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个人形象摘要：曹七巧是张爱玲中篇小说《金锁记》中的主人公。
《金锁记》描写了出身低微的曹七巧为了金钱而嫁入豪门，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了情欲、锁住了一生，并用这枷锁劈杀了自己的至亲骨肉，上演了一幕凄惨荒凉而又近乎恐怖的悲剧。
七巧的悲剧有其外在的因素，如封建宗法制度、封建家族罪恶等等，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
七巧的心底有一个魔鬼，它就是对金钱与情性的欲望。
金钱欲与情性欲的矛盾斗争紧紧纠缠着她，使她始终摆脱不了。
本文通过探讨曹七巧这个人物身上的真实性、形象性、和典型性来阐释张爱玲创作的现实主义思想。
展示小说所独特的现实主义色彩及作者所要体现的一个女人极致、细微的变态心理。
关键词：金锁记现实主义真实性女性压制《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
曹七巧，一个出身麻油店的平凡女子，在别无选择，顺从兄长攀附权贵的心态下以及旁人羡艳她“一朝麻雀变凤凰”的目光中嫁入豪门，服侍一个身患软骨症，终身无法坐起的男人－－她的丈夫。
在一个富贵华丽而腐败的家族，七巧卑微的出身与鄙俗的言谈是无法得到认同的，她是上至婆婆下至佣人奴婢所蔑视与茶余饭后谈笑消遣的对象，在她所处的环境中，没有任何的快乐与光明，只有终年不断的，那蒙蒙的，阻绝一切视线的烟雾－－吸食鸦片，是她苦闷人生的最佳解脱。
她也恋爱过，对象是人品猥琐到连七巧自身都瞧不起的季泽－－她的小叔。
因为寂寞，又或者因为她的情欲无法在残废的丈夫身上获得满足；不论原因为何，这场恋情，都是不为道德两字所允许，极度压抑内心，她的脾气变得更为暴躁，言语变得更为琐碎，她对季泽那如火如荼的欲望也只剩下怨怼的余灰。
不过她还是能捉住什么，她被卖了一生，她要换来一些真实存在的东西－－金钱。
她辛苦地等待，小心的经营，但到最后分家的时候，孤儿寡母还是被欺负了她的一对子女－－长白与长安，成为她极端与疯狂下的牺牲品；长白不迟疑地堕落了，并任由七巧折磨死自己的妻妾－－芝寿与绢姑娘。
而长安，她挣扎过，想借由婚姻走入另一个家庭，重新定位自己，但最后她放弃了挣扎，终于，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三十年来，七巧戴着黄金的枷，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
所有的人都恨她，回首前尘，她想着，如果当日，嫁入寻常百姓家……一、真实的女人从小说的一开始通过丫环风萧与小双的对话。
我们便了解到这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家庭。
动乱的社会中一个大家族是很难在繁华下去的。
姜家人生活的背景是乱世。
书中提到“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来”i。
这就注定了小说本身的基调就是一部乱世的悲剧。
因此，从人物经历的论述中向我们展示的是整个社会的变迁。
这其中所体现的现实性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首先我们来看曹七巧，她无疑是《金锁记》最“光辉”的一个。
也是张爱玲所有作品孙红刻画的入木三分的经典人物之一，体现出了明显的病态心理特征。
甚至有人说她是封建宗族制度下被压榨的最为变态的女人。
她的身上体现了典型的小市民性和几千年来的封建奴役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但真实性并不等同于毫无选择地反映和描写。
文艺的真实性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同时又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选择、改造和提炼，它是真实生活的升华。
曹七巧出生于一个麻油店家庭，出身低微注定了她在那个大家庭中本身便缺少主动权，也因为这出身连丫环小双在心里都觉得七巧的地位不如自己。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姜大奶奶玳珍是不屑与和这种人计较。
新娶得姜三奶奶虽说结婚赶上动乱，婚礼也不见气派。
然而却还是比那七巧地位高得多。
整个家庭中几乎是将她作为话柄来谈的。
她明白大家看不起她，但她同时更明白属于她的这个地位的人就应该拥有的东西。
如此一个身居奶奶职位却并得不到尊重的处境下曹七巧用她所擅长的一套交际手段保护着自己，保护着属于自己和子女的那一份财产。
从古至今，女人是很少有地位而言的。
不管是大家族还是小家庭，女人终其一生都在家庭中度过，在父亲所主导的家庭进入有丈夫所主导的家庭，在宗法制度的约束下，女人饰演着种种由男人所定义的，一个符合“好女人”的角色，她们可能是纯洁的女儿、忠诚的妻子、爱护孩子的母亲、孝敬的媳妇，无论哪一种身份，他们都必须对以男性为主题的家族有着不二的忠诚，他们可以为了父亲、为了丈夫、为了子嗣、为了家族的荣誉与血脉的延续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但就是不能有一丝丝是为了自己，永生永世微笑的忍耐只为成就一个妇德的美名，而这个美名，则是男性对于女性最高荣誉的赞赏。
可以说“七巧生活在一个女性内囿的环境，以女儿、妻子、到成为母亲与婆婆，很自然地，一级一级。
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一个没有光的铁闺阁。
”ii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文艺作品应该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抽象原则出发；应该具体地描写各种社会关系，揭示它们的秘密和真实，而不是导致“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抽象”。
也就是说一部好的文艺作品首先它应有现实的背景，描写的环境是真实存在，或从现实中高度提炼总结的。
其次，小说中人物的关系必须有着高度的概括性，他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人的影子但却具体不到某个人身上那个。
这就要求作家在塑造一个人物的时候应该是具有高度的社会性视野，从现实中出发，找个一类人的影子，然后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对其人物语言、行为、思想进行描写。
显然《金锁记》具有这样的特质，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个曹七巧似成相识，她的一些话语我们可能在生活的某个场景中经常听到，她谄媚的讨好话，她想方设法责罪媳妇芝寿的话，埋汰女儿长安的话，都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态的老女人唠叨的嘴脸。
她时常怀疑每个人，觉得大家都是为了牟图她的财产。
这也表现出一个女人在受到社会长期的不公平待遇下思想扭曲的特点。
这是对社会生活真实的描写。
体现着文艺的真实性。
二、思想倾向性所谓文艺的倾向性，指的是作家的阶级立场、道德意识、爱憎情感、理想追求等在作品中的体现。
“张爱玲具有清晰的时代感与精细的把握能力，通过衣饰与环境的描写，将时代社会的变化在物上，在空间的描写上，生动具体的表现出来。
《金锁记》中风萧与小双关于下江衣着的议论，前后两次婚礼的叙述，家庭中的摆设的描写，将地域差异、时代特征以及姜家的衰败都做了含蓄的表现。
这些描写不仅仅是环境的描写，他们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透露出浓浓的意蕴。
”这种意蕴就在张爱玲作品中常常表现的“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
她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总背景，那就是衰落中的文化，这也是时代冲击下不断委顿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缩影。
”作者出生于一个大家族之中，又赶上新旧变更的时代，因此表现在社会和人性上的转折点都尽收于作者眼中。
一一呈现出来就是那些散发着奇异光芒的女性。
她们有的偏执的迷恋着爱情，有的却因为爱情的丧失而变得伟大，有的一味压制爱情而走向悲剧。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作者情感的体现，在一字字中体现不只有情感，更多的是作为一位女性在感情路上，亲情路上所经历的种种感触。
没有人是幸福的除非她有爱情，没有人是幸福的，除非他有爱情。
显然，因为感情我们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
在大多数的研究中，都认为张爱玲有一定的“恋父情结”这种恋父情结导致作者在今后的感情选择上备受煎熬。
同时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让人压抑的情感。
《倾城之恋》里值得永记的感情却不值得拥有。
《色戒》里值得深思的情感却不值得提倡。
我们仅仅只能从这一个个有着“偏执”情节的人物身上探寻自己的身影。
突地发现有丝丝光亮竟像着我们自己。
恐慌远大于惊喜。
作者通过这个故事研究一个健康的生命在正常情欲得不到满足的形态。
这个形态体现的是客我的主体最基本的社会地位满足、尊重满足、人生价值满足无法得到实现而灵魂困惑于主我的自我折磨中。
不同的是这种折磨不是介于自己的肉体而是通过折磨他人甚至自己的子女。
她为了满足自己对于金钱所能给予的安全感熬了大半辈子。
等到“夫死公亡”的时刻，他拼了全力分到一大笔遗产。
这黄金是以爱欲的禁锢换得的，畸形的情欲竟然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和生命来抵偿。
姜三爷季泽与他的感情有两次交集，第一次是怕了这女人不想惹事，第二次虽是带着骗钱的企图但也有些许的情感却被他泼了一身的酸梅汤。
这是他作为一个女人感情的终结，就连她自己都说“她为何不能按捺住自己，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
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
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倾向性在《金锁记》中表现的正是一股让我们又爱又恨的情感，久久不能释怀。
抑郁着七巧的、作者的、甚至我们自身的情感盲点。
张爱玲自己强调“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
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
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
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iii在她看来七巧正表现了他所要强调的彻底性。
三、命运典型性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到“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所谓典型环境，实际上是指充分体现了社会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
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大环境；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
”在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中，我们可以读到整个姜公馆是“真实存在的”。
据张子静所记，《金锁记》是以他们太外祖父李鸿章次子李经述一家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中的姜公馆即李公馆；大爷叫李国杰，主持过招商局。
小说最主要人物曹七巧和其丈夫二爷的原型，即李国杰患软骨症的三弟和从老家合肥乡下娶的妻子。
然而在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记述其义父母一段，我们很容易读到《金锁记》中七巧在其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应该是胡兰成的庶母。
张爱玲可能确是以李公馆为蓝本写了姜公馆，也确是以李国杰那个患软骨症的三弟和从老家合肥乡下娶的妻子来构思姜公馆的二爷和七巧。
张爱玲的家庭与李鸿章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因此李家的事她是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的。
但是我认为这些只是给了张爱玲写《金锁记》的一个框架、一个背景和一条线索，七巧是《金锁记》的中心，如此鲜活而复杂的人物，仅仅依凭一个类似的故事是很难完成的。
因此不管是李家的故事，还是胡兰成庶母的故事。
多少都会是七巧原型的参照。
或许张在创作的时候又听到了不一样的故事，毕竟那个时代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
其不管真正的原型是谁？我们都能感受到七巧这样一位女性，在她身上是具有很鲜明的代表性的。
她的人性也表现的极致。
她对于自己的娘家人是又恨又怜，恨的是当初所嫁非人，家中只图嫁出便了事，现在来往只为得点好处，怜的是如今哥嫂的巴结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