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人口1、本的总人口据国情调查，日本的总人口1920年是5596万；1948年是8000万；1967年突破一亿；1999年为1亿2669万，近80年人口增加约2.3倍。
据厚生省推算，日本的人口规模在2007年将达到顶峰的1.2778亿人。
2、日本人口的增长过程日本从1920年起，每10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国势调查”名词解释国势调查（国情普查）：这是由日本总理府实施、发表的有关人口的统计调查，调查对象为全体国民，调查项目有人口的地区分布、年龄结构、劳动力状况、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等。
战后的国势调查在人口统计方面采取“属地主义”，即只要是在日本国内的常住人口，不问其国籍，均作为调查的对象，但外国的外交官及其家属、外国驻军军人及其家属除外（与“属地主义”相对的是“属人主义”，即只要是本国国民，不论其住在世界什么地方，均作为调查对象）。
这里说的“常住人口”是指平常住在特定地区的人，包括临时外出者，除去临时滞留者（“常住人口”一般也是“夜间人口”，即夜间在该地区居住的人口），为此也可说日本的国势调查采取“常住地主义”。
国势调查每10年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以调查实施年10月1日凌晨零时为调查时刻），每5年进行一次简易调查。
而在调查实施年之间的人口动向则发表于总务厅统计局的《人口推算月报》与《人口推算资料》。
（国情普查），在每两次国势调查的中间（即上次国势调查后的第5年）进行一次简易的调查。
根据1920年进行第一次国势调查，当时的日本人口为5596万人，而根据 1995年国势调查的速报，1995年日本人口为 12 557万人。
对实施国势调查以前时代的人口，也有各种推算。
据称在旧石器时代后期，日本的人口仅有1.5万人，进入绳文时代增加到15—25万人，1573—1592年期间增至到1800万人，江户时代增到3 200万人（1721年前后的数字）。
明治初年（1872年）日本人口为3481万人，大正元年（1912年）为5057万人。
日本人口超过1亿人是在战后的1967年。
日本人口的增长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前的“多生多死”、明治维新以后至战前的“多生少死”和战后的“少生少死”这样三个阶段。
从“多生多死”转为“多生少死”的原因是，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与经济的增长，国民的生活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公众卫生条件也有所改善，从而导致死亡率的下降。
但是，人们对结婚、生育的传统看法仍然倾向于“多生贵子”，因此，形成了“多生少死”的局面，人口增长率从1880年的0.76％提高到1900年的1.18％，1915年的1.4％。
人口增长率提高的原因固然与出生率上升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死亡率的下降。
战后日本人口变化从“多生少死”转向“少生少死”的原因是，经济顺利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为了“防老、养老”而多生孩子的必要性下降；妇女的高学历化与参加工作的妇女的增加，又使生儿育女的“机会成本”上升；教育费负担与住宅条件等因素也促使“少而精”的生育观日益普及。
而出生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反过来又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与“多生少死”时代相比，“少生少死”时代的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比如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强的水平。
但是，战后的人口低增长有两个例外时期，第一个例外时期是1945—1950年，由于战争而推迟的结婚、生育集中到战后的最初几年，从而出现了第一次“婴儿热”，人口增长率攀升到2.9％，在这次婴儿热期间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为“团块世代”。
第二个例外时期是在1971—1974年，由于“团块世代”进入结婚、生育期，引起了第二次“婴儿热”，人口增长率又一次出现短暂的上升。
但是，70年代过后，198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0.78％，1994年进一步下降到0.23％，日本进入了“少子化”（少生子女）时代。
3、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特别是对于预测经济发展的长期变动来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可预测性较强的重要依据。
3.1不同年龄段人口比重的变化在日本一般将人的一生划分为3个年龄段：15—64岁称为“生产年龄”（或“就业年龄”）；①14岁以下与65岁以上称为“从属年龄”（因为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在生活上需依靠生产年龄人口，故称为“从属年龄”），其中14岁以下又称为“少龄”，65岁以上又称为“老龄”。
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最主要参数是上述3个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例如，在1990年日本的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8.2％，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9.5％，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2.0％。
而在1920年，这3个比例分别是36.5％、58.3％和5.3％。
通过比较1990年与1920年的数字，可以看出这70年来日本人口结构的最显著变化是：少龄人口的比例从36.5％降至18.2％，下降了一半；老龄人口的比例从5.3％上升到12.0％，提高了一倍还多。
如果不以总人口、而以生产年龄人口作分母，则可得出3个指数：“从属年龄人口指数”，即从属年龄人口与生产年龄人口之比例；“少龄人口指数”，即少龄人口与生产年龄人口之比例；“老龄人口指数”，即老龄人口与生产年龄人口之比例。
其中，从属年龄人口指数反映了生产年龄人口所承受的人口负担。
在 1990年，日本的从属年龄人口指数为 43.5％，少龄人口指数为26.2％，老龄人口指数为17.3％。
而在1920年，这3个指数分别为71.6％、62.6％、9.7％。
这说明当今日本的老龄人口的比例虽然比过去有明显上升（上升了7.6个百分点），但生产年龄人口的负担却比过去减轻了（从属年龄人口指数下降了28.1个百分点），其原因是少龄人口的比例下降的幅度很大（下降了36.4个百分点）。
当然，实际的“从属年龄”在不同的时代会有所区别。
在大学升学率上升到40％的今天，将15岁规定为从属年龄的上限未免过低，多数人到了17—18岁仍可说是实际的从属年龄人口，因此，生产年龄人口负担减轻的程度不像以上的统计数字所反映的那样大。
从1995年开始，日本的生产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其下降速度到2020年以后还会进一步加速，而老龄人口将明显上升。
预计到2025年，从属年龄人口指数将升高到67.5％，其中少龄人口指数为24.3％，老龄人口指数为43.2％。
由于少龄人口指数与1990年差不多（仅减少约2个百分点），而老龄人口指数却比1990年增加多达26个百分点，致使从属年龄人口指数比1990年增加24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战后以来生产年龄人口的负担虽然在过去几十年趋于减轻（主要因为少龄人口比例的减少），但今后将转为趋于加重（主要因为老龄人口比例增加），而处在这个转折点的1990年前后，则成为日本生产年龄人口最轻松的时候。
3.2高龄化与少子化从战前到1955年，日本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保持在5％左右，其后这个比例不断上升，1960年为6％，1970年超过7％，1995年达到15％。
据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于1992年9月发表的《将来人口推测》，从90年代至下个世纪20年代，老龄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上升，到 2025年预计达到 25％，到 2040—2050年上升到最高点的28％之后，将稍有下降，然后稳定在25％。
这意味着21世纪的日本将是一个每 4人中有 1名 65岁以上老人的社会，日本能否迅速而顺利地适应高龄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将成为21世纪日本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按照日本的“高龄化社会”定义，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算进入高龄化社会。
①这意味着日本早在70年代就已进入高龄化社会，今后面临的问题恐怕就是进入“超高龄化社会”的问题了。
人口高龄化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遍趋势。
但是，日本人口高龄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速度之快。
比如，老龄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西欧各国用了50至100年的时间，而日本只用了25年时间（1970—1994年）。
日本老龄人口比例迅速增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模式的两次转换。
人口增长模式的第一次转换就是从“多产少死”向“少产少死”的转换，这个转换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多产”到“少产”的质变，其二是“少死”程度的提高（量变）。
其中，从“多产”变为“少产”导致了孩子一代相对于父母一代人数的减少，进而导致总人口的平均年龄的上升：“少死”程度的提高则导致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即“长寿化”。
在1970年以前促进长寿化的主要因素是不满1岁和4岁以下幼儿死亡率的下降，1970年以后促进长寿化的主要因素是65岁以上老人死亡率的下降。
作为长寿化的指标，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从1947年的50.1岁（男）和54.0岁（女）延长到1995年的76.4岁（男）和82.8岁（女）。
表1－1表示平均寿命的国际比较。
表1—1 平均寿命的国际比较注：表中数字的时间是，日本（1989年）、冰岛（1988—1989年）、澳门（1988年）、香港（1989年）、瑞典（1988年）、塞浦路斯（1985—1990年）、瑞士（1987—1989年）、法国（1988年）、荷兰（1988—1989年）、英国（1986—1989年）、西德（1985—1987年）、美国（1988年）、加拿大（1985—1987年）资料：UN Demographic Yearbook人口增长模式的第二次转换就是所谓“少子化”倾向。
导致少子化的直接原因在于晚婚与少生，①日本女性的初婚年龄从1950年的23.0岁上升到1995年的26.3岁，其初婚年龄之高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瑞典的26.8岁）。
晚婚化一方面引起“有配偶率”（15—49岁育龄妇女中已结婚者的比例）的下降，另一方面引起“有配偶出生率”（专指已婚妇女的出生率）的下降。
因为女性生育的终点年龄是不变的，晚婚化导致女性生育期的缩短，也导致女性在最有生育能力的年龄期（25—29岁）的有配偶率下降（从1970年的82％下降到1990年的60％），加上人们的生育观从“多生贵子”转向“少生贵子”，致使已婚女性的出生率明显下降（在战后第一次“婴儿热”时期一对夫妇平均生4—5个孩子，其后，逐渐稳定在一对夫妇平均生两个孩子）。
日本的出生率（对所有女性一生而言的出生率，即一位女性一辈子平均生几个孩子）在1947年为4.5人，1960年减至2.2人，1995年进一步减至1.42人。
与之对照，1995年美国的出生率为2.019。
这说明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的又一特征是高龄化与少子化同时进行而美国虽然也面临高龄化问题，但少子化问题尚不明显。
从5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中，“有配偶出生率”的下降是更主要的原因，而在70—80年代，“有配偶率”的下降成为导致出生率下降的更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