋说。
而在线教育公司“Y辅导”提供的教育直播产品则让教育的难题得以破解,也因此收获了成功。
王刚是一名复读的高三学生,他在线购买了物理和化学的冲刺课程,其他学科则购买了专题课——专门针对某一章节或知识点进行讲解的课程。
王刚觉得,这样高度自由的学习更适合自己。
由于互联网的模式有效降低了成本,因此,“Y 辅导”采用了平价售课的模式,这也吸引了更多用户。
其产品页面上一堂名为“咸鱼翻身,高考冲刺”的数学在线课程,价格仅为1元,开售3天,就已有一万多人购买。
屏幕靠右的四分之一是学生的滚动评论栏。
“听得懂按1,听不懂按2。
”讲完一个知识点,王文勇就停下开始询问学生,看到有人按2,他会根据情况进行调整,同时学员还可以通过语音向教师提问。
借助这种人性化的产品,“Y辅导”的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涌现出来,但面对市场化的激烈竞争,教师要不断创新变化,才能适应各种竞争压力。
并且,平台对入驻教师的审核主要注重身份的真实性,如果教师有恶意刷单、旷课、迟到等违规行为,则会被扣除相应的分数或者被学生打差评,这都会影响其排名和生源。
“是不是好老师没有统一标准,教得如何学生说了算,因为评价系统都是对外公布的。
”教师刘文明告诉记者。
如今,“Y辅导”凭借互联网平台将一线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流动到二、三线城市。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但是在现实的障碍下很难实现。
随着在线教育的诞生,优质教育资源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面向每一个学生平等开放,实现优质资源的真正共享,使这一教育理念真正得以实现。
相比其他领域的技术应用,在线教育领域要复杂得多,需要兼顾图片、文字、声音、题库、互动等功能,这考验着技术供应商不断去创新和改进的能力。
CC视频副总裁董世永介绍,一旦将后台的流量和数据商业化,前景将无限广阔。
比如基于大数据,我们可以得知学习者在某一段视频中停留的时间、观看的次数、有没有快进等,从而对用户做行为分析报告,为机构提供最优内容解决方案。
而机构则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优化投入与产出比例,以便更好地提供个性化服务、增值服务等。
此外,“Y 辅导”承认并尊重教师和其他员工的价值和尊严。
“Y辅导”重视每一个人,关注他们个人的精神需要,关注他们个人的处境和困难,支持他们个人的发展和目标的实现。
平时上班不打卡,遇到阴雨天气也可在家办公,这使得每个个体都能体会到管理者浓浓的人情味,使得每个个体的能力甚至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最终企业充满了生机,实现了共赢。
“Y辅导”不仅为了赚钱,它还维护员工的利益,积极地、长期地为员工创造利益,每年的年薪假、公费旅游等使全体成员更加和谐、有干劲。
资料6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初期,网络信息的来源集中于门户网站,彼时监管职责由政府职能部门和网站平台管理者承担,管理难度相对较小。
而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网民借助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可在微博、微信等平台随时发声评论,甚至发表文章,在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众多低俗、庸俗的信息也随之泛滥,加大了网络监管治理难度。
例如有新闻客户端按照点击率将《次奥!上海发生肇事逃逸!全责方竟然嚣张到爆!》《我借钱给你,我特么有错吗》等文章置顶,这些标题和内容含有不文明用语的文章也引发了社会的争议。
一组“中国第一支女子拆迁队”的图片曾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图片的内容是5名年轻女子仅穿胸衣内裤,戴着头盔,手持铁锤、泥铲等工具到一处拆迁工地拍游戏的宣传照,据悉她们此举纯粹是为了炒作吸睛。
一款名为“滴滴打人”的APP也曾引爆网络,有律师表示,使用“打人”作为名字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有人利用该软件促成打人事件,除了打架斗殴的发布者和参与者外,软件开发者也应承担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