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相对不起诉案件扣押款物的处理[摘要]目前我国学界对涉案款物的性质认定和如何处理还存在较大争议，各地做法不一，本文就如何处理相对不起诉案件中的扣押款物提出一些见解。

[关键词]相对不起诉；扣押款物；处理一、问题的提出某基层检察院在查办犯罪嫌疑人杨某某涉嫌受贿案件时，发现杨某某涉嫌的犯罪事实有两宗，其一是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某甲人民币4万元，该宗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其二是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某乙人民币1万元，该宗事实只有杨某某的供述而没有行贿人的证言等相关证据。

案件在审查起诉期间，公诉人认为杨某某犯罪数额只有4万元，没有达到该市规定的职务犯罪案件5万元的立案标准，且有自首和退赃等其他从轻情节，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经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和检察委员会讨论，对杨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上述类似案件在检察实践中占有一定比例，本文暂不讨论该案要不要追究杨某某的刑事责任问题，只讨论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对扣押的杨某某的5万元款物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

由于现行立法的缺陷导致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在实践中争议较大，做法不一。

有的单位把扣押的嫌疑人的涉案款物认定为违法所得直接没收；有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3款的规定移交犯罪嫌疑人主管单位处理；有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8条的规定把一切涉案财物均移送法院处理；还有的认为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也不能必然得出行为人的行为违法的结论，于是把涉案款物发还给嫌疑人，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二、扣押款物的性质要正确处理类似案件中的扣押款物，就必须明确涉案款物的性质。

笔者认为，类似案件中的涉案款物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而不应当认定为赃款赃物，更不是嫌疑人的合法财产。

因为违法所得与赃款赃物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赃款赃物是犯罪的产物，是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相伴随的一个概念，离开了犯罪就不存在赃款赃物。

而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有经过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才能确定，也就是说，赃款赃物是经过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并经查证属实的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行为获得的财物。

而违法所得并不是犯罪的产物而是违法行为的产物，因此，它并不与犯罪相伴随，其认定也无须经过法院的审判程序。

[1]正像犯罪和违法的区别一样，笔者把通过犯罪行为而获得的财物称为赃款赃物，把因违反法律法规但尚未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而获得的财物称为违法所得。

实践中，对杨某某收受某甲人民币4万元属违法所得争议不大，因为该宗事实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只是由于杨某某涉嫌犯罪的数额没有达到立案标准才没有起诉。

而对杨某某收受某乙人民币1万元是否属于违法所得却有较大争议。

有人认为，由于案件证据不足以认定杨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也就不能得出其行为违法的结论，不能认定杨某某通过这种行为获得的财物为违法所得，所以，应将收受某乙1万元扣押款物发还给杨某某。

笔者对此持相反态度，认为杨某某收受某乙的1万元人民币也应属违法所得。

理由如下：认定违法所得与认定赃款赃物在证据标准上应当有所区别，即认定赃款赃物的证据标准应高于认定违法所得的证据标准。

因为认定赃款赃物的证据标准与认定犯罪的证据标准是一致的，应当适应刑事诉讼证据标准，即在证据上必须达到“确实充分”才能认定；而认定违法所得可以参照民事、行政诉讼的证据标准，在证据上只要达到“证据优势”就可认定。

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只要原、被告双方中某一方的证据优于对方，就可以得到法院于己有利的判决。

按照这一规则，如果证明行为人获得的财物是因违法行为获得的证据处于优势，就可以认定该财物为违法所得。

这就是说，在有证据证实行为人获得的财物是违法所得而且没有相反证据或者阻却理由，或者相反证据或者阻却理由在本案证据体系中居于弱势地位时，就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国内外许多著名的大要案件，之所以在刑事上判处被告人无罪而在民事上却判处其承担数额巨大的经济赔偿责任，就是因为刑事证据与民事证据标准不一致的原因。

在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如某被告人供述其于某时在某地收受某人贿赂5万元，并交代了行贿人送钱给他的原因和详细经过，但因行贿人下落不明，无法取证，而证明其犯受贿罪的间接证据又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这5万元钱应当如何认定和处理呢？笔者认为，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看，根据刑事诉讼“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和《刑事诉讼法》第46条“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认定该被告人犯受贿罪的证据不足，其收受的5万元人民币也不能作赃款赃物认定和处理。

但是从民事诉讼的角度看，被告的口供在证据类型中属于直接证据，能够单独证明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

因此，在有证据证明行为人获得的财物为违法所得且没有阻却理由的情况下，或者说在证明行为人获得的财物为违法所得的证据居于优势地位时，就可以认定该被告收受了他人5万元人民币的违法所得。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根据“证据优势”的证据规则，认定违法所得在证据上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的财物是通过违法行为获得的；（2）行为人通过违法行为获得的财物不能被证明是赃款赃物的；（3）对认定行为人获得的财物为违法所得没有相反证据或者阻却理由，或者相反证据或阻却理由在案件的证据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

因此，只要行为人获得的财物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就可以认定为违法所得。

相反，如果虽然有一定证据证明但同时有相反证据或阻却理由，或者说，证明行为人获得的财物为违法所得的证据居于弱势地位而相反证据居于优势地位，就不能认定行为人获得的财物为违法所得。

如在行、受贿案件中，只有行贿人的供述而受贿人予以否认或者只有受贿人的供述而行贿人予以否认而控诉方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就不能认定为违法所得。

综上，笔者认为，杨某某收受某乙的1万元人民币也应认定为违法所得。

三、处理意见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检察机关扣押杨某某的5万元违法所得应当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而不能由检察机关直接没收上缴国库。

理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扣押、冻结。

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19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对被冻结、扣押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没收上缴国库。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3条第2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撤销案件的，对扣押在人民检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需要没收的，应当提出检察建议，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

”“可见，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明确了检察机关对违法所得的认定权和移送权，但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所得的直接处分权。

”[2]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对不起诉案件中违法所得只有程序方面的建议权而无实体性的处分权，即不能直接没收上缴国库，只能“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笔者认为，上述立法明显排斥人民检察院处理办案过程中违法所得的权力，具有一定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亦难以行得通。

理由如下：第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具有处理赃款赃物的权力。

两法修改以后，虽然人民检察院处理赃款赃物的权力随着定罪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而被自动取消，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处理违法所得的权力也被自动取消。

因为违法所得并不是犯罪的产物，其认定也不需经过法院的审判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在检察、侦查乃至初查环节就终结诉讼，而检察、侦查环节也应当有权对案件所涉款物作出相应的处理。

举例子来说，某公司向某行政单位行贿8万元，根据刑法规定，没有达到单位行、受贿犯罪的起点数额，如果该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不能认定为犯罪，该案贿款8万元也不能认定为赃款赃物而只能认定为违法所得。

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违法所得，既不能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的规定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又没有必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98条的规定移送法院，由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上缴国库，而应当由人民检察院直接作出没收上缴国库的决定。

这不仅是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职能的具体体现。

第二，我国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都具有处理违法所得的权力，唯独检察机关不能处理违法所得，情理上讲不通。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3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从事保险业务的，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责令退还收取的保证金，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商业银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等法律、法规对有关行政机关没收违法所得都作了类似的规定。

既然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行政机关都有处理违法所得的权力，那么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也应有权代表国家处理违法所得。

因此，“应明确公检法执法单位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均有权认定和处置赃款赃物和违法所得，这是司法实践的客观必然要求”。

[3]第三，国外立法值得参考和借鉴，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49条明确规定，“没收物应当由检察官处分”。

综上，笔者建议正在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处理一定范畴内违法所得的权力。

即对违法所得的处理，应当分阶段由不同的主体实施：在发现有违法所得而案件不需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由违法行为的主管单位处理；对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有违法所得而不需移送审查起诉的，由公安机关处理；对检察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发现有违法所得而案件（或部分案件事实）不需进入审判程序的，或虽然经过法院审判但法院没有作出处理而人民检察院有证据证明是违法所得的，由检察机关处理；对于进入审判程序的违法所得，由人民法院处理。

[参考文献][1]梁玉霞、何正华.违法所得探析.人民检察.2005,(6):27.[2]王晋,向泽选.谈扣押款物中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的认定.人民检察.2004,12(38).[3]王余标,吴明.办案所涉款物处理中的问题与对策.人民检察.200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