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婚俗研究的文献综述
婚俗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

仅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产生了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

吴存浩的《中国婚俗》及马之魕的《中国的婚俗》整体把握了我国的婚俗状况；祁春英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婚俗》、严汝娴与许秀玉的《中国少数民族婚俗》等对我国的少数民族的婚俗有比较全面的概括，而韦启光及朱文东著的《中国苗族婚俗》、陈廷亮及彭南均著的《土家族婚俗与婚礼歌》则是针对某一少数民族的婚俗进行了具体研究；王世祯的《中国各省婚俗》、邓伟志及胡申生著的《上海婚俗》、福建民俗学会编的《闽台婚俗》、楼望浩著的《新疆婚俗》等则以具体的行政区划，对当地婚俗进行详细研究。

不难发现，这些著作在进行婚俗研究时，有较强的针对性，体现出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特征，尽管这些著作的某些内容有重合相似的地方，但是它们对于后世婚俗的研究起到了借鑒作用。

近年来，对于婚俗这一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内容及角度都有所创新，由于学者们选取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研究成果也存在差异，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查阅相关研究著作及有关论文，大致可从区域民族、中西对比、文学艺术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从近年来的的诸多相关学术文章来看，不难发现，对婚俗的研究有很强的区域性。

在南方一带，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在闽南和湖湘一带。

邱坚娜对闽南地区的婚俗展开研究，作者主要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闽南婚俗中存在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现象从婚前、结婚和婚后三个方面进行探析并总结其产生的原因。

庄小芳则就此地区的传统婚礼习俗——“念四句”进行了论述研究，她从贯穿婚礼仪式各个环节始终的“念四句”入手，具体探究和分析了比较传统的闽台念四句内容及其在婚礼仪式上的应用，并总结了闽台念四句特有的文化意涵及价值。

刘黎把视角放在湖湘一带，作者从当地农村结婚典礼“闹公婆”、“闹洞房”入手，在分析这两种典礼形式的起源与意义后，提倡既要保持婚礼“热闹”的形式，又强调婚礼的庄重性。

张小雷则关注湘南地区较独特的的婚俗——伴嫁，作者指出了伴嫁的种类区别，并着重阐述了婚俗中具体的伴嫁歌、伴嫁舞的内容对婚姻的祝愿。

而在北方，则主要集中在黄河沿岸地区。

对山西婚俗的研究，学者们重点挖掘清末民初之际山西的婚俗，郭亚萍与崔瑾分别在论文里指出清末民初的山西婚俗出现了新气象，婚姻程序经历了一个由繁琐到简单的过程，文明婚礼也就此出现。

马美杰曾对山西地方婚俗文化进行研究，同时也指出，“尽管山西婚俗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一些陋习还依然存在，尤其是大操大办的铺张浪费现象、变相的买卖婚姻现象以及与健康文明相悖的闹洞房现象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故其在《关于加强和改进山西婚俗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中就此社会现象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在陕西，乾县婚俗中的“配房”——烟布袋儿是当地婚俗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白金刚的《乾县“烟布袋”》一文，比较详细记载了这一婚俗“配房”。

除此之外，学者也对山西关中地区的婚俗有所研究：张菡主要对陕西关中传统婚俗文化的婚礼策划进行重点关注，贾慧萍
则主要对陕西关中农村的婚俗变迁进行了初步探讨，刘翔则对关中民间婚俗中的服饰进行了研究。

另外一个区域是山东，学者研究的主要是在明清与民国时代的山东婚俗。

张庆正在其论文《明清山东婚俗研究》中主要从婚前礼俗、婚礼过程、婚后礼俗以及婚姻缔结要遵循的特定礼节及特殊习俗和禁忌等角度具体论述了明清山东婚俗。

司娟则在《民国山东婚俗研究（1912-1937）》从政府政策的干预、地域的差异、阶层的不同、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等角度，阐述了民国时期山东婚俗的变化。

除此之外，对各民族婚俗的研究可谓是比比皆是。

维吾尔族、蒙古族、土家族、东乡族、苗族、满族、回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婚俗各有特色，综合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他们着重关注其婚俗的变迁过程以及各民族独特的婚俗，如刘中平的《满族民间婚俗回顾》、田振江的《吐鲁番维吾尔族婚俗变迁及其保护》及夏洋的《土家族婚俗探析》等。

尽管各少数民族的婚礼过程有繁有简，婚俗有存在差异，但是对婚姻美满的祝愿则是共同的希冀。

对婚俗的研究，另一个关注点是中西婚俗的对比，研究重点为中西婚俗文化的异同。

韩芳主要从中西传统婚姻观及传统婚俗方面进行对比，李莉丽则从中西婚俗礼仪入手，指出“中西婚俗礼仪具有从内容到本质的差异，两者的婚礼程序、婚姻地位、审美情趣以及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都有鲜明的差异”。

同样看中中西婚俗礼仪，连海宁在《相同的庆典，不同的风情——浅谈中西方婚俗文化》主要从婚礼服装、典礼及婚宴等方面分析中西方婚俗文化的差异，同时，也讨论了西方婚俗对中国现代婚俗婚礼的影响。

不同于其他三位学者，学者郭继科在中西婚俗的比较中，不仅分析了二者的异同点，更是从中西婚俗文化的起源、婚礼前后以及婚礼仪式等进行了剖析，比较全面。

此外，侯菁钰则从婚姻制度出发，更深层次的比较中西婚俗。

纵观以上学者对中西婚俗的研究，尽管研究的重点不同，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指出，中国传统婚俗在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下，在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仍然要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底蕴，这一点尤其重要。

在文学艺术中体现出的婚俗，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

首先，我国话本小说中有大量有关婚俗的内容。

梅东伟在《话本小说中的婚俗叙事研究》中，指出宋元明清时期多元化的婚俗价值观念着实影响了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对妇女来说，影响尤为大。

同时，在其另外的文章《话本小说婚俗叙写的繁盛及其总体特征》中也提出，“婚俗有自身的伦理特性”。

此外，元杂剧中有关婚俗的描述，主要体现了元代的婚俗特点。

李永霞在《元杂剧中元代婚俗研究》中，有详细全面的论证。

作者从元代婚俗的种类及特征、元代婚俗特征的形成原因、元代婚俗表现的主要特点、元代婚俗表现的意义等方面研究了元杂剧中的元代婚俗。

与之不同的是，齐霄霞从元杂剧作品中所反映的元代汉族聘取婚的婚姻程序入手，指出元代特殊的民族背景，使得元代产生了特有的婚俗。

这与李永霞的研究相比，内容更为精细。

与齐霄霞类似的是，刘璐也提出元代特有的婚俗，她进一步提出了元代特有的婚姻缔结形式与婚姻解除形式，但同时也表明，元代民族的大融合，是其婚俗独特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民族交融的想法与另两位学者的思想如出一辙。

此外，对于《诗经》中婚俗的研究则是另外的一个重点。

高林如认为，《诗经》的婚姻诗着重反映了周代的婚俗形态。

而李雯在《婚制婚俗探究》中不仅介
绍了周代的婚姻形态和婚俗，还具体分析了《诗经》所体现的婚制婚俗以及其所体现的文化意义，更有研究的价值体现。

不同于此二人，卫彦慧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诗经》中的婚恋诗，着重分析了其中所表达的婚俗文化。

此外，对《诗经》婚恋诗的分析，有的学者还认为《诗经》所体现出的婚俗婚恋观是先秦时代婚制婚俗的典型代表，支持这一论点的学者有郭莹莹、孙利平等。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诗经》中所体现出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两情相悦、恋爱自由等观点，长时间影响着我国婚姻婚俗的发展。

从以上内容看，学者们在研究内容、研究角度等方面多有所创新，并且能够做到贯通古今、融汇中外，极大地丰富了婚俗的研究成果。

正确对待婚俗的研究，需要不断地继承传统、开拓创新。

把握婚俗研究，对培养民众正确的婚姻观，保护传统婚俗、弘扬传统文化以及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等仍有裨益。

本文系山东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