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陶渊明吟咏“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背着锄头提着酒葫芦往回走时，中国古代田园山水诗逐渐形成，而古代隐居之风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独坐幽篁里”的王维“弹琴复长啸”在幽静的山林里自得其乐。

他只希望“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中国古代的隐士们大都厌倦了世俗名利，官场追逐，厌倦了那些无谓的争斗，在体会了大自然的魅力后，淡泊名利，退隐山林，或从佛或从道或从农，只是偶尔参加诸如睢园之聚或者南亭相会这类儒雅感性的活动。

许多人在功成名就之后都选择了归隐，就连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孔明在离开南阳诸葛庐之前都不忘告诉弟弟童仆不要荒废农事，等辅佐刘备成功后，还要归来继续以前自比子房，乐毅，笑傲竹林，闲适平淡的生活。

当然还有许多不愿出山，终身隐居的人，比如穷途之哭的猖狂之阮籍，荐了卧龙与凤雏确不愿出山之司马水镜，因为他们深知一出山，就意味着远戍边疆，过上“秦时明月汉时关”金戈铁马的边寨生活，戎马一生，或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类忠君爱民，忧患天下苍生的政治生活，这对于他们这些闲散惯了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当然，隐居山林并不意味着啸聚山林，这些隐士过着的是无我无物无功利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嘈杂，远离世俗的混浊，或隐居山林，或隐居在河旁。

他们深谙“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的名言，乐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每晚做着“庄生晓梦迷蝴蝶”的美梦，每日做着“晨兴理荒废，带月荷锄归”的农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千山高复低”的山中“适与野情惬”。

然而，还有一种说法“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其实，在我看来不管隐野还是隐市，其实只要洁身自好，淡泊名利，宁静致远都算是隐居吧，体验一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

其实，隐士隐居意在修炼身心，不炼丹不求仙，只因“曷不委心任去留”，追求心灵上的自由，隐士们都会觉得此生无憾了吧
好想找个地方隐居，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隐居了，在一个美丽的深山草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家人们一起生活，自学课程，每天在草原上尽情的奔跑，释放出压在心中的悲伤。

晚上，在无人而又空旷的草地上仰望天空，回想过去的事，寻找过去的遗憾，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也许，我这个想法太颓废了，也许是外公和最近欣的事影响了我，但是，这样不好吗？名利，只是过眼烟云，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我们该珍惜的，应该是自己。

隐居实实在在是个另类的词语，我们凡人多半是不敢提的。

究其根本在于隐居者多半是才高八斗又多半看破了世事。

总体而言，隐居者无非分为两类：一种是心高志洁，不愿同流合污这徒，这种人多半是有官而不为，是为真隐。

另一种则是假装敷衍，看似清高，实为虚伪之徒，这种人多半是无官可做，转发牢骚，是为假隐。

二者表象虽一致，其实质却大厢径庭。

庄周、李白、陶潜等均是大家耳熟能详甚至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庄周是为圣人，李白贵为诗仙，而陶潜却也开创了田园诗的先河，功绩可表。

其中庄周与陶潜可称隐士，这毫无疑问。

但在实质中却拉大了距离，庄周可为前者，而陶潜只能是第二种。

李白实为浪人，颇为直白。

庄周生于战国中期蒙。

此时的中原可谓群雄并起，天下之君无一不意气风发，野心勃勃。

是为恋官贪财之徒泛滥，也实出于保身之用，无可厚非。

只是庄周是个例外。

遥想楚王许以相位，庄周仍以沉默而拒绝，闲于钓。

此种风情不能不说高洁，此种悟性不能不说脱俗。

是为“庄周梦蝶”也不足为奇了。

像《庄子•人间世》中的“虚室生白”就淋漓尽致的托出了其内心的明净洞彻。

虽为隐士，庄周却极热心于生活，大呼“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可谓无畏。

庄周的一生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不为有国者所羁。

”
李白不是隐士，就少了不少的顾及。

他的一势能注定是流浪再流浪，于是能戏弄权贵高力士，能大声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狂，但很真实。

做人痛痛快快，干干脆脆。

最后要说的也是主要要说的是陶潜。

此人曾几度出仕，做过祭酒、参军等小官。

单就“几度出仕”而言，就可知此人极热心于官场。

否则，一次尚可，何来几度呢？其后归隐多半是出于官小权小势小，在官场倍受压迫，加之很有文人风范，可谓是不得以而为之。

谈及看破世俗，也只能是歪打正着。

至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还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之类的言语多半是气愤不过，转发牢骚。

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之徒耳。

试想放一宰相或尚书于其身，敢情其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仕。

原本出仕与隐居就是鱼翅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既出仕已无望，何不舍鱼翅而就熊掌，还能落个千秋美名呢。

放眼历史，隐居不仅仅是隐身隐言隐行，重要的是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