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规范功能及适用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为合同法背后的主要价值或者目标。我国合同法择其要者，于法律开头数个条文(第三条至第八条)加以规定，以彰显其重要性。当然，这些规定与具体的法律规则所表现的法律规范尚有不同，即其重在表达抽象的观念(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公序良俗及合同严守等)，而没有完整地表述相应的法律后果(当然不能因此认为违反诸此原则无法律后果)。诸此观念，如同“无形之手”，对民事活动、裁判活动等发挥指导作用。
我国合同法第三条至第七条均以“(合同)当事人”开始，阐述以合同方式从事民事活动时所应遵守的基本准则，第八条亦在强调当事人“应当”如何。由此可见，诸此基本原则，首先是合同当事人乃至相关主体的行为规范，就其功能，可以从当事人角度分析，在于指导合同当事人正确地从事民事活动、构造民事法律关系。合同未有约定时得循此类原则予以补充(补充功能);在对合同出现理解分歧时，亦得循此类原则进行解释(解释功能);当事人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亦应遵循诸此原则(限制功能)。
合同法基本原则既为合同当事人及相关主体的行为规范，在因民事活动产生纠纷场合，这些规范自然可以发挥裁判规范的功能。换言之，裁判者在裁判活动中，亦应遵从诸此原则的指引。尤其是在法律存在漏洞场合，或者法条用语语义不明且有多种解释可能场合，填补漏洞或者辅助确定不明语义(在法概念、法规范的边缘地带使模糊
的事物清晰化，即补充功能及解释功能)。另外，在对合同进行解释时，不应悖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解释功能)。
观察我国裁判实务，存在一种现象，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合同法基本原则条文，往往并非是判断案件是非曲直的主要根据(另有其他具体规范)，而是作为某种陪衬，或者像是宴席上的一盘“凉菜”，无足轻重，即使不援引，也并不实质影响案件的裁判结果。这也难怪，因为如上所述，这几个条文并没有具体规定法律后果，并非完全法条，而重点在于宣示某种价值或者目标。不过，毕竟这些法律条文规定了一些行为规范，出现了一些“不得”字样，可不可以据此而在上述基本功能(补充功能、解释功能及限制功能)之外，发挥具体的裁判功能呢?这一问题值得研究。
假设甲与乙有金钱借贷关系，到期后借款人甲仍有部分借款未归还，乙以讨债为名，非法限制甲人身自由，令其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书，将自己的房产作价若干转让给乙，抵偿债务。甲签约后获得自由，乙实际占有房产。甲就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乙作了行政处罚。一年半后，甲提起民事诉讼，以房产转让协议是在被乙限制人身自由、被逼迫情况下签订、不是甲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请求法院确认房产转让协议无效，并责令乙限期退还房产。乙辩称：本案协议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合同不存在以欺诈、胁迫手段签订损害国家利益等合同无效情形。本案从案发至起诉已经一年六个月，甲没有到人民法院行使撤销权，甲行使撤销权的权利已经消灭。故乙请求法院驳回甲起诉。
对于上述设例，有意见认为，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且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甲与乙签订的协议书系甲在受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属无效合同。应依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房产转让协议无效，乙返还甲房屋。
上述意见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并非是以胁迫为由主张撤销合同的案件，而是以合同法第三条和第四条中的“不得”规定加上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认定合同无效。
上述案件，如果按照可撤销合同处理，确实会遇到已过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撤销权除斥期间的问题。查看第三条和第四条，确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的表述;我国学理也有认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强制性规范，当事人必须遵守，不得以其约定排除其适用。如此看来，上述意见以合同违法为由裁判其无效，也不无道理。不过，由该案可以引出了一些饶有趣味的问题：像该案情形，是仅作为可撤销合同处理，抑或是存在可撤销与无效的“二重效果”?合同法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究竟是作为“一般条款”(可能存在“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的问题)抑或是可以作为具体规则而发挥规范功能?如果承认这种可撤
销与无效的“二重效果”，是否像该案那样允许权利人自由选择(或者当事人未明确选择时法官从有利于权利人角度代其选择)，或依某
种规定确定适用顺序?如果允许自由选择，是否会因此造成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撤销权除斥期间规范目的落空?
笔者不太赞同上述意见，主要有如下考虑：
其一，合同法第四条中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与该条开头的“当事人”并列对置，表明是当事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作为一项具有“对世”特点的义务，并没有将合同“当事人”包括在内。在一方当事人胁迫另外一方时，并不属于第四条所规定的“非法干预”。
其二，第三条规定“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但并没有在该条中规定具体的法律后果。令合同无效，只是一种可能的选项，且并非唯一选项;除无效外，还可能是可撤销，甚至于有法院将解除合同作为其法律后果。如果像本案那样，结合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以合同为无效，那么尚需要进一步论证，第三条的“不得”规定何以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不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如未作此种论证工作，便不宜直接走向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笔者认为，第三条的“不得”规定不宜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理由在于，立法者在设计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时，确实慎重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这一规定受到了理论界的批评，认为它违反了对民事行为作效力评价的立法政策，像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通常不涉及公共利益，而只涉及相关当事人的私人利益，而私人利益应当由具体的当事人自己决定，立法统一规定其效果为“无效”，过于死板，而将其效果规
定为“可撤销”则可以灵活地应对，如欺诈者或者胁迫者弄巧成拙而最终结果有利于受害人时，受害人就可以不行使撤销权。正是因为立法者慎重地考虑了这种批评意见，才在合同法中改变了民法通则的规则：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既然立法者的意旨已经明确，在仅仅涉及私人利益场合，不作剧烈的“无效”评价，而是将决定权放给具体的当事人以决定是否“撤销”，裁判者便不应轻易突破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和政策抉择，再回到作“无效”评价的老路上去。
其三，上述处理方案，或许妥当地解决了一个个案(这本身也存在疑问，因为甲本身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主张撤销合同，不存在乙缔约后继续限制甲人身自由问题，甲却是等到一年半后才主张合同无效)，但却可能同时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并有可能出现在其他案件中，依同样的理据，却得出不妥结果的局面。
其四，作为替代上述处理方案的裁判路径，有两种可能的方案，可供参考。一是可以考虑特别法优先适用原则;二是可以考虑新法优于旧法适用原则。以下具体说明。
首先，两处裁判规范均是以使合同归于无效为结果，一个是以第三条加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为基础的无效，一个是以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胁迫)为基础经过撤销的无效，二者在构成要件上都要求“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