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的枷锁从原语文本到译语文化葛校琴(南京大学,江苏南京210093)摘 要:文章从理论来源、认识论基础、极端科学主义倾向等方面探讨了 原语中心论!下译者主体存在的 标准要求上的神化和操作要求上的物化!状态,后从权力话语和后殖民批评理论的视角追踪了译语文化关照下译者主体的境况,认为译者是操纵者同时也是被操纵者。
关键词:译者主体;原语中心论;译语取向;制约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02)01-0062-041.引言翻译过程中相对于原语文本而言,主体是译者。
在翻译活动诸环节中,译者主体处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间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交汇点上,他/她是译事的中介也是译事得以进行的基石。
翻译研究史表明,译论家对译者主体的研究历来比较重视,如隋代名僧彦琮 八备说!,提出一个合格译者要具备的八项条件;梁启超的 三通!说,即 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茅盾 译文学书的人!的三个条件:文学翻译家一定要是 研究文学的人!、 了解新思想的人!、 有些创作天才的人!。
这些论述主要涉及对译者的素质、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和规定。
尽管我们知道人无完人,译者也不可能是八面玲珑的行家里手,但这样的标准一直占据着翻译主体论话语的中心,并时刻拷问着我们的译者。
而该标准的实质是要译者成为一台复印机或摄像机,做到把原意一点不差地复制出来。
这种在标准上要求完美至神,在实际操作时被降为物的存在的译者主体的现状是原语中心论下翻译主体研究的必然结果。
2 原语中心论下的译者主体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开始都非常直观。
翻译即是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
译者围绕着原语展开翻译,开始是字随句从,亦步亦趋;后来则笔随意从,直译意译兼而有之。
翻译直接呈现的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语言换了,内容不换,译者是原意的传达者,译文要 忠实!原文的意义,这就是原语中心论。
道安要求佛经翻译 尽从实录,不令有损言游字!,义正词严地维护原本的权威。
鲁迅在与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1909)之前,多用当时较流行的一种意译,但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开始他主张 硬译!,虽然他自己也对 硬译!不满意,但认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去保存原文的 精神和力量!。
中国译论中的 神似!论、 化境!说,强调 传神!、 出神入化!,但都旨在保留文学原作的神韵、风格、特点等。
这些传统译论,都取或暗含原语中心论的思想,原语成为衡量译语好坏的最高标准。
这种以原语为中心的翻译观为原文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经典/权威地位,并预设了原文有一个统一确定的客观意义,认为只要有 理想!译者的存在,就可以产出一个与原语完全 对等!的译本来。
为产出一个 对等!译本,译者最好是文化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诗人、各学科的专家,精通双语,精通双语文化,精通转换技巧,等等,总之译者必须是全才,能人,是神。
在这样无法企及的标准下,译者自然成为非难的对象。
翻译研究中的极端科学主义倾向也深刻影响着现时的翻译研究,翻译被认为是像数学一样可以精确测算的一门自然科学。
随着翻译研究科学化进程的推进,人们仿佛看到了实现原语中心论那些理想化标准的希望。
语言学翻译理论围绕与原文在各个层次上的 对等!(等值、等效、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等)展开论述( 翻译单位!的争议就是一例),认为只要在各个层次上求得对等项,再∃62∃2002年第1期总第71期外语研究Foreign L anguag es R esearch 2002,%1Serial %71加上理想!的译者,将对等项予以转换,就会出现科学的理想的对等译文。
那么最好的译者自然也就同机器无异了。
原语中心论的方法论来源与当时流行的新批评文学标准有密切关系。
新批评家们坚持文学作品的有机论!(organicism),认为一部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有一定连贯性和完整性的语言结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形式被看成是作品的生命,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
新批评家们还对作品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要求作品表现出现实生活经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这样的文学观念出发,新批评家们对作品展开了细读(close reading),考察作品的词汇、语义、韵律、结构、风格和作者的语调、态度等,追踪这些不同的成分如何相互作用以实现作品的意图。
新批评家们对文学作品的这种细读!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的翻译作坊(translation work shops)就是用新批评的方法来解释和评价翻译的,瑞恰兹(I.A.Richards)使用的新批评方法在当时的翻译教学中最为流行。
应该说原语中心论长期占据翻译理论话语的中心,其认识论基础是相信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人作为认识的主体能够通达客观事物并作出正确的反映,因此认为翻译的理想可以实现。
在原语中心论的理念下,译者作为原语(被认为是主人!)的仆人!,被禁锢在原语的意义、语法、结构、文体和原语文化之中;译者的创造性,看似给翻译主体很大的能动性,但它仍然必须在原语的控制之下。
卞之琳说得再恰当不过了:原作者是自由创造,我们是忠实翻译,忠实于他的自由创造。
他转弯抹角,我们得亦步亦趋;他上天入地,我们得紧随不舍;他高瞻远瞩,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
!译者的忽视,译作受到贬斥则成为自然。
3 译者主体:译语文化关照但是,原语中心论的翻译标准在翻译实践中并未得到贯彻。
梁启超翻译的西方作品都是从日译本转译过来。
林(纾)译170余种小说,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谁又会想到译者竟然不通原语。
以提出信达雅!标准的严复为例,∀天演论#原是一部体例谨严的科学著作,经他达旨!式的翻译,给原书增添了浓厚的文学形象性,从而成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佳作(杨正典1997:412)。
严复的翻译多是对原著思想的阐述发挥,并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评论分析,反映他的政治主张和经济思想。
因此,忠实!的译本实是译家和译论家的奢望。
翻译研究的突破口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翻译理论教授吉迪恩∃图里(Gideon T oury)提出的译语文本理论(Target T heory)。
该大学文化研究教授埃文 佐哈尔(Itamar Even Zohar)在研究希伯莱文学的过程中建立了文学多元系统论!,认为文学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各个系统的地位不一,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
在该系统的发展过程中,中心与边缘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如翻译文学系统处于中心位置时,它参与系统的中心工作,因为这时文学系统一般处于弱势、危机或转折点,甚至处于真空阶段。
这样,文学借助翻译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译法上会尽量充分。
当文学系统处于强势时,则无须依赖翻译来输入外来元素,翻译处于边缘地位,译法上也受到影响。
佐哈尔的理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们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什么会被翻译出来,怎样去进行翻译,都是由译语文化的需要或译语文化的规范决定的(Gentzler1993:107)。
图里受多元系统论的影响对译成希伯来语的译本进行实地研究(field stud ies)。
他发现,这些译本往往只是部分地与原语等值或功能等值,但却被目标文化接受,译者的目的只是努力提供译语文化能够接受的译本。
因此,他认为建立在对等! 同一!基础上的、用原文来评价、衡量译文的原文中心论存在问题。
他提出以译语为中心的译语文本理论。
翻译研究因此而出现对原语中心论的突破,开始了译语取向的翻译研究。
译语文本理论颠覆!了原语中心论许多观念。
首先,确认意义的不定性,从而破除了原语的权威地位,使忠实!的翻译标准受到质疑。
图里在研究中发现,译文不具有固定的!同一性,它总是受特定时期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多种的同一性。
其次,开始从译语文化角度来定义翻译。
只要译语文化接受的即属翻译。
翻译概念的外延由此而大大拓展,原著的改写、改编、重写,甚至没有原著的假译!(psuedo translation)都被视为翻译。
第三,将社会历史因素引入翻译讨论。
图里∃63∃指出译语文化中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和文学惯例(literary conventions)制约着译者的审美取向并影响着译者具体作出的选择。
他的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论对翻译所受的制约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图里之后,很多译论家也参加到翻译规范的讨论中来(Schaffner1999)。
赫曼斯(Theo Her mans)依据制约的大小,认为约束力最小,类似期待!的是惯例!(conventions),其次是惯例牢固以后形成的规范,最后是具有强制性、并形成制度化的一些规则(rules)和法令(decrees)。
他认为这些制约会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所谓的正确意念!(notion of correctness)并对人们从事的文化活动进行约束(王宏志1999:27)。
英国的巴斯内特和美国的勒弗菲尔的翻译研究更为世人注目。
他们认为,译者面对的是大量难以理解的、容易误解的文化材料,翻译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文本或/和历史的文本,还需研究对翻译生产带来重大影响的习俗制度(institutions)。
勒弗菲尔分析了意识形态!、赞助行为!、诗学因素!等对译者主体的翻译行为和译本形成的制约作用。
他认为特定文化中的文学文本的研究都可视为就操纵的研究。
从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因素看,作为专家!(the professionals)的重写者! 批评家、翻译家、选集编纂者、史学工作者、教师 操纵着相关的知识话语。
他们通过社会机构的准许,如授予学位、出版书籍和文章、邀请参加学术会议及在学校和一些学术团体的任命控制着特定领域的话语权,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与社会权力机构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文学应该怎样,这是诗学话题,但诗学的社会功能与意识形态相关,并/甚至是意识形态决定的。
赞助行为对翻译的影响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这种影响决定译本的选取与内容的发展;二是经济上的资助,对重写者包括对评论家的资助;三是地位上的赞助,使译者能融入某种社团及他们的生活方式。
有时这三种行为集于重写者(译者)一身。
赞助行为的目的是尽量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推出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文学作品。
可见,译者所有的选择都与权力(不是狭义的政权!而是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相关,译者的重写或操纵实质上是意识形态赋予他/她的权力。
巴斯内特的翻译研究则向更广的文化领域拓展。
她探讨翻译中的文化霸权,认为巴西诗人兼翻译家的冈波斯兄弟(Haroldo and Augusto de Campos)的噬人血!式(cannibalism)翻译理论,即翻译就是噬肉吸血,吃掉原文,创造译文,意在反对重原文轻译文的现象,并最终反对翻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反对原语中心论,认为应该抛却这种原文主导(男性的)译文从属(女性的)的传统翻译理论的核心,她认为翻译应该是双性的,译文和译者的地位同样重要(陈德鸿、张南峰200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