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青年大规模的反主流文化运动，青年们以各种方式攻击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以及社会规范，企图实践他们创造新的社会、新的生活方式的理想。

这场运动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对美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反主流文化运动因何而发?采取哪些方式？对美国社会产生哪些影响?本文简单予以剖析。

一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是“一场紧缺时代的传统文化与丰裕时代新文化的文化内战”。

二战后，美国经历了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50年代经济高涨的强劲势头一直持续到6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60%的美国人跨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

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繁荣程度举世无匹。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战结束时，美国国民年人均消费为1350美元，1960年达到1824美元，增长了35%。

到1956年，81%的美国家庭有了电视，96%的家庭有电冰箱， 67%的家庭有真空吸尘器，89%的家庭有洗衣机。

生活水平的节节上升和社会强有力的消费导向，迅速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无限度地追求物质享受和超前消费蔚然成风，二战后的美国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消费社会。

“婴儿潮”一代是“丰裕社会”的宠儿。

战后美国出现了历史上生育高峰——“婴儿潮”，二战结束到50年代末，美国大约有4000万人降生，占全国人口的20%。

“婴儿潮”一代基本上是在电视机前、在成堆的玩具中享受着电烤箱和微波炉食品长大的一代，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充满纵容与溺爱的家庭环境中。

历经大萧条时代的父辈，竭尽所能给予自己的子女物质上的满足。

60年代，“婴儿潮”一代大多进入青年。

年轻人追逐新潮的特点，使他们不仅仅被动地适应市场，接受商品，而且还创造时尚，甚至领导商品消费的新潮流，一种新的青年文化悄然形成。

汽车、电视、唱片、摩托车、时髦服饰、流行音乐，都成为青年文化的组成部分。

它以对消费和享乐的追求不断冲击着强调节俭、自律的传统价值体系，“资本主义新教伦理”趋于瓦解：人们不再认为勤俭持家是美德，劳动与积累不是目的，只是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

以清教为本源的传统工业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与消费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这一文化矛盾成为隐伏在繁荣背后导致社会动荡与变迁的深层次的原因。

反主流文化运动爆发于美国社会的转型期。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期。

随着工业技术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庞大的机器世界和自动化程序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和惶惑不安。

在这个社会里，机器主宰着一切，生活的节奏也是由机器来调节的。

能源和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改变了工作的性质，技艺被分解为简单的操作步骤。

人、材料、市场都是为了生产和分配商品而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个世界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

人成了工业生产中的“奴隶”，从事着机器和自动化程序“命令”下的重复性操作，无法在工作中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精神需求被忽视。

物质的高度繁荣无法使机械式工作后满怀压抑感的人们愉悦起来，他们更渴望身心愉快、新奇探险的感觉。

60年代的美国人普遍信奉“感觉好，就干”、“做你自己想做的事”等享乐观点，积极追求新的精神和文化。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安，成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爆发的温床。

60年代，美国社会在经历了战后50年代的经济繁荣后，潜在的不安因素几乎全部爆发了出来。

黑人要求改变不平等现状，反对种族歧视，民权斗争轰轰烈烈；新“左派”青年走出校园、走向社会，青年造反风起云涌；妇女要求打破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社会理念，女权运动如火如荼……60年代美国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

与此同时，暴力暗杀不断发生，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著名人物都在60年代被暗杀者的子弹夺去生命。

在富裕社会中出生和成长的这一代人，面对眼前的社会，突然发现繁荣民主的美国并非尽善尽美，它充满了偏见、不平等、甚至腐化和堕落，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真假、善恶和美丑的观念突然颠倒了过来，他们追寻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意义。

残酷的越南战争推动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大规模爆发。

1964年，美国国会批准了东京湾决议案，美国开始直接投入对越战争。

在此后的10年，越南战争问题在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

新闻媒体对越战的大量报道不断把战场上的情景生动地展示在美国人民面前，越南战争给参战的美军和美国人民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

越南战争更是把“婴儿潮”一代人直接拖入战争。

60年代，“婴儿潮”一代已开始步入青年，成为美国的巨大兵源。

1967年美国进行征兵制改革，规定不再缓征研究生和大学生。

这就意味着大学生毕业后将被直接送往越南前线。

越南战争引发了学生大规模的反战活动，60年代末，这场学生反战运动把当时的整个美国社会引向了“反主流文化”方向。

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美国政府、美国社会出了问题，他们要进行反抗，拯救美国。

“婴儿潮”一代公开彻底地宣告了他们同美国主流文化模式的决裂。

他们不再遵循传统价值观念，沉湎于毒品，提倡“性自由”。

他们一面设法逃避兵役，一面高呼“做爱，不要战争”。

残酷的越南战争推动了反文化运动的大规模爆发。

二摇滚乐、吸毒、性革命、群居村、奇装异服、东方宗教等都成了60年代美国青年反抗和拒绝主流文化的斗争方式。

摇滚乐起源于40年代的美国，开始叫“节奏与布鲁斯”，当时还完全是黑人自己的音乐。

1952年，克利夫兰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艾伦·弗雷德为白人观众播出了第一支“节奏与布鲁斯”音乐，称这种音乐为“摇滚”，这种音乐在那些厌倦了缺乏性感，多愁善感的民谣的青少年中很快流行开来。

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简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摇滚乐，主要反映一些单恋的痛苦、孤独和寂寞，内容比较苍白。

虽然有一种对社会的含糊敌意，表达的主题并不那么鲜明，60年代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摇滚音乐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最终成为配上音乐的青年反主流文化的声明，成为反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鲍伯·迪伦成了新文化英雄。

在黑人民权运动高涨的时期、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鲍伯·迪伦创作演唱的《随风飘荡》、《牛津城》、《战争的主人》、《大雨将至》等歌曲，可谓年轻人期待已久的圣歌。

鲍伯·迪伦利用歌曲将黑人民权运动、校园言论自由运动、反战运动的各色人种和各类团体魔术般地联结在一起。

摇滚与革命似乎越来越亲密无间。

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将摇滚乐推向高潮。

8月15日，在纽约的伍德斯托克，四十多万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冒着倾盆大雨，踩着泥泞的场地，彻夜狂欢。

他们用吸食毒品、赤身裸体、性反常等方式表达对社会的反抗，对爱、自由、和平的渴望。

摇滚乐的社会作用远远超出音乐本身，反映着深刻的社会思想内容，它“以一种不同的独特方式代表了60年代文化”。

性革命：按照反主流文化的逻辑,新教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两性关系的道德准则,正常的婚姻关系理所当然地在他们反对之列。

60年代前,人们因为害怕丢脸或怀孕而对过早的性行为存有戒心。

1960年春天,一种新型口服避孕药——异却诺酮—炔雌醇甲醚片投放市场。

“避孕药给旧标准带来了新的转机：那些与很多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并不见得是‘坏女孩’，反而是那些不这样去做的人,才是受了压抑的‘刻板’之人。

”越来越多的人把性行为从家庭生活的传统关系中分离出来，性爱标准经历了一场革命。

作家兼编辑诺拉·埃弗恩以其亲身经历概述了60年代的性革命,一开始我还有种“50年代纯洁后遗症”:“第一个和我发生关系的男人,我爱他并想和他结婚。

第二个和我发生关系的男人,我爱他但不想嫁给他。

到了第三个男人,我想我可能是爱上他了。

”这场革命的显著表现是同性恋。

同性恋一直被视为荒谬和病态的，不为主流社会所容。

他们一旦暴露身份，便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朋友甚至家庭。

很久以来，同性恋的活动长期处于地下状态。

这种状况在1969年6月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6月27日警察对纽约格林威治村克里斯托弗大街石墙酒吧发起袭击，引起了同性恋的抗议。

同性恋高呼“同性恋权力”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

这一事件是同性恋运动的转折点，标志了相对沉寂的同性恋运动时代的结束和同性恋权利解放运动时代的开始。

吸毒： 60年代，大麻、致幻剂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在青年中广泛使用，服用含有LSD的毒丸成为中产阶级青年成人仪式的一部分。

60年代青年相信，应付这个动荡、让人迷惑的社会，毒品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有人因为害怕被征入伍而用毒品来缓解心理的紧张，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士兵则借助毒品克服对战争和死亡的恐惧。

吸毒不仅是他们逃避现实的手段，更是他们感受自我存在和生活意义的途径。

他们利用毒品“探索心灵的奥秘”，“体验各种神奇的力量”，“看到声音，听到颜色”。

60年代美国青年吸毒之风日盛，据美国《新闻周报》报导，1969年，美国57所大学中有31.1%的学生沾染过毒品。

群居村：为了反抗社会、抗拒传统，在“回到史前”和“寻找友谊”等口号的引导下，60年代群居活动在美国兴起。

最初，群居村主要建在旧金山的衿树岭地区、洛杉矶的日落带和纽约的东村，后来遍及全国。

群居村里崇尚返璞归真的生活，实行财产、子女乃至性爱的公有制，注重教育和环境保护。

群居村的成员们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王国，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美国，但我们不属于美国”。

进入70年代，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商业文明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侵蚀以及运动本身的局限，反主流文化运动消失了。

三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是社会转折年代美国青年挑战传统工业文明政治统治和价值规范，为正在来临的后工业社会探索一种完美社会模式的乌托邦社会实验运动。

这场运动对美国社会及其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直接间接地推动了美国的社会改革，推动了美国社会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

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冲击了战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使人们对“富裕社会”和“福利国家”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它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促使人们关注社会问题。

它以反战活动沉重打击了美国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加速了外交政筒上的重大转变。

这场运动，推动和影响了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保运动、同性恋运动以及美洲印第安人权利运动发展。

其次，如同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和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一样，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使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具有自由放任的性质。

贝茨1973年在他皀著作中写道：美国的社会的确是比较放任的，而且这种放任是以各种吀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其中包括对性生活的态度愈来愈放纵，愈来愈松弛，无论从公众的态度上，从立法、文学艺术中，从舞台和银幕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随意放任也表现为对过时的法律和旧俗的谴责……甚至可以说，随意放任现象也反映在对个人衣着、癖好和生活作风的无拘无束态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