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六经”：《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中，还是在《周礼》所言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乐”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历代皇朝对音乐都很重视。

唐皇朝对音乐的重视程度更是达到极致，他们认为“乐者，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

人有血气生知之性，喜怒哀乐之情。

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

圣王乃调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颂，荡之以钟石，播之以弦管，然后可以涤精灵，可以祛怨思。

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祇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

”(《旧唐书•志第八•音乐一》) 基于这一认识,唐代各个时期的当政皇帝都很重视音乐的作用。

武德九年，唐高祖命孝孙修定雅乐。

至贞观二年六月奏之。

当时，御史大夫杜淹认为：“前代兴亡，实由于乐。

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

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

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

”唐太宗则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

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

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

”尚书右丞魏徵亦言：“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唐代在朝廷对外对内的大小事务中广泛使用音乐，因应不同的场合、不同事务，使用不同乐曲和表演方式。

贞观二年，孝孙奏请太宗。

“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

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

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

祭圆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林钟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

五郊、朝贺、飨宴，则随月用律为宫。

初，隋但用黄钟一宫，惟扣七钟，馀五钟虚悬而不扣。

及孝孙建旋宫之法，皆遍扣钟，无复虚悬者矣。

祭天神奏《豫和》之乐，地祇奏《顺和》，宗庙奏《永和》。

天地、宗庙登歌，俱奏《肃和》。

皇帝临轩，奏《太和》。

王公出入，奏《舒和》。

皇帝食举及饮酒，奏《休和》。

皇帝受朝，奏《政和》。

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

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

郊庙俎入，奏《雍和》。

皇帝祭享酌酒、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和》。

五郊迎气，各以月律而奏其音。

又郊庙祭享，奏《化康》、《凯安》之舞。

《周礼》旋宫之义，亡绝已久，时莫能知，一朝复古，自此始也。

” (《旧唐书•志第八•音乐一》) 《通典•乐典•乐一》中之《乐序》有“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

然人心复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惨，则韩娥曼声哀哭，一里愁悲；曼声长歌，众皆喜忭，斯之谓矣。

是故哀、乐、喜、怒、敬、爱六者，随物感动，播于形气，协律吕，谐五声。

舞也者，咏歌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动其容，象其事，而谓之为乐。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可以善人心焉。

所以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无故不彻乐，士无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畅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干。

此古先哲后立乐之方也。

”音乐舞蹈本体现人之哀、乐、喜、怒、敬、爱。

人有雅俗，故其哀、乐、喜、怒、敬、爱亦当有雅俗。

《战国策•魏策四》《唐雎不辱使命》有：“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

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

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

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庸夫之怒“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士之怒则如专诸、聂政、要离。

因哀、乐、喜、怒、敬、爱有雅俗,故其表现于人前亦各有异矣。

“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藏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余烈尚犹不绝。

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

完，陈厉公子，即敬仲也。

庄二十二年遇难奔齐。

陈，舜之后，韶乐在焉。

故孔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美之甚也。

”《通典•乐典•乐一》此乃高雅音乐之效用也。

圣人尚且如此感动，况吾辈凡胎俗骨乎。

然，“周道始衰，怨刺之诗起。

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

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于诸侯，益坏缺矣。

”《通典•乐典•乐一》“周衰政失，郑卫是兴。

秦汉以还，古乐沦缺，代之所存，韶武而已。

”“自周、陈以上，雅郑淆杂而无别，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当‟。

”（唐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

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乐圣乐》，凡八部。

坐部伎有《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

）唐高祖时，孝孙定乐，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号《大唐雅乐》：一曰《豫和》二曰《顺和》，三曰《永和》，四曰《肃和》，五曰《雍和》，六曰《寿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

而“所谓俗乐者，二十有八调：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为七宫；越调、大食调、高大食调、双调、小食调、歇指调、林钟商为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为七角；中吕调、正平调、高平调、仙吕调，黄钟羽。

般涉调、高般涉为七羽。

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则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节，急者流荡。

其后声器浸殊，或有宫调之名，或以倍四为度，有与律吕同名，而声不近雅者。

” (《旧唐书•志第十二•礼乐十二》)其实这雅俗亦相对而言，如只凭钟鼓与丝弦而定雅俗自是有失偏颇，当然于此处之俗亦非庸俗之俗，亦只是庙堂与乡野民间之别也。

“丝有琵琶、五弦、箜篌、筝，竹有觱篥、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则附革而为鞡，木有拍板、方响，以体金应石而备八音。

倍四本属清乐，形类雅音，而曲出于胡部。

复有银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应律之器也。

后人失其传，而更以异名，故俗部诸曲，悉源于雅乐。

” (《新唐书•志第十二•礼乐十二》)故这雅俗亦不怎么明显区分了。

唐代音乐表演大都集器乐、歌、舞于一体，故后世研究者基本上将其归于“唐大曲”，研究唐代音乐基本上也是以“唐大曲”为主。

大曲乃中国古代大型乐舞套曲，尤指汉魏相和歌、六朝清商乐、唐宋燕乐的大曲。

它们几乎都是兼有器乐演奏的大型歌舞曲。

因此，通常所说的大曲亦即大型歌舞曲。

《乐府诗集》云：“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

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

”关于其结构，宋沈括之《梦溪笔谈》、陈旸《乐书》、王灼《碧鸡漫志》各有不同说法。

唐大曲的结构比较庞大，有二十几段，三十几段甚至五十几段的。

一般认为典型的大曲可分三大段：一段乃序奏，无歌、不舞，称“散序”；二段乃以歌为主，称“中序”或“拍序”；三段乃歌舞并作，以舞为主，节拍急促，称“破”。

最早的大曲是汉代相和大曲,其源于商周时的大型乐舞。

相和大曲，汉魏的相和大曲，主要是一种兼有器乐演奏的歌舞曲。

也有部分声乐曲和专称为“但曲”的器乐合奏曲。

主要作品有《陌上桑》、《东门行》、《白头吟》、《步出夏门行》、《广陵散》、《大胡笳鸣》、《小胡笳鸣》，等等。

清商大曲，六朝时，相和歌演变成清商乐，相和大曲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吴声西曲的影响而有新的发展；同时，在吴声西曲基础上也产生了一部分新的大曲，它的总称为“清商大曲”。

隋唐时,清商乐简称清乐,清商大曲才改称“清乐大曲”。

其主要曲目有《明君》、《广陵散》、《激楚》、《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泛龙舟》、《斗百草》等。

唐代乃大曲艺术发展之盛期。

唐大曲不仅数量多，来源广，而且艺术水平亦很高，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

唐代是最文明开放的朝代，唐文化不仅传播影响周边民族和国家，更是传入、吸收了更多的外来文化。

唐大曲除少量前代承传下来的清乐旧曲外，主要是当代创作了大量新声：一是在清乐的基础上吸收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等西域少数民族音乐和天竺、高丽等外国音乐的滋养产生的“杂用胡夷里巷之曲”；一是各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在传入内地后，汲取清乐的滋养和经验形成的大曲。

由于应用场合与来源不同，这些大曲可分为用于郊庙祭祀等重大典礼的雅乐大曲，用于宴飨、元旦朝会、重大节日的燕乐大曲与源于宗教的道调法曲三大类。

其中，以燕乐大曲为最具代表性。

燕乐大曲包括□乐大曲、清乐大曲、西凉大曲、龟兹大曲、疏勒大曲、高昌大曲、安国大曲、天竺大曲等。

燕乐大曲和法曲的艺术水平最高，结构也较庞大复杂。

如《破阵乐》在雅乐大曲中只有两遍(段)，而在燕乐大曲中却有52遍之多。

据唐崔令钦《教坊记》等书记载，唐燕乐大曲的主要作品有《破阵乐》、《绿腰》、《凉州》、《伊州》、《玉树后庭花》、《泛龙舟》等60余曲。

法曲的主要作品有《霓裳羽衣曲》、《火凤》、《倾杯乐》、《泛龙舟》等20余曲。

唐大曲为歌舞大曲，故歌与舞于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歌，释名曰：“人声曰歌。

歌者，柯也。

所歌之言，是其质也。

以声吟咏，其上下如草木之有柯叶。

”说文曰：“咏，歌也，从言，永声也。

”尔雅曰“徒歌谓谣”，齐歌也。

歌即人声唱咏。

段安节《乐府杂录》曰：“歌者，乐之声也。

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肉居诸乐之上。

”白居易也有“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的诗句。

乐记：“师乙曰：…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

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

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

‟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

言歌声之着，动人心之审，有如此事也。

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

（注云：匏，笙也。

）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

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由此可见歌于唐代音乐中之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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