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角度分析肩章的类文字性-汉语言文学
从符号学角度分析肩章的类文字性
摘要：“类文字”，简单地说就是介于图像和文字之间的视觉符号。

它们不仅具有一般文字的语言指涉功能，还保持了图像性而没有完全成为语言的替代品。

肩章是军人佩戴在军衣肩上的识别标志，是军人军衔等级的一个象征，具有一般文字的语言指涉功能。

本文试从符号学角度，分析肩章的类文字性。

关键词：类文字性肩章图语
肩章是军人佩带在军衣肩上的识别标志，通过肩章的种类、式样、颜色及肩章上的彩色杠(竖条带)、条纹的数量和宽度以及星徽或其他图案的数量、大小，可以区分军衔等级和勤务属性。

既然肩章是一种识别标志，那么它就具有了符号的特性。

孟华（2009）将介于图像和文字之间的，具有一般文字的语言指涉功能，但又保持了图像性而没有完全成为语言的替代品的视觉符号定义为“类文字”。

从这个定义来看，肩章明显具有类文字性。

本文试用分离性和统一性原则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我国军队所用肩章的类文字性。

一、“类文字”概念的形成
“类文字”这个术语最早见于语言学家徐通锵在回答“史前文字”这个概念时的一段评语：“史前文字”这个概念值得推敲，因为“史”的标志是文字，有文字才有“史”，因而史前的种种记号不宜叫作“史前文字”，建议叫作“前文字、类文字”。

①这里的“前文字、类文字”指的是史前非文字视觉符号向汉字符号过渡的中间状态，它属于汉字起源的研究。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拓宽了文字的范围，他将图像符号看作是文字，认为“凡是视觉符号，用来代表语言的就是文字。

”他举例交通标志符号“＜━┓”，如
果在上面打上“＼”，表示“禁止左转”，那它就是文字。

他还举例，一个骷髅跟两根骨头的图画，如果专指“有毒”这个意义，那它“就有文字资格了”。

赵元任在这里所分析的正是类文字，包括两类：一是图画性类文字，如表示“有毒”概念的骷髅图；二是图形性类文字，如抽象的交通记号。

徐通锵的史前“类文字说”以及赵元任的“图像符号文字说”虽然涉及到了类文字研究，但仍停留在现象描述阶段，没有上升为理论范畴。

孟华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将这种现象上升到理论范畴，在论文《记忆文化的中法比较》中，孟华借鉴德里达的泛文字论思想，从“文像关系方式”（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方式）这个范畴出发，将地图、图像招牌、纪念性的器物、文物、雕像等称之为“图像文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已经开始形成他的符号学类文字思想。

在《试论类文字》（未刊稿）中，他认为“‘类文字’，简单地说就是介于图像和文字之间的视觉符号。

它们具有一般文字的语言指涉功能，但又保持了图像性而没有完全成为语言的替代品”，从而形成了具有开创性的“类文字”理论。

二、肩章的类文字性
孟华区分了两种类文字现象：一是就文字的外部关系即图文关系而言的“图趋文”的类文字现象，也就是图像符号向文字靠拢、图像的文字化现象，如图像性招牌的类文字性；二是就文字内部看，它自我异化为图像符号，即“文趋图”的类文字现象，如文字画“马到成功”。

本文所分析的军队肩章属于前一种类文字现象，即“图趋文”的类文字现象。

（一）分离性原则
1.语言性与言语性
我们知道，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正如索绪尔所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二者缺一不可。

孟华从符号的所指或表达内容的角度分析发现，图像的所指是言语性的，象形字的所指是语言性的。

“语言”是全社会约定的一套符号系统，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有音位、语素、词等。

汉字对应的是语言里的词或语素，这些汉字有明确的读音，有全社会约定的含义，这个读音与含义，是全社会约定俗成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文字具有语言性。

军队所用表示军衔等级的肩章，没有与特定的语言单位相对应，更没有确定的读音，也没有确定的语言形式，只是有确定的形体。

如：我们面对由一杠和一星图案构成的肩章时，有的人会说“这是一个少尉”，有的也许会说“它表示的是少尉这个军衔”“少尉”“呀，是少尉啊”……对它的语言解释完全因人而异，正像孟华所言，这种语言解释是一种个人话语状态。

这种因人而异的话语状态就是索绪尔所谓的“言语”，所以说肩章符号的语义内容是由言语构成的。

2.全体参与和少数制作
“文字是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产物，是劳动的结果……文字乃是人民大众智慧的结晶。

”②文字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就能完成的，汉字的演变，从甲骨文算起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过程。

在这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中，伴随着汉字的不断演变，当然离不开历代社会成员的参与。

而肩章的制作只有专业人员参与，人民大众不参与，是少数人决定的产物，而非全体社会成员的产物，它来自少数人的深思熟虑，只要国家上层领导同意，就可公布于众，为大家所认识和接受。

（二）统一性原则
孟华认为象形字与某些图形符号有相通之处，象形字的符号结构规则也成为这些图形符号的主导型。

某些图形符号与象形字之间具有某种同构性或相似性，它们都具有相对固定的形体和固定的内容，肩章正是这样的标志性符号。

1.笔画化与线条化的统一
笔画或称像素，是能够重复使用的构成图像的最小视觉单位或基本单位，它本身没有意义。

无论是早期的象形字，还是当今使用的简体字，都具有笔画化和线条化相统一的特点。

通过观察，发现军队所用肩章上的图案也具有笔画化和线条化的特点。

我军肩章上的图案及军衔等级规定如下。

尉官的等级：一杠一星——少尉；一杠二星——中尉；一杠三星——上尉。

校官的等级：两杠一星——少校；两杠二星——中校；两杠三星——上校；两杠四星——大校。

将军，没有用杠，而是用金色的松叶，直接加上金星，一颗金星——少将；二颗金星——中将；三颗金星——上将。

士官军衔在肩章版面上缀以象征符号和折杠，象征符号、折杠的繁简分别表示士官军衔的等级。

三道粗折杠为六级士官军衔；两道粗折杠加一道细折杠为五级士官军衔；两道粗折杠为四级士官军衔；一道粗折杠加一道细折杠为三级士官军衔；一道粗折杠为二级士官军衔；一道细折杠为一级士官军衔。

兵的军衔在肩章版面上缀以折杠，无象征符号。

两道折杠为上等兵军衔；一道折杠为列兵军衔。

总体来看，肩章上的图案概括起来不外乎“杠、金星、粗细折杠、象征符号”四类，这四类图案具有笔画化和线条化相统一的特点。

如上尉的肩章由一杠三星四部分构成，而每一部分是由可以重复利用的笔画和像素组成，四部分构成的整体作为一个符号表达一定的意义（上尉军衔），这与由笔画和线条构成的表达一
定语义的文字具有共性。

特定的肩章标志与特定的意义“锚固”在一起，具有了“准”书写符号的性质。

星星图案还具有图画性，总体来看，具有一般文字的语言指涉功能，但肩章保持了图像性，没有完全成为语言的替代品，它是符号学中的类文字。

2.约定性和规定性的统一
孟华认为，那些不具有象形特点，但是具有文字的某些编码特征的图形符号，是类记号字。

佩带在军衣肩上的识别标志——肩章，就具有文字的编码特征。

肩章和文字一样，都具有较强的约定性和规定性。

约定性是一种意指关系，指图像与固定的概念或词语关联但不能随意解释。

我们知道语言是全体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产物，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文字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一旦确定就不能任意更改，具有规定性。

与文字相比较，我们发现，肩章也具有能指与所指的社会约定性，肩章是由少数人制作的，是少数人参与的产物。

肩章一旦制定，就会普及到社会成员中去，具有了社会约定性。

再者，肩章的使用规则是上级规定的，我们必须按照上级规定执行，如：三颗金星的肩章只能约定或规定为“上将”，而不能直接认为是“三颗金星”。

3.表达方式的统一
巴尔特（1999）认为符号的表达方式有两种：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

孟华进一步解释，直接意指就是字面或画面的形象与对象之间有直接对应关系，人们凭借视觉形象就能直接分辨出原型；含蓄意指则是形象与原型之间不对应的情况，需要经过阐释或专门训练才能理解原型对象。

这两种表达方式在汉字中都存在过，如古代象形字，属于直接意指；而汉字“大”则属于含蓄意指。

肩章与它所表达的对象属于含蓄意指，人们凭视觉不能直接分辨出原型，而是需要解释才能
知道原型对象。

从语义的表达方式来看，肩章的表达方式与文字具有统一性。

三、结语
文章用分离性原则和统一性原则相结合的关系论方法来分析军队肩章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发现肩章具有类文字性，它就是介于图像和文字之间的视觉符号，它们不仅具有一般文字的语言指涉功能，还保持了图像性而没有完全成为语言的替代品，这正是孟华所讲的“类文字”。

类文字理论是一个新兴的理论，具有很大的挖掘空间，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注释：
①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295.
②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王东亮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孟华.三重证据法：语言·文字·图像[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3]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范海霞山东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