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HALL " The City of Theory" 综述——节选自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20th Century（一）Peter Hall其人Peter Hall 是英国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of Community Studies）院长，伦敦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规划系教授。

他从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经在雷丁大学（1968-1988）、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0-1992）任教，是UC Berkley 城市与区域规划终身教授。

同时，Peter Hall在教职之外还曾担任多项公职。

1991～1994年期间，他曾担任英国环境部部长战略规划特别顾问，1998～1999年期间，他曾供职于副首相城市工作组。

他是多家英国官方委员会成员，包括社会科学委员会（1974～1979）、东南区域规划委员会（1965～1979）、环境委员会（1975～1979）等。

Peter Hall撰写及编辑了30多部城市和区域及相关问题的著作，包括《伦敦2000》（London 2000)，《规划与城市增长：英美比较》（Planning and Urban Growth)，《明天的城市》（Cities of Tomorrow)，《文明中的城市》（Cities in Civilization)等。

本文正节选自其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明天的城市》（Cities of Tomorrow)。

英国的学术界与政界泾渭分明，Peter Hall作为地理学家和规划师，是不多的能在学术界与政界兼具影响力的学者。

他从学术角度深刻影响政府，直接指导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

Hall致力于对“世界城市”的研究，作为与卡斯戴尔(Castells）、弗里德曼（Friedmann)和哈维（D.Harvey)齐名的大事，Hall对全球城市的理解与他们一脉相承。

这批学者经历了1960年社会激变，深受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Lefebvre)的影响，将城市空间的变化视为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反映，强调将空间变化与不同空间尺度乃至全球尺度的资本循环和经济社会变迁相联系（Lefebvre 1991)。

同时，霍尔强调历史对于城市现实和未来的影响，强调不同区域的差异性。

霍尔认为，今天的城市研究纯粹是学术圈中纯理论的探讨，很少考察具体的规划落实，而规划设计人员又漠视深层的理论研究，埋首于实际的工程设计。

因此他倡导规划人员和研究者的融合，倡导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而霍尔自己一生的规划研究与实践正是他这一主张的个中写照。

（二）背景与概述20世纪30年代起，各大学陆续建立规划学院（如哈佛大学在1909年开始开设规划课程，于1929年成立独立的规划学院，伦敦大学于1959年成立规划学院），规划理论经历了近80年的发展。

本文中，霍尔分析了这80年间，规划理论与规划实践之间的关系。

霍尔认为，经过长期的发展，规划教学的学院色彩愈加浓烈，规划学者习惯于在学院框架内进行探讨，因为规划学者的事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在学院框架下得到评判高低。

同时发生的是，规划理论与规划实践之间的距离逐渐扩大（divorced)。

其具体表现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划学者撰写了浩如烟海的规划文章与著作，其中很多在学院框架内获得了甚高评价，但是，它们却对规划实践指导甚少。

在这一背景下，霍尔对规划学科建立以来，规划理论与规划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评述。

霍尔将规划学科这80年来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1930年至1955年的“史前“阶段，二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系统论阶段，三是70年代以后对“新范式”（new paradigm)的探寻，这一阶段颇受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规划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的反映，主张规划者发挥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这三个阶段中规划者的角色可以用一组漫画形象来生动描述：1955年，典型的规划学毕业生的工作是趴在图板上绘制理想化的土地利用图；1965年，他使用计算机分析并输出交通模式图；1975年，他和社区工作者夜谈，以组织社区居民减少犯罪。

（三）内容评述3.1 “史前”阶段20世纪初，城市规划学科逐渐形成，到30年代，各大学陆续成立独立的城市规划学院。

此时的社会形态变迁缓慢——人口稳定，经济低迷。

这一阶段规划师的工作就是绘制蓝图，并使人们信服于蓝图。

城市规划教育的作用在于教授规划所需的基本知识以及必需的设计技能。

这一阶段后来被称为规划的“乌托邦时期”。

此后城市规划发展为一门综合性土地利用规划学。

此时的城市规划吸收了大量工程学科的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将它们应用于对城市的设计中。

它更接近于一门工程学科，而非社会与经济学科。

这一阶段的规划学存在如下三项弱点。

一是缺乏雄厚的学科基础。

Michael Batty指出，对老百姓而言，规划和法律与医学一样，是一门神秘的学科，但事实上，规划与这些传统学科大相径庭，它并不具备一套坚实的理论体系，而是在传统的建筑学科中加入分散的社会学片段。

此后的很多学者也指出，规划中有理论（some theory in planning)，但并没有一整套规划理论（no theory of planning）。

这和规划学科的起源有关，规划学科脱胎于相关的建筑和工程学科，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设计类学科的特征，而在此后的发展中，城市规划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特征渐渐得到重视。

二是没有关注规划制定后的实施过程。

规划在此阶段被认为是提供一个确定的土地利用计划（fixed land-use plan)，而没有认识到规划是一个延续的过程。

Abercrombie在1933年的著作中主张，制定规划只是规划师一半的工作，而另一半是规划的实施。

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关注到规划后的不断调整与更新。

在1947年乡镇规划法案确立的英国土地利用规划系统中，反复的调研调整过程并没有被涵盖在内，“仿佛规划师一次即可做对”。

三是缺乏明显的规划目标。

规划师对于社会经济力量与物质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理解带有鲜明的主观性与推测性。

正如Kent在他1964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指出规划应带来怎样的社会和经济目标，或某一规划将带来怎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果。

虽然此时的规划理论和方法后来受到质疑，但这一阶段被认为是城市规划的“黄金时期”——政府对专家完全信任，规划很少受到政治的介入。

但是，到了50年代末，社会环境开始了急剧变化，规划结束了“黄金时期”。

3.2 系统论阶段60年代，西方社会形态发生着剧烈的变革。

很多国家出现婴儿潮，继而对学校、活动场地产生持续增长的需求；战后的经济繁荣过去，经济陷入低迷；同时，婴儿潮使社会对于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剧增，特别是汽车与住房。

总之，原先缓慢的城市发展步伐被打破，社会变革开始加速。

如Michael Batty的评论，城市规划在1960至1970十年间的变化大于其在过去100年，甚至1000年间变化的总和。

随着对社会对城市规划需求的增加，相关学科的知识也自觉的补充到规划学中来，在城市和区域性研究中掀起了一场知识革命。

借助地理学、选址理论、计算机技术，规划从依赖于个人知识，发展为一项科学活动，同时也成为了包括监控与调整的持续性活动。

大量各种准确的信息被收集，并被输入到敏感的控制系统中进行分析，产生规划结果，这一结果也可以被不断修正。

这一系统论规划方法最早被应用于交通系统规划中，比如1955年的底特律中心区交通规划。

虽然应对了社会变革的需要，系统论规划也存在若干弱点或矛盾。

一是这次规划思想的革命是不完全的，规划仍带有明显的“蓝图”色彩。

在系统控制下得到的规划结果仍被看作是确定的不可更改的。

规划被认为是主动的发挥影响的，城市被认为是被动接受改造的。

但事实上，城市在不断反作用于规划，使规划面临更改。

二是系统论规划的内在逻辑矛盾。

与其他系统不同，规划系统的控制因素不是在系统内部，而是系统在控制因素内部。

规划师既被动的观察与分析对象，也主动的改造对象，并且要经过一系列专家、政治家和公众之间复杂混乱的博弈。

三是系统论面对的对象不明确。

在城市规划中，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主要问题和对象，因此难以从总体目标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对象。

同时，系统分析的对象并不自身存在，而是需要被人为设定，另外，系统的影响因素难以清晰划定，规划的利弊难以量化评价。

因此，在60年代后期，规划学者开始了对“新范式”(new paradigm)的探寻。

3.3 寻找“新范式”这一时期，来自主要两方面的冲击造成了系统论规划的变革。

一是美国政治的多元性渐显——重要的城市决策往往是在一个多元化政治框架中决定，没有一个人或组织可以独自决定，规划师的精英主义与政治的多元主义形成了矛盾。

二是社会对专家的不信任加强，系统论被认为是伪科学——用难解的术语制造的烟雾弹。

因此，有学者呼吁规划师转换角色，由自上而下的规划者，转换为自下而上的倡导者，以多样化的方式影响社会。

在Bolan1967年发表的文章中，他主张规划师成为非正式的“协调者”与“催化者”。

Melvin Webber也提出规划师成为Probabilistic Planner。

在这类主张下，规划师的关注点从物质空间，转移到社会和经济领域。

这种角色转换也意味着规划师专家色彩的弱化，虽然他仍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这样的主张带来的结果是，规划师需要行使原先地方官员的许多功能。

而事实上，规划界并不清楚这样的主张如何落实，特别是，规划师如何解决不同社会团体间的利益矛盾，并且如何避免代替地方官员成为控制者。

同时，一些学者批判，城市规划的内涵过于宏大，但深度不足，Aaron Wildavsky指出，“如果规划什么都是，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

在此期间，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兴起，对城市规划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城市规划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的特殊反应，传统规划理论在内容上空洞无物，忽视规划阶级内涵和民主职能，无助于实现普遍的公共价值和社会公正。

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规划学者David Harvey指出，“建成环境的首要功能是有利于生产、消费、流通和消费”，规划的产生和应用所要达到的原则是其最重要的活动要有利于自我再生产。

主张规划师在制定规划时关注城市环境中的权力和特权结构，而非完全以物质客体为研究或工作对象。

这一思潮中重要的学者包括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