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
析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一个旨在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制度，即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发现其生产、销售或进口的产品存在缺陷，可能或者已经危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时，依法向主管机构报告并及时通知消费者，对缺陷产品进行免费维修、更换或收回，而主管机构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的制度。

召回的目的是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有关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方面的立法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之中。

这些法律规定在原则上为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理基础，但其缺点是显著的，它缺乏操作性，例如《消法》第18条，经营者在发现缺陷产品后，应当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

那么经营者如何采取措施防
止危害发生呢？我们不可能从法条上推测出来，一个完整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应该是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它包括主管部门对召回的监督管理权，经营者承担具体召回的义务，快速有效可操作的召回程序，违反义务的处罚规定等诸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

一、我国召回法律制度关于召回成本立法的问题
(一)缺少缺陷产品召回的一般法
在我国，虽然《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
障法》对产品责任问题做出了一些规定，但都没有关于缺陷产品召回的条款。

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和《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的适用范围和效力范围有限，并且属部门规章，执行中常常要受到其他部门的牵制，导致协调成本和召回成本的增加。

缺少一部缺陷产品召回的一般法(即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的最大障碍。

没有这样一部法律，缺陷产品召回中的一般性问题就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关于召回成本的问题更无从说起。

(二)对召回成本承担主体缺乏明确的规定
我国现行的有关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对召回责任主体的规定不一，称谓不同。

《产品质量法》规定：根据过错，由销售者、生产者和供货者承担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由经营者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则规定：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包括进口商)选择修理、更换、收回等方式消除其产品可能引起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缺陷。

这种情况固然是由于这些法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同，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制定缺陷产品召回一般法的必要性。

由于这些法律规定不一、操作性不强，导致承担召回成本的责任主体不明。

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为例，虽然其规定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包括进口商)选择修理、更换、收回等方式消除产品中可能引起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缺陷并无不当，但没有明确规定有过错的运输者、仓储者、零部件供应商及原材料提供者应当承担的责任。

而且，对于同一型号的产品由不同厂商生产、发
现缺陷又难以确定具体制造商的情况，由谁来承担召回责任也缺乏明确的规定。

(三)不重视对召回主体的保护
虽然由企业承担召回成本有法理上的依据，但是企业召回缺陷产品本身是承担了比自身责任更多的社会责任。

召回缺陷产品不是为了惩罚企业，而是为了防止缺陷产品的社会危害。

因此，在保护消费者利益优先的情况下，法律也应当适当地考虑企业的利益，以促进企业的发展。

仍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为例。

该法规定由产品制造商承担召回责任，销售商、租赁商、修理商协助其履行召回义务；制造商不履行召回义务时，主管机关可以责令其实施召回。

可以说该法包含了大量有关召回企业的义务性规定，而在制造商承担责任后向有过错方追偿方面却没有规定。

同时，该法规定了判断汽车缺陷的原则，却没有相应的规定免除责任的例外。

可见对企业的保护还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民事赔偿与行政处罚数额偏低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可见我国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补偿性的赔偿责任，并且严格限制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

这就使得人身伤害民事赔偿数额明
显偏低，受害人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对侵害人也不能起到震慑作用。

仍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为例。

该法规定：“销售商、租赁商、修理商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有关规定，不承担相应义务的，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可以酌情处以警告、责令改正等处罚；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这样的处罚力度与缺陷产品的社会危害相比明显偏小。

二、完善我国召回法律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尽快制定缺陷产品召回的一般法
此方面我国可以借鉴美国产品召回方面的立法经验。

美国的产品召回始于1966年。

当时美国汽车行业根据《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明确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召回缺陷汽车。

1972年，美国颁布《消费品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对有缺陷的产品实施召回翻。

我国可以在《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基础上，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般消费品召回的法律，使之涵盖汽车、药品、食品、医疗器械等涉及公共安全的消费品的召回。

在召回的一般法中应当规定过错责任、保护消费者利益以及鼓励主动召回等原则：明确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和免责的情形；明确规定企业有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要求过错方承担相应责任以及在主管机关因行政行为不当造成企业损失时的赔偿请求权；同时还应当明确相应产品召回的主管机关及其责任；明确检测机构等。

因为这些都是关乎召回成本的重要事项。

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般法的基础上，再由国务院或各召回主管机关制定相应领域缺陷产品召回的具
体法规或规章，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

(二)建立协调、裁决机制以保护召回主体的利益
由于生产过程的现代化和高度分工，一种复杂产品往往是由几个厂家提供零部件或原料，再由生产厂商整合而后出售的。

而造成产品缺陷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零部件，也可能来自于产品的设计和组装过程。

因此，在产品出现缺陷需要召回时就产生了责任的负担问题。

责任的负担问题决定着召回成本的承担问题。

在这一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召回的进程也就难以展开。

但是，受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在有些情况下很难查清缺陷是如何造成的。

即使能够查清，等确定了责任主体之后再开始召回显然又缺乏效率。

而且给召回设置前提，不利于召回制度的有效实施。

因此，立法应当鼓励召回相关各方在实施召回前自愿协商，形成惯例，建立协调机制。

具体来说就是，在发现缺陷后，生产厂商和零部件供应商以及销售商、修理商等应进行磋商并实现信息共享，以共同确定缺陷产生的原因以及成本分担事宜，并达成协议。

在此基础上向主管部门报告造成缺陷的原因以及召回的具体措施。

当然主管部门也可以协调各方，促使其达成协议。

这体现了私法自治的原则，有利于保护企业的利益，提高企业召回的效率。

在鼓励各方自主协商的同时，为避免久拖不决，立法可规定一定的期限。

即如果各方在该期限内不能就召回责任和成本的分配达成一致，主管部门可责令形成最终产品的制造商先承担责任并实施召回，并承担召回成本。

同时应当规定，待召回结束后先承担责任的企业可向主管部门提出裁决的申请，要求主管部门确认由过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可
以直接到法院起诉，追回部分或全部成本。

(三)在产品责任领域实行惩罚性赔偿
召回缺陷产品必然对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因此某些生产者宁愿违反法律的规定，对应召回的产品不予召回。

企业是否做出违法决定取决于即期利润与违法成本的比较。

当即期利润大于违法成本时，生产者很有可能不遵守法律，用最小的违法成本获得最大的违法收益。

而我国目前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赔偿以补偿性为原则，且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有严格的限制，这就大大降低了企业在该领域的违法成本。

因此，国家应采取的措施便是通过法律使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大于违法收益。

惩罚性赔偿显然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惩罚性赔偿是相对于补偿性赔偿而言的，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嗍。

惩罚性赔偿是指在被告人承担补偿性赔偿责任的前提下由其额外承担一定金额的
损害赔偿，以惩罚其不法侵害行为。

在产品责任领域引进惩罚性赔偿，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