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朝谢肇淛编的《五杂俎》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宋叶衡罢相归，日与布衣饮甚欢，一日不怡，问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后佳否？”一姓金士人曰：“甚佳。

”叶惊问曰：“何以知之？”士人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归矣。

一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

”满座皆笑。

宋朝的告老宰相叶衡怕死，问别人，死了以后处境如何。

这个姓金的士人竟然能幽默地作正面回答，因此引起了叶衡的惊讶。

这位金某人是这样推理的：如果死后的状况不佳，那么死者就会逃回来；从未见死人逃回来过，————————————————————可见，死后的状况“甚佳”。

这是否定后件式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从推理形式上看，是符合规则的，但结论却是荒唐可笑的，原因在于这个假言前提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根本谈不上人死后状况好不好的问题，更谈不上人死后愿意不愿意逃回来的问题。

金某人说这话，目的也无非是博得老宰相和客人一笑而已。

二、充分条件纯假言连锁推理是纯粹由两个以上的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组成的推理。

有两种地有效式：（1）肯定前件式；（2）否定后件式。

殷纣王叫人用名贵的象牙做了一双筷子。

箕子看见这情形，很是担忧。

他认为：用了象牙筷子，就不会再用陶制的碗碟来盛饭菜，必须用玉杯、玉盆才相称；用了玉盆和象牙筷，也就不盛那些粗菜了，必须盛放象尾、豹胎一类珍品才相称；若是吃的是象尾、豹胎，那么他一定不穿粗糙的麻布，也不肯住低矮的房子了，一定要穿绸着缎，住高楼大厦；假使这种享乐的欲望不断扩大，必然一天比一天奢侈，结果，国事就会搞得不可收拾。

殷纣王不知道改悔，后来果真身死国亡了。

箕子用的正是充分条件纯假言连锁推理的肯定前件式，推理过程是：殷纣王如果用了名贵的象牙筷子，就要用玉杯、玉盆来盛饭菜；如果用了玉杯、玉盆，就要吃象尾、豹胎一类的珍品；如果他吃了象尾、豹胎一类的珍品，他就要穿绸着缎，住高楼大厦；如果他穿绸着缎，住高楼大厦，那么他的享乐的欲望就会不断扩大，就会不断奢侈，国事就会不可收拾；所以，殷纣如果用了名贵的象牙筷子，那么国事就会不可收拾。

商鞅到了魏国，在宰相公叔痤府里当中庶子，公叔痤十分欣赏他的才干。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说：“会痤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痤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

’王嘿然。

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

公叔痤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

汝可疾去矣，且见擒！’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

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夫，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商鞅为了证明魏惠王不会杀他，用了一个纯假言连锁推理的否定后件式，推理过程是：如果魏惠王会杀我，那么他就是相信了你的话；如果魏惠王相信了你的话，那么他就会重用我；既然他不会重用我，所以他是不会杀我的。

公叔痤死后，魏惠王果然没有对商鞅下毒手。

过了一段时期，商鞅听到秦孝公下诏求贤的消息，就离开魏国，到秦国帮助秦孝公搞变法去了。

三、在《阿凡提的故事》里也有包含否定肯定式选言推理的故事：一天，皇帝和阿凡提闲谈，皇帝问道：“依你看，我死后，灵魂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阿凡提说：“你的灵魂一定下地狱，我早就替陛下算好了。

”皇帝气得火冒三丈，骂阿凡提胡说。

阿凡提解释道：“别生气，你听我说！这是因为你把上天堂的人杀得太多了，天堂已经住满了，再也容纳不下你啦！”阿凡提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皇帝的灵魂或是上天堂，或是下地狱；现在由于皇帝把上天堂的人杀得太多了，天堂已经被住满了，（皇帝不能上天堂）所以，皇帝的灵魂一定下地狱。

选言推理否定肯定式的小前提不能把一切可能性都否定了，否则，就没有什么可肯定的了。

《阿凡提》的故事里就有这样的：阿凡提开了个小染房，给附近的乡亲门染布。

有一个巴依听见老乡们都夸阿凡提染得好，就不高兴，偏偏要刁难阿凡提。

有一天，这个巴依挟着一匹布来到阿凡提的染房，一进门就大声嚷道：“来，阿凡提，给我把这匹布好好染染，让我看看你的手艺！”“你要染什么颜色呢，巴依？”“我要染的颜色普通极了。

它们不是红的，不是蓝的，不是黑的，不是白的，也不是青的，你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

”阿凡提把布接了过来说：“我一定按你的意思染。

”“什么？你能染，那我哪天来取？”“你就到那一天来取吧。

”阿凡提顺手把布锁到了柜子里，对巴依说：“那天不是星期一，不是星期二，不是星期三和星期四，又不是星期五和星期六，连星期天也不是，我的巴依，到了那一天，你就来拿吧。

”巴依故意刁难阿凡提，阿凡提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说明阿凡提的回答是机智、巧妙的。

但是从逻辑上看，他的话是有毛病的。

因为巴依并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颜色列举出来，从巴依的前提出发，还是可能得出染出某种颜色的结论的，而阿凡提却把一星期的七天全部否定了，这样就排除了巴依取布的任何可能性。

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领会不能把大前提的所有可能全部否定的道理。

四、二难推理简单构成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往往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生前视天下为己有，视众生为草芥，死后还要用活人殉葬。

《战国策·秦策》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秦宣太后爱魏丑夫。

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

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

”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极过不赡，何暇及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庸芮为了营救魏丑夫，用了一个二难推理简单构成式来说服太后。

其推理过程是：如果太后死后无知，那么就不应该要魏丑夫殉葬，因为毫无用处；如果太后死后有知，那么也就不应该要魏丑夫殉葬，因为会触怒先王；太后死后或是无知，或是有知，所以你都不应该要魏丑夫殉葬。

庸芮的这番话说得在理，他把死者无知与有知两个方面都估计到了，结论是“不应该要魏丑夫殉葬。

”由于说理全面透彻，终于说服了太后，救了魏丑夫一条命。

在阿富汗的民间故事里有一则题为《谨慎的智者》的小故事：有一天，帕夏把智者召来，对他说：“智者，你的智慧大家知道，我任命你担任本城的法官。

”这个智者对这个差事不感兴趣，就回答说：“伟大的帕夏，这个职务我不能胜任。

”帕夏问：“为什么呢？”智者答道：“如果我说的是真话，那就不应任命我当法官，如果我是撒谎，难道能任命一个撒谎的人当法官吗？”这个谨慎的智者的回答就是一个二难推理简单构成式，结论是：无论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都不能任命我当法官。

二难推理简单构成式的逻辑结构是：如果A，那么B；如果C，那么B；A或C，所以B。

五、《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了孟尝君田文小时候说服他父亲靖郭君田婴的一段小故事：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

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

”其母窃举生之。

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

文曰：“必受命于天，君有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田婴有迷信思想，认为五月五日生的孩子长大后“长与户齐”会克父母，因此不准田文的母亲把孩子养大，田文用复杂构成式二难推理反驳他父亲，驳得其父哑口无言，只好叫他不要再说了。

田文的推理过程是：如果人生受命于天，你就不必担忧；如果人生受命于户，你可以把门户加高，我就不会“长与户齐”了；人生或受命于天，或受命于户；所以，你就不必担忧，或者把门户加高。

东方朔也曾经用这种论式巧妙地揭露汉武帝的迷信思想：有一次，汉武帝得到一坛“不死之酒”，正在兴高采烈，以为从此就可长生不老了，不料被东方朔偷去喝光了。

汉武帝心痛之余，要杀东方朔。

东方朔解释说：“这酒如果真能使人不死，那么你杀我，我也不会死；如果真的把我杀死了，那么这酒还有什么灵验呢？值得为了这酒把我杀掉吗？”东方朔在这里用的也是二难推理的复杂构成式。

这种推理还经常以省略的形式出现，《阿凡提的故事》里就有这样的例子：一天，阿凡提凡提从市场上买回三斤肉，吩咐妻子说：“今晚上你包顿水饺，咱们好好吃一顿。

”阿凡提的妻子把肉炒了后，自己全吃了，到了晚上，给阿凡提端去了一碗白皮面。

阿凡提问道：“饺子呢？”他妻子骗他说：“当我切好了肉，动手动脚揉面时，猫偷偷地把肉全吃掉啦！”阿凡提把猫捉来，放在称盘上一称，不多不少，刚好三斤。

阿凡提便问妻子道：“妻呀，你瞧，如果这是猫的话，那么肉呢？如果是肉的话，那么猫又哪里去啦？”这是省略了选言前提和结论的复杂构成式二难推理，完整的推理过程是：如果称盘上是猫的话，那么肉就没有了；如果称盘上是肉的话，那么猫就没有了；称盘上或是猫，或是肉；所以，不是肉没有了，就是猫没有了。

二难推理复杂构成式是常见的一种推理,如果用得好,可使对方陷于两难境地。

六、刘向《说苑·辩物》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贡献的一段对话：子贡问老师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

赐欲知人死有知无知也，死徐自知之。

犹未晚也。

”为什么孔子不正面回答子贡提出的问题呢？因为无论他如何回答都有困难。

如果回答死后有知，他怕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如果回答死后无知，又怕不孝子孙弃置父母遗骸而不葬。

孔子在死后有知无知问题面前感到左右为难，所以他就耍个滑头，不作正面回答，让子贡在自己死后慢慢去体会。

春秋时期，郑厉公和雍纠合谋要除掉在郑国专权的祭足，决定第二天就动手。

由于祭足是雍纠的岳父，雍纠回家之后不免神色不安，举止失常，在他妻子再三追问下，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祭氏说，我回娘家一趟，劝我爸爸明天上朝去，这样你们就好动手了。

祭氏不去分析事情的曲直黑白，心里惦记的只是父亲和丈夫的命运。

她要是救了丈夫，就得害死父亲，要是救了父亲，就得害死丈夫。

她感到左右为难，越想越没注意了，于是就跑到母亲跟前，问：“妈，爸爸和男人谁亲？她妈说：“都亲。

”她又问：“比起来，谁更亲点？”她妈回答道：“那当然是爸爸啦，没出嫁的时候，谁知道男人是谁？出嫁以后，男人死了，还能再嫁，爸爸呢，可只有一个。

”祭氏听了，就哭着说：“那我就只好对不起男人了！”她就把雍纠打算如何害死她父亲的事全说了出来。

老婆子急忙去告诉了祭足。

结果，雍纠被祭足杀了。

郑厉公也逃到别国去了，祭足就打发人到外国把子忽接回来，让他当了国君。

在这个历史故事里，祭氏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二难推理：如果我去告发，丈夫就活不成了；如果我不去告发，父亲就活不成了；我去告发，或不去告发，不是丈夫活不成，就是父亲活不成，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条路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