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5—2020年南昌大学“三个规划”和校园文化建设问题的讲话（根据周文斌校长在南昌大学二届三次“双代会”暨2005年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摘录）2005年4月1日下面，我谈学校“三个规划”和校园文化建设问题1．关于2005—2020年南昌大学“三个规划”问题《2005—2020年南昌大学“三个规划”》作为学校一个重要的文件，它是南昌大学今后15年工作的一个总目标、总蓝图。

“规划”提出了建设“全国性、国际化、高水平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下面就与同志们重点探讨一下这个目标。

南昌大学和其它高校一样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建设一所什么样的南昌大学和如何建设好南昌大学”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怎样建设南昌大学？南昌大学今后的十几年往什么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而且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根据国家教育部、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以及南昌大学几十年发展所积累的资源和发展现状，我们确定了“全国性、国际化、高水平、国内一流、国际知名”这样一个奋斗目标。

其依据有两个：一是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二是江西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快江西省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任务。

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5月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会议上明确提出，国家要建设若干个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目前真正有实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只有北大、清华等高校。

按照教育部的说明，这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在100所左右，南昌大学应该定位在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这个目标上。

江西省委在去年召开的十一届八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加快建设研究型大学的任务，这首先是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江西省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高等教育走向了低谷，使江西的高等教育在学科建设与办学水平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当时的国立中正大学被解散，很多院系、知名教授等被调整到别的大学，以致于现在江西的高等教育还处于周边省份的低谷。

我们看看周边省份的情况：浙江的浙江大学、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是典型的研究型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都处于国家研究型大学很前的位置，湖南的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广东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从周围省份这一圈排过来，唯独江西没有大家公认的研究型大学。

江西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与缺乏科技竞争力、缺乏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有着直接的关系，针对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中部盆地的低谷这一现状，江西省委、省政府从2001年开始采取了非常有力的措施，找到了一条适合江西目前发展的比较现实的道路，就是建设“三个基地和一个后花园”，这也只能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江西这种“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的转移，提供劳动力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以及做一个后花园”的现实选择是从当时的省情出发的，当时的财力有限，要想一下子发展很多高新企业是不可能的，只有把能够利用的各种资源尽量先合理利用起来，比如承接周边发达省份的产业转移，发挥农副产品的优势，劳动力到外面去就业等。

江西真正要崛起，必须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来。

经过几年的发展以后，江西的财力逐渐得到增强，2001年财政收入只有200亿左右，到2004年已有350亿左右，据说今年超过400亿没有问题，财力的增长为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江西省去年正式提出了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任务，同时也是我们南昌大学发展的需要。

南昌大学风雨兼程65个春秋，已经初步具备了向研究型大学冲击的基本条件，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乘势而上，果断快速地向研究型大学目标前进。

研究型大学对博士、硕士学位的授予比例与本科生的比例是有严格要求的，国内很多研究型大学硕士以上学位的授予在50%以上，我们先把这个比例定在1/3左右，到2008年实现这个目标不难，那时我们的研究生人数已超过1万人。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科研经费，充分认识到科研是带动整个学校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这就有一个如何看待科研工作的问题。

办研究型大学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看待科研工作。

高校必须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相结合，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仅仅认为“人才培养就是教学”和“教学就是课堂教学”的观点是错误的，教学只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课堂教学也只是教学的一部分。

如果不进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质量是肯定提不高的，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只有课堂教学环节或者课堂实验环节，还必须经过科学研究环节，经过大量的实践环节，高校对人才的培养必须要在真正实际意义的课题中进行锻炼。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高等教育者仅仅是靠看到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自己没有任何的科研体验，是不可能把课讲活的，不可能培养学生创新的精神，不可能培养学生非常强的运用书本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问题的能力。

这是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分析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科研也是提高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个老师只有有了很多科研经历和体会，讲课的内容才会更丰富，实例才会更鲜活，讲课才能更自如。

从而可以说，课讲得好的老师大都是有科研经验的老师；或者说科研工作做得好的老师，大部分讲课很好，深受学生欢迎。

这是从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中分析科研的重要性。

另外，科研也是我们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个纯碎教学型的学校对社会的贡献仅限于每年为社会输送一些毕业生，这种贡献的力度是极为有限的。

真正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贡献必须要有大量的科技成果，目前更需要把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大学要成为社会发展的这种发动机。

大学这个发动机，要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发展提供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要成为政府的智囊团和思想库，要成为企业的知识源泉和人才阵地。

科研工作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以及学校对外的形象与发展。

目前，社会对大学的评价主要是按照教育部和高等教育法的要求来进行的，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者综合起来全面评价，其中本科教育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这个标准是国际通用的。

在我们国内，稍微考虑了一下培养学生的数量，在武书连的评价体系里还较多地参考了培养学生数量这项指标，国外对大学的排名里是不考虑学生数量的。

如果考虑学生的数量，南昌大学比麻省理工要好的多，麻省理工只有9000学生，南昌大学有4万学生；法国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只有3000学生，比南昌大学人数少得多，它在法国却排名第一，原因就是它的科研密度很大。

国内的情况又如何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清华大学，它的学生也只有2万多，所以这种排名不在于人数多与寡，而在于质量和水平。

由此看来，科研成果是学校声誉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学校声誉又反过来影响学校的发展。

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就不参加排名总没关系吧？答案是否定的，关键是怎样把科研工作抓上去。

按照国内目前对研究型大学的划定方法，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因为它是把完成了国内所有大学60%的科研工作量的前若干所大学称作为研究型大学，后面的就依次为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最后就是教学型。

国内研究型大学从2003年的50所左右到2004年的40多所，2005年还在继续减少，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好的学校科技资源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科研工作量在进一步向这些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集中。

面对这种趋势，我们科研工作即使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如果速度不快，排名也都是在一直往下降，它必然直接影响到我校的招生。

去年我校的食品学科有几个专业招生很好，是因为有几个专业在武书连编写的一本关于报考大学专业的书里面评了A，这本书的有关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具有权威性，然而我们还有些专业排名很差，排到了C、D，甚至排到E的都有，这些专业招生就非常困难，这必然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在我们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提高生源的质量，只有有了好的生源、好的材料，才会有好的加工。

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说，我们在学生身上化的力气不一定有你们大，但我们的学生聪明，有很好的学习习惯。

我在南京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也真没看到南京大学的辅导员、老师一天到晚下到学生当中去，学生都是一个跟一个比，晚上12点以前没有谁去宿舍睡觉的，都在争先恐后地学习，而我们学校有些风气不好的宿舍反而会饥讽、挖苦睡觉晚的同学，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生源取决于学校声誉，声誉取决于科研能力，取决于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做得好就是良性循环，反之就是恶性循环。

南昌大学现在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即由一般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过渡，这个过渡阶段也可能是比较漫长的，甚至可能要30—50年。

但世界上也有很多非常快就进入研究型大学行列的学校，比如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从成立到迅速进入世界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行列就20多年。

当然，这跟非常雄厚的资金注入与香港特高的教授工资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香港教授的年薪都在百万港币以上，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但南昌大学已经有60多年的办学资源和文化沉淀，现在至少应该适时提出建设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开始进行转型的准备工作，因为建设的确需要时间。

如果我们现在不说也不做，可能永远也进入不了这个行列；现在就着手准备，即使到2020年还与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有一定差距，至少先争取跻身于这个行列。

古人有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我们现在是取上，才能至少得其中，大家要明确提出这个发展战略目标的含义。

转型往往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饱含痛苦的时期，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承担起这个由教学研究型向研究型转变的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它会荆棘密布，对我们不同的群体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冲击，这种阵痛是不可避免的。

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欧洲是通过跑马圈地才实现了工业化，目前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有大量的农民远离家乡，外出务工；现在是由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换阶段，或者说向新兴工业转换时期，比如上海的纺织业就是几十万人下岗，然后才开始发展信息产业、金融服务业等。

这都是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阵痛。

我们学校出台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包括教职员工的聘任制度、学院经费动包干实施办法等，都是朝着实现研究型大学这个目标而进行的分解，当然有些分解的力度还不够大，今后还会逐步加大分解力度，让大家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分解科研工作量的时候是按5000万进行的，当时也有人叫很难完成，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突破了6000万。

在逐步深入、逐步施压的过程，要把学校的总体发展目标分解成具体的指标，变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变为我们每一个考核的指标，这是一个总的方向。

希望每个人都能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正确对待转型时期的这种阵痛。

在分解过程中，对不同的学科会有一定的区别，特别是对一些基础学科、公共教学学科等，会作一些适当的调整，但并不是说基础学科就不搞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