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摘要：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不但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的诡计;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历史地位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正如郭冠英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

”[1]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毁了主战派军阀争权夺利诡计。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既是国民党党魁，又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他在西安被扣，使得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乱成一团。

在如何应对，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各派政治势力，都从自身的立场和利益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南京政府内部迅速分裂成尖锐对立的“主战”和“主和”两派。

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主战”派中别有用心的关键人物何应钦和佯称治病屈居德国的汪精卫。

正如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2]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粉碎了国民党以何应钦为首的反蒋势力争夺权利的阴谋。

“事变”发生的当天早晨，南京就收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

下午，何应钦在他的寓所邀请党政军首脑会晤，商议如何对待西安事变？他“情绪激动，态度坚决：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大胆妄为羞党国，纲纪何在！不讨伐不足以雪耻，不足以振军威，不足以平举国之愤。

”[3]当晚十一时半，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并通过决议“……加推何应钦、程潜……为常务委员……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何应钦借西安事变乘机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

16日，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杨，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集团军司令，并令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及西安郊区等地，摆出了武力征讨的架势，前方还发生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其实何应钦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当时是南京政府的军政部部长，而蒋介石被捉以前，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作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空有其职而没有实权。

他极力主张不管蒋介石死活，“不惜玉石俱焚”，要“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企图借“讨伐叛逆”夺取更大的权力。

如果因他积极主张“讨伐”而救了蒋，他有“救蒋第一功”；如果因他积极“讨伐”（轰炸西安）而蒋死在西安了，则他又是“继蒋第一人”。

为了达到目的，何应钦等严密封锁张、杨提出的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的情报，致使南京方面气氛十分紧张。

在端纳、宋子文赴西安见蒋，和蒋鼎文手持蒋介石的停战手令到南京后，何才表示遵照手令停战三日。

26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彻底粉碎他的争夺权利的阴谋。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击碎了汪精卫回国掌权的美梦。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陈璧君（汪精卫妻）即电告正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的另一个头子汪精卫，“(一)西安张学良兵变，真相未明。

(二)有无线电均不通，故蒋行踪不明，候查清详电。

据彭学沛消息，蒋在西安城内，尚可无虑。

”次日，陈璧君又接连三次致电汪精卫，除了电告汪关于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西安的形势及南京政府的对策外，还建议汪“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

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

此时的汪精卫对于是否归国及何时归国已不再犹豫，因为他想利用蒋介石被扣后南京政府群龙无首的时候归国，好大显身手。

所以，他于14日电告陈璧君：“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 不过所幸的是，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商讨对策时也决定“由中常委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

”汪精卫接到要他回国的电报后，觉得喜从天降，立即求见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

他向希特勒表示，如果德国和日本能支持他回国掌权，他愿代表中国加入德、日“反共协定”。

希特勒在取得日本的同意后，便支持汪精卫回国。

汪若回国，局势将会是何等的错综复杂啊。

而正当他踏上国门之时，西安事变很快地和平解决了，故汪重返政坛的美梦破灭了。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

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

“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

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正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5]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

”，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6]“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

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

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

常言道：顺流者昌。

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

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

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一）“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

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二）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

……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 这些都可看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

蒋介石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8]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蒋介石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

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蒋介石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蒋介石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

”[9]蒋介石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行动。

2月，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

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

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蒋介石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蒋介石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10]，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11]；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