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间甘肃军事防卫刍议
明代蒙古、吐鲁番等少数民族长期对西北地区构成威胁，甘肃作为西北防卫的前哨，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但由于边防线过长，兵源、财力明显不足，军事上长期疲于应付。
针对复杂的防卫形势，当地守军采取了剿抚并用，联番制虏，寓兵于民，各镇协防等策略，为缓解边患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由于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西北边患问题始终困扰着明朝政府，成为明朝廷的一大忧患。
明朝出于防范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需要，在北边设立九镇，仅西北就有四镇名列其中，分别为甘肃、固原、宁夏、延绥。
弘治十年，又设置三边总制，嘉靖四年成为定制，全面节制军事防务工作，对加强西北边防，协调各镇防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西北边防线过长，明后期兵源明显不足，财力日渐困难，军事上长期疲于应付，本文就万历年间西北甘肃军事防卫的形势与特点进行简要论述。
一、明朝甘肃军事防务的形势
明朝甘肃西起酒泉，东到平凉、庆阳，无不承担着军事防卫的重要任务，明巡按狭西御史杨有仁认为：夷族者，藩篱也，河西者，门庭也，西风者，堂奥也，可见军事地位的重要。
甘肃镇北有蒙古，南有番族，其重要任务就是展开保卫中原的臂膀，阻止蒙古南下，防止蒙古与诸多番族勾连入侵。
明政府在甘肃修筑长城范围较广、里程也较长。
嘉靖十六年之后，先后修筑了镇番卫至永昌卫、肃州西长城、肃州至甘州、甘州至临泽、嘉峪关至镇夷千户所等长城、壕堑、崖榨。
至隆庆六年，加筑了城堡、关隘、墩台等设施，基本形成了较完善的防御体系。
但河西长城到肃州一带30里一墩，敌情预警效果明显减弱，甚至出现虏掠后守军主将不知晓的情况。
万历二十七年，修筑了景泰老虎城至兰州黄河索桥堡400余里长城。
二、以抚为主的对虏政策
为解决边患，西北历任将领均坚持“修浚墙堑，以固边防；增设卫所，以壮边兵”，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
对于实心归义、纳贡者，准予款市、甚至分封，由于双方需求的严重不对等和明朝实行的“厚往薄来”的款市政策，使蒙古部落对款市十分期待。
但封王款市政策的推行，也给部分将领造成了和平的假象，一旦临战，则措手不及。
另外蒙古部落中存在在此处则谦恭，到彼处则抢掠的情形，给边关将领防范带来了诸多不便，官兵既怕担寻衅滋事的罪名，又怕防范不力而被治罪。
明朝在甘肃的驻军分为伏和摆两种，伏即在形势险要的地点设伏，防止入内，摆则是定期巡查，按期换防。
由于战线较长，守军有限，一旦蒙古部落入侵，仅靠当地驻军根本无法应付，边将不得不调遣周边驻军增援。
万历十八年蒙古入侵宁夏，甘州、涼州、庄浪、西宁等地守军全部参战才迫使蒙古部落撤出。
万历二
十六年的松山战役，三边总督李汶也是调集七路兵马才实现了松山光复。
可能囿于国力、兵力限制，明朝政府从未谋划过“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一旦边患暂时解除，明朝守军并不长途剿杀，而对于果能悔罪的，仍能满足其款市等相关要求。
也正因为如此，西北四镇长期受到边患的困扰。
所以，明朝剿抚并用的政策，其目的是和平相处，而不是完全剿灭。
三、以番制虏的防范措施
西北周边生活番族众多，甘肃镇如同一张开的臂膀，阻止着番族与蒙古的联合，由于番族长期以来受到蒙古部落的侵扰，对于蒙古部落既恨又怕，明朝充分利用番族的这一特点，将番族作为保卫中原的屏障，达到有效防范蒙古的目的。
明朝注重对番族的保护。
明神宗曾讲，番族亦是朕之子民，要求着意加强保护。
明朝在洮州、庄浪、西宁一带都设立土司，由当地土官统领番族。
明朝认为，番族是中原王朝的藩篱，藩篱撤则门庭危，在边关危急之时，允许番族发展壮大武装，并对番族头目增加虚衔，以示鼓励。
有时番人受蒙古强虏挟迫为其做事，经当地守军查明也能免于处罚。
番族由于势力较弱，对于中原王朝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明政府知道，番族所需的茶盐等物资要靠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中获得，因此严格控制茶盐运输和朝贡贸易，严厉打击私茶、假茶和劣茶。
战时由于番族对于地理形势较为熟悉，就要担任军事侦查、间谍、向导等任务，战争结束后，番族也能与中原军队一样得到封赏。
四、统筹调遣的军事协防体系
明朝自弘治十年就开始派遣三边总督，嘉靖年间成为定制，但相互协防仍不顺畅。
万历十五年，甘肃总兵郜光先根据甘肃的防卫形势，提出了甘肃协防的方案，即：肃州有事，甘州协防，西宁有事，庄凉协防。
后三边总督李汶根据兰州、洮州等地防卫形势，奏请朝廷设立临洮镇，使兰州、洮州、河州地区得到有效协防。
同时，虽然当时不少将官建议北部九镇应该互通讯息，由于受地理、通讯条件限制，大范围的协防体系并未建立起来，但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确很有远见卓识。
由于蒙古等少数民族部落在西北地区的侵扰，明代甘肃镇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明万历年间面对复杂的防卫形势，当地守军实施的剿抚并用、以抚为主，联番制虏，寓兵于民，各镇协防等策略起到了很好的防御作用，为暂时解除边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缺乏长远的谋划，西北的边患始终存在，成为明朝政府必须面对的一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