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跋涉者的足迹——浅论丁玲建国前创作的三个阶段目录摘要 (1)关键词 (1)引言 (1)一、“苦闷的莎菲”：丁玲创作的第一阶段 (1)二、“初现的北斗”：丁玲创作的第二阶段 (6)三、“走向新的开端”丁玲创作的第三阶段………………………………………结语 (8)致谢 (8)参考文献 (9)跋涉者的足迹——浅论丁玲建国前创作的三个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摘要:丁玲说过“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人激流漩涡, 一个浪来, 我有时被托上云霄, 一个波去, 我又被沉人海底。

”作为作家的丁玲，她人生的云霄海底经历体验和观念的变化同时反映在她的著作中，引起的了文风的转变和写作意向的不同。

其中丁玲创作的三个阶段便是最好的说明。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在女性意识方面，她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迥别于以前文学长廊中的女性形象，并不完美的，却又带有让人难以忽略的美。

而后转变在政治意识上，革命+恋爱的模式也是被她淋漓尽致的展现，甚至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反映解放区里新的生活内容。

关键词：丁玲创作阶段女性意识政治性引言现代女性作家的产生与文学创作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亮点，而且其成就也格外引人注目。

与历代女性作家相比，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更具特点，她们置身于历史遽变的语境中，耳闻反叛传统的时代轰鸣，更为大胆地在创作中言说女性自我解放、个性独立、婚恋自由的权利。

她们首先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因为这是造成几千年来妇女痛苦和不幸的罪恶渊源。

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是谁断送了你》《最后的安息》，石评梅的《董二嫂》《这是谁的罪》等作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与包办婚姻迫害女性身体、心理及思想的罪恶。

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个性解放的思想逐渐被社会解放所代替，局限在个人恋情中的个性主义启蒙理性显然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主流意识的需求，阶级解放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

作为女性文学第二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丁玲，以其所描写的五四时期女性的亢奋与五四落潮后女性的失落、苦闷，在相对寂寞的文坛上炸响了一颗惊雷。

丁玲的写作阶段化非常明显，仅在上世纪的20至40年代期间，即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苦闷的莎菲”：丁玲创作的第一阶段20年代后期，丁玲带着梦珂、莎菲、阿毛等女性形象闯进了文坛。

丁玲在文坛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她表现了女性觉醒后的亢奋和失落时的苦闷，而在于她向男权传统提出了最全面的挑战，其胆量之大、突进之深，在当时的女作家中无出其右。

她向世人敞开了五四时期觉醒女性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五四运动落潮后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面临的无路可走的痛苦与悲哀。

一时间文坛上就掀起了一股丁玲风，“好似在这寂寞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

第一阶段是丁玲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

这时期“五四”落潮丁玲离开共产党人的老师、同学和朋友,独自离开上海去了北京,成了一个半流浪性质的穷愁潦倒的公寓大学生, 沉浸在改革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傍徨和痛苦之中。

1927 年丁玲在这种情境中，在这寂寞和痛苦中开始了小说创作。

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

这些作品标志着丁玲的崛起，同时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

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即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同时也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

这些女性们“肉体连同她们对爱情的憧憬沦为商品、沦为物、沦为异性蹂躏的对象”而这背后更加深刻的悲凉是对理想男性的匮乏的悲叹，以及女性在寻索未果后的理性觉醒。

梦珂（《梦珂》）心仪表哥，却不幸成为表哥与图画教员性游戏角逐的对象，节大姐（《小火轮上》）与昆山相爱，又被昆山抛弃。

可是，莎菲们没有重复前辈或堕落或回来的命运，而以一种偏执的情绪坚决抵制着父权文化的强势同化。

失去自我的悲哀，寻找理想男性的失落，使女性趋于扭曲与分裂。

阿毛（《阿毛姑娘》）、伊萨（《自杀日记》）以死反抗，到了《暑假中》，女性则彻底抛弃了男性，过上同性恋的生活。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写道莎菲的追求，“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 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 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那么,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莎菲追求的是什么呢?她追求的只是理想的真爱情也就是灵肉结合的爱情。

“她要享有我生的一切，我要使我快乐”，她捉弄谦卑、委琐的苇弟, 渴求得到十分俊美的南洋青年凌吉士, 甚至为了这份情感把自己折磨得如癫如狂。

但在狂热的情爱面前, 她的人格并未真正沉沦, 尊严也未丧失。

最终莎菲发现在凌吉士所谓潇洒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一颗卑鄙的灵魂之后, 她虽然陷入深深地失望、颓唐和苦闷之中, 却没有迷失自我。

思想与个性解放影响下得到的女性优越感和理性, 使莎菲看清凌吉士并不值得她爱, 终于理性的认识到应该抛弃他。

莎菲一脚踢开了软弱委琐的苇弟, 另一脚踢开虚伪的凌吉士, 这既维护了莎菲自己的美好不容玷污的爱情理想, 又体现出一个现代女性的自主、独立意识。

我认为在丁玲创作前期《阿毛姑娘》是不得不提的一篇作品。

《阿毛姑娘》在创作风格上虽然没有摆脱抒发女性苦闷的窠臼，但却在这展现出创作事业的转向即描写的内容由城市延伸到农村，体现了丁玲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的更加深入。

阿毛父亲曾说“嘿，傻子！有什么哭的？终究得嫁人的，难道就真的挨着我一辈子吗？莫说养不起，就是养得起，那我死了呢？”一句话道尽了对女儿命运的辛酸和无可奈何，身为少女，则父亲有支配她的各种权力，结婚之后，权力则转到她的丈夫身上。

但当时的社会就是那样，旧中国所有女性的一生归宿都是那样。

阿毛最终以死亡作为无声却令人震撼的反抗。

像阿毛姑娘一样存活于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娜拉们是自虐又自恋的.正如徐坤所言:女性以她们以久的嘶哑之音呼喊与细雨出她们生命最本质的愤懑与渴望。

她们不惜以自恋自虐自戕自焚式的举动来挣得一份属于她们自己的话语权利，表明她们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决绝"。

丁玲早期作品虽有其稚嫩、局限之处，但毋庸置言，对于当时时代的背景下《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应该给以充分评价的, 而《梦坷》、《暑假中》、《阿毛姑娘》丁玲的这些早期小说同样是应该充分评价的。

在这方面我特别欣赏冯雪峰在评价丁玲的文学发展道路和文学创作时,表现出的卓越思想艺术识见。

他表示非常肯定丁玲早期小说尤其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主人公思想性格中所具有的“非常深刻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以及文中表现的“莎菲的绝望,亦是对于平凡卑浊的周围的绝望”。

但同时指出, 莎菲的生活与恋爱中,她那病态的伤感、绝望带有着明显的阶级局限性, 莎菲的悲观、颓废具有极重的消极意义。

他在比较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和《一个女人》三个小说集所表现出的共同的创作倾向之后指出, 沿着莎菲的老路写下去,作家已经“越来越无力, 再也无法写出第二篇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同样有力的东西来”（注明出处）但是,丁玲之所以是丁玲,又在于她并不曾停留在原地，沾沾自喜, 而是从思想到文学的创作都在跟随时代大踏步前进。

二、“初现的北斗”：丁玲创作的第二阶段1930年至1936年。

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这时已经稍具名气的丁玲不屑于向名利低头，“我可以借着这点名气, 亲近几个绅士名流, 找到一个收人不坏的职业, 个人从此慢慢向上爬, 爬到上层社会去, 我的朋友中, 就有这样的人。

但这是违背我自己的意愿的, 我鄙弃这种个人的虚荣和名利思想, 坚决走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路。

”（注明出处）这句话道尽作家的心向和志气。

沿着这样的道路去寻找光明和真理,丁玲生活中充满了艰难与危险, 布满了腥风和血雨。

她牺牲了亲人自己被绑架、被囚禁。

但丁玲没有犹豫和动摇, 没有退缩和回头，19 30 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当时左翼小说创作的总体特征是，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这份基本特征主要是通过丁玲的创作显现出来的，由此可见丁玲在此时的地位与成就。

加入左联之后丁玲创作中女性意识开始隐退，政治性观念引入作品；同时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以及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也让丁玲的这近十年的创作走向这“革命+恋爱”的道路。

在这一段时间里根据丁玲作品形式与内涵同样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在左联初期创作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作品《韦护》和两篇《1930年春上海》是具有过渡性质的作品，这是丁玲由“莎菲型”过渡到革命文学创作阶段的桥梁。

前者描述的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但着重点并不在两人爱情的热烈浪漫而是强调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

在解不开的矛盾面前韦护忍痛出走，丽嘉则是认清了自己的处境终于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于社会；《1930年春上海》中也只是把人物更换，面临革命与爱情之间矛盾下的结局同样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

这些创作形式确实是带有公式化的，但丁玲对于处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的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又是不可否认的。

而且这份创作模式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作出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

第二部分里丁玲的作品将目光转向了农村。

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

这种转变一方面是丁玲的积极探索力求突破，一方面也是为响应这时左联执行委员会：“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的呼吁，丁玲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这些作品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再现出激变中农村里农民的心理变化。

而《水》是更坚实一些的革命文学作品，这是在1931年发生在全国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下创作的，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这种情景下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

虽仅是这种粗线条的勾勒但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茅盾就《水》的发表表示“不论在丁玲个人, 或者文坛全体, 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清算”。

此时的创作的转向同时也是对早期女性描写的升华及补充，丁玲不再单纯地通过女性自身的感受来表达女性意识，而将女性意识蕴于宏大的革命政治题材中。

其女性意识从早期莎菲们表现出来的一种女性心底的虚妄的绝叫和自我的张狂转向展现女性在社会革命的背景下逐步觉醒并走向反抗的过程，女性的社会主体性在这时期得到了强有力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