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古诗文诵读法的理论与实践摘要：唐文治古诗文诵读法是我国近现代传统语文教学中的一种读文法。

在理论上，此读文法一方面传承了清代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另一方面它从古代音律之道和曾国藩的作文之道中推出读文的“阴阳刚柔”学说。

在实践中，唐文治将读文教学和作文教学有机结合，提出“三十遍读文法”，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今天对唐文治读文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溯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科学地挖掘这种传统语文教学法在文章情感表达和读者认知深化上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唐文治；读文法；桐城派；因声求气；阴阳刚柔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首届“吟诵经典、爱我中华——中华吟诵周”系列活动于2009年10月在北京举行。

作为系列活动的首场大型活动“唐调儒风”专场演出在首都师大音乐厅拉开帷幕。

全国各地的“唐调”传人汇聚一堂，热情献演，再现“唐调”魅力，足见“唐调”的深远影响。

这里的“唐调”就是指唐文治的古诗文诵读法（以下简称读文法）。

一、唐文治与吟诵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经。

生于江苏太仓市的浏河，晚年定居无锡。

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十八岁省试中举，二十八岁中进士。

在朝为官十四载，官至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

从政期间，他敢于抨击时政，倡言改革，并受到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成就的启迪，深感“人才者，国家之命根也；学堂者，又人才之命根也。

”[1]四十二岁以后，他去仕执教，尽瘁教育事业。

在近半个世纪里先后出掌两所学校：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国专），成绩卓著，成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先生的办学思想可以从国专的校歌中略窥一斑：“建功立业，博古通今，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唐文治对经学、理学和古文辞章有深湛的造诣，他以“厚植基础，博览专精”为训导，鼓励学生钻研国学元典，规定“每一位国专学生至少能背诵长篇古文五六百篇”。

[3]而他那极富个性的读文法也因其独特的风格为人传颂，在吟诵界，人称“唐调”。

吟诵是我国传统的一种古诗文美读方法，也是历代文人欣赏和传授古典文学的一种独特手段，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门绝学。

我国吟诵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西周官学中的“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周礼?春官?大司乐》），到春秋战国私学中孔子“弦歌诵书，终身不辍”（《列子?仲尼》），荀子“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劝学》），[4]吟诵之学一直长传不衰。

到了汉唐，吟诵之风遍及神州大地，在宋元明清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

可是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左”的思想和崇洋思想的影响，吟诵之学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

另一方面由于吟诵历来采用师传徒受、口耳相传的方法，当今的绝大多数青少年学子都没有听过老先生的吟诵，绝大部分学校也没有开设相关的课程，这门传统教学艺术面临失传的危险。

2009年夏天笔者随吴洁敏教授去上海拜访了毕业于唐文治任校长时期的无锡国专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陈以鸿教授，有幸亲聆了这位八十七岁老先生的即兴吟诵并做了录音。

笔者为陈老洪亮的嗓音、充沛的中气和清晰的口齿所深深震撼，真可用“美听动人”来形容。

由此笔者不难想象唐文治当年的读文风采。

陈以鸿回忆说：“茹经（唐文治的别号）先生读文时，神完气足，感情充沛，虽耄耋之年，仍旧声若洪钟，苍劲有力。

”[5]陈老告诉我们，他当年的老师唐尧夫先生是唐文治的传人之一，是无锡国专的第一批毕业生。

唐尧夫先生嗓音得天独厚，高亢洪亮，尤其在读太阳气势文时，响遏行空，铿锵悦耳或如鹰隼盘空，忽又飞流直下，教学效果甚佳。

与其他的古诗文诵读法相比，唐文治读文法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有一次，陈老用这种读法读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竟然深入文章境界，以至涔涔泪下。

这不就是“因声入境”的表现吗？看来“唐调”的确博大精深，对于凝神炼气，尤其对于文章感情的表达有独到之处。

二、读文法理论溯源唐文治读文法是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经师授而产生的个人创新。

唐文治早年在江南著名的江阴南菁书院就读，受业于经学大师黄以周。

三年间，他苦心钻研汉学、经学和义理之学，并在老师的教导下，努力学习音韵之学，研读《说文句读》、《北溪字义》、《音均表》、《音韵阐微》、《说文双声叠均》、《李氏音鉴启蒙》等。

据《南菁日记》记载，唐文治一开始“茫然不得其纲领”，“取字母读之，音仍不能分得明，而牙音与齿头正齿更觉分不出。

”[6]这里的“字母”是指汉语音韵学上的三十六个字母，代表了三十六个声母，牙音是指七音中的舌根音，齿头和正齿是指七音中的齿音。

[7]这些舌根音和齿音一开始让唐文治觉得很难分辨，后来老师让他认真抄写《音韵阐微》并用心体会琢磨，渐渐地他终于悟得诸韵，喜得诸音。

可见，唐文治早年就对音韵之学颇感兴趣并领悟较深，打下了读文的基本功。

而对他的读文法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的人乃是清代桐城派弟子吴汝纶。

唐文治十分推崇吴汝纶，除其他几位授业的先生外，“平生景仰者，惟先生一人而已”。

[8]1901年唐文治与吴汝纶初识，他亲自向吴汝纶请教文章之道，读文之法。

吴汝纶说：“文章之道，感动性情，义通乎乐，故当从声音入，先讲求读法。

”[8]他以曾国藩的大弟子张裕钊向曾国藩请教读文法之事启迪唐文治：当时曾国藩为张裕钊诵读了王安石的《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一文，张裕钊闻之大有悟，成为入门之诀。

随后在唐文治的恳请下，吴汝纶随即讽诵了唐文治写的《奉使日本国记》，并说道：“读文之法，不求之于心，而求之于气，不听之以气，而听之以神。

大抵盘空处如雷霆之旋太虚，顿挫处如钟磬之扬余韻；精神团结处，则高以侈，叙事繁密处，则抑以敛；而其要者，纯如绎如，其音翱翔于虚无之表，则言外意无不传。

”[8]大意是：读文的关键在于把握作者的文气，并从声音上获得文章的精神。

声音高昂处如天空中的雷霆，声音停顿转折处如钟磬的余音；心声集萃处声音要高昂而不予约束，叙述集中的地方声音要低沉而有所收敛；关键之处声音要纯粹和谐，不绝如缕，声音震荡于天地之间，这样言外之意就不难表达了。

随后吴汝纶又推荐他读《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二书，说：“君善学之，会心不远矣。

”[8]次年两人又在日本偶遇，白天忙于公务，晚餐后则共读经史古文，“高诵朗吟，声音达十室之外”。

[8]就这样，在吴汝纶的启发下，唐文治悉心研究，深得读文三昧，著《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初名《读文法》，又名《国文四十八法》）、《国文大义》和《国文阴阳刚柔大义》等。

有关读文法的理论见解主要就体现在这些论著中。

作为一种在吟诵界颇具影响的古诗文诵读法，“唐调”首先蕴含着深刻的清代桐城派文论思想，主张“因声求气”，强调“读文”在理解文章的神气，提高文章修养上的重要作用。

唐文治认为“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求万法”，[9]“读文一事，虽属小道，实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

[10]这个观点显然受到桐城派理论的影响。

桐城吴汝纶认为：“才无论刚柔，苟其气之既昌，则所为抗堕、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伸缩、抑扬、顿挫之节，一皆循乎机势之自然，无之而不合。

”[11]讲的是，如果正气兴盛，那么音节的高下徐疾、长短轻重就都能顺应自然，合情合理了。

桐城张裕钊在《答吴挚甫书》中也写道：“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也。

”[12]这里的“因声以求气”就是桐城派倡导的鉴赏古诗文的重要理论“因声求气”说。

桐城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指出：“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距也。

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

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距。

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13]说的就是，文章的神气主要应从音节中去体现，而音节又是以字句为准则的，由推敲字句而使音节流畅，由音节流畅而使神气显现。

在刘大櫆看来，文章有三个从精到粗的层次即神气、音节、字句。

在学习和鉴赏文章时要反过来，由字句求得音节，由音节求得神气。

可见，桐城派作家十分重视读文的方法，强调从文章的音节入手，根据言之长短、音之高低来探求文章之气，从而达到古人的神气，所以纵声朗诵，因声求气学说成为桐城派的祖传秘方。

此学说与韩愈的“气盛言宜”说也是一脉相承。

在《答李翊书》中韩愈说：“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14]这里的“气盛”是指作者的一种精神气质、人格境界。

意思是说，只要正气培养得旺盛了，发而为言辞文章，表现力就会很强，不论语句长短，语调高下，都无所不宜了。

唐文治承此学说，在《国文大义》中，他写道：“盖文章之道，所以盛者，实在于声，所以和声乃可鸣盛也。

”[11]因此，他十分强调读文在培养正气上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正气的培养要经过运气、炼气到养气三个阶段，而运气要从读文开始，只有善于读文的人才能辨别文章的繁简、纵敛、粗精的消长、增减、盛衰等变化，才能从古文的音节韵律中体会出文章的神气，然后从运气过渡到炼气，最后达到养气的境界，一种对文章精神的深刻领悟。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为才可以学习写文章了。

在《读文法讲词》中他辩证地论述了人格与文格的关系。

他说：“人格日高，文格亦日进。

惟天下第一等人，乃能为天下第一等文，皆于读文时表现出来。

故读文音节实与社会及国家有极大关系。

”[15]因此，为了让学生通过诵读体会沉浸词章的乐趣，达到古人的神气，收到融会贯通的效果，他在教学实践中特别强调传统古文的诵读训练。

他要求学生吟诵历代诗词名篇，辨清四声及阴阳清浊，从而能赋诗填词；并要求反复熟读顺诵像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等气势磅礴、纵横捭阖的文章。

[3]其次，“唐调”体现了“阴阳刚柔”学说，主张根据文章之性质来确定适当的读文之法。

此中的道理唐文治首先从古人的音律之道中悟得。

据《论语》记载，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曒如也，绎如也，以成。

”[16]说的是，孔子与鲁国乐官讨论音乐演奏，孔子说音乐的道理是可以知道的：开始时五音齐鸣，各种乐器热烈地演奏起来，然后铺展开来，音律由和谐纯粹到响亮清澈，悠扬悦耳，到结尾的时候又回旋往复，余音绕梁，不绝如缕，直至完成。

这是孔子对音乐的理解。

唐文治将此论乐之道推之于读文，并举贾生的《过秦论》、韩昌黎的《原道》、柳子厚的《封建论》等文章为例逐一说明，认为孔夫子读文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

他写道，“文声之妙蕴，通于天而协于律。

”“律十有二，阳律黄钟为之首；阴律大吕为之首，用以变动周流，统气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