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2005年第2期中古的音节演化与诗歌形式变迁◎[新加坡]石毓智 [摘　要]中国文学史上诗歌体裁嬗变的背后往往具有深刻的语言因素。

语言对诗歌体裁演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业已存在的语音特征的发现以及对其韵律特征的自觉运用;另一方面是因为语言的发展而带来的新的韵律特征,诗人们自觉地把它们用在诗歌创作之中而产生新的诗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双音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使得双音节成为汉语的基本韵律单位,这是唐代律诗以双音节为基本韵律单位的语言因素,律诗的形成正是这两种语言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随着语音系统的变化,诗歌形式便会产生新的嬗变,轻音的出现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句子的韵律特征,从而影响了宋元以后的诗歌体裁。

[关键词]语言　格律　语音形式　双音化　轻重音〔中图分类号〕H1-09;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2-0140-04作者简介　石毓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语言和文学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表现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外,还表现在语言的演化会引起文学形式的变迁上。

关于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语言技巧的使用这一平面的认识上,更重要的还应该看到语言形式的演化所引起的诗歌体裁的嬗变。

一、双音化与律诗形成的关系语言形式对诗歌体裁演化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业已存在的语言事实的发现和利用,二是语言系统自身的演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者对声调的确认和分类,为后来律诗的平仄格式准备了条件。

关于这一点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论述,如郭绍虞等;然而关于第二种因素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单凭声调自身尚无法解释律诗的韵律格式何以如此。

王力《汉语诗律学》指出:“依近体诗的规矩,是以每两个字为一个节奏,平仄递用。

”也就是说,律诗是以一个双音节为一韵律单位。

为什么是“两个字为一个节奏”,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这背后有深刻的语言内部的发展原因。

汉语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阶段是单纯单音节词的,双音词一直都有。

郭锡良[1](P150)的考察显示,先秦汉语双音词已占20%左右。

他同时又指出,双音词的构词法到公元前7世纪开始萌芽,到2世纪渐趋完善。

随着语言的发展,双音词的数目不断增加,到中古汉语时获得了强劲的发展趋势。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双音化形成呢?普遍认为,双音化趋势形成的原因是汉语语音系统的简化。

下面是两个有代表性的看法:但是,汉语语音简单化并不意味着汉语的损失;它在别的方面得到了补偿。

补偿在于语法构造方面。

轻音的产生使汉语语音增加了新的色彩,同时又是新语法因素在语音上的表现。

复音词的大量产生,使汉语有可能不再依赖复杂的语音系统来辨别词义。

这种简化是进步的,有利于语言发展的。

[2](P268)为什么现代汉语词汇有强烈的双音化倾向?同音字多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由于语音的演变,很多古代不同音的字到现代都成为同音字了,双音化是一种补偿手段。

北方话里同音字较多,双音化的倾向也较强。

广东、福建等地的方言里同音字比较少一些,双音化的41倾向也就差些。

[3]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

语音系统的简化会造成同音词的增加,同音词的增加势必影响到词汇的语音形式区别性的降低,最终会影响到交际的有效性。

增加词汇的音节数目是一个有效的保存不同词汇的语音区别的手段。

正如吕叔湘所指出的,上述假设可以解释南北方言的一些重要差别。

双音化趋势的另外一个动因可能是来自新词语的大量增加。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文化、政治等领域越来越复杂,那么就需要创造更多的新词表达新产生的概念。

这样即使在语音系统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同音词也会大量增加。

同样的道理,语言为了顺应这一变化,也会增加词汇表现的语音长度。

吕叔湘以南北方言的对比来说明双音化与同音字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来较仔细看一下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南方方言较之北方的语音系统简化慢,保留了较多的旧有的语音特征,因此语音系统也较为复杂。

例如,广州话完整保存了古入声的韵尾,拥有11个调类和59个韵母[4](P25-41);而普通话只有4个调类和39个韵母。

相应地,普通话的双音节词在广州话里多是单音节的。

双音化趋势早在两千年之前就开始了,而后一直稳定发展。

刚开始的时候,双音化仅仅是词汇或者语音范围内的事情。

可是随着这种发展趋势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双音词出现了。

我们从12世纪的文献《朱子语类》中选择了现代汉语还活跃着的124个双音节动词,看它们被引入语言的时期:双音动词从5至12世纪发展的一个考察复合词百分比5世纪之前76%5-8世纪4234%8-12世纪7560%上表显示,就我们所选定的范围看,绝大部分的双音词是在5世纪到12世纪之间产生的。

在所考察的124个双音节动词中,大约34%产生于5至8世纪之间,60%是在8至12世纪之间。

5至12世纪出现的双音节动词占全部的94%左右,5世纪之前的仅占6%。

虽然这只是一个抽样调查,但它可以从一个方面显示,5至12世纪是双音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可以确定双音化趋势发展的关键时期。

汉语有一类名词词缀,它们的重要功能是使一个单音节词根双音化。

我们认为,这些语法标记的出现是顺应双音化发展的结果。

王力认为[4],名词的前缀“老”和后缀“儿”大约产生于唐代,比如那时的文献已有“老婆”、“老师”和“盖儿”等。

名词后缀“子”和“头”的出现则更早,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如那时已见到“石子”、“种子”等的用法。

很明显,这些名词词缀的出现也是在5至10世纪之间。

使一个单音节双音化的方法主要反应在每一个词类的构词法上。

汉语有很多方法可以使一个单音词变成双音:(1)在一个单音节的词干上加上词缀,比如上面讨论的名词词缀;(2)在一个单音节的词根上加上另一个单音同义词,如“意”变成“意思”,“注”变成“注释”等;(3)原来的单音节词为新产生的双音节词所取代,比如“污”变成“弄脏”,“悟”变成“理解”等;(4)单音节词通过重叠而成为双音节的,比如“哥”可以是“哥哥”、“刚”成了“刚刚”等。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双音化趋势在六朝时期开始加强,它不仅影响到语音、词汇和语法,[5]而且还影响到诗文的创作。

俞敏《永明运动的表里》[6]一文认为:“永明诗人”的五个主张之一为“同时也不反对两个字一节的字调重复”。

又指出:“反而是晚辈一点儿的周颙的两个字一节的利用字调的技巧得到了推广。

这不光好懂,而且好安排。

”为什么两个字一节利用声调会给人以“好懂”而且“好安排”的感觉,其背后有深刻的语言演化因素。

当汉语语音的基本单位由单音节变成双音节时,双音节将给人以节奏感,因此听起来顺。

此外,由于大量双音节的增加,大量的概念都是用双音节词表示的,因此以双音节为单位来作诗才比较方便。

二、律诗解体的语言内部因素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每个朝代最有代表性的诗歌体裁应该是最充分反映该时代的语音的韵律141特征所赋予的审美形式。

那么随着语言的发展,特别是语音系统的变化,诗歌的体裁也会随之嬗变。

唐朝的诗歌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除了质和量外,还包括诗歌体裁的丰富多彩,就律诗而言,就有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

但是这些诗歌形式唐以后开始走向衰落,除了文人的仿古创作以外,每个朝代有代表的诗歌形式为其它体裁所替代,如宋代的词、元代的曲、以及今天的自由诗。

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诗人创作时尚的变迁,其实它背后也有深刻的语言变化因素起作用。

唐末及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汉语的语音系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轻音”现象的产生。

王力《汉语史稿》的有关论述为:轻音不是汉语的一切方言都具备的,只有北京话和北方某些地区有轻音。

轻音不属于声调的范畴,所以我们叫它“轻音”,不叫它“轻声”。

声调主要是音高的关系,轻声主要是音强的关系。

轻音产生的时期,还没有被研究清楚。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作为逻辑上的语音轻重,是任何语言和任何方言都具备的。

作为语法形式的轻音,那就必须随着语法的要求而产生。

因此,依我们看来,在普通话里,轻声的产生应该是在动词形尾“了”“着”形成的时代,在介词“之”字变为定语语尾“的”的时代。

估计在12世纪前后,轻音就产生了。

而这些语法成分大概从开始不久就是念轻音的。

后来复音词的后一成分或后面两三个成分也都变为轻音。

[4](P198)这段话清楚告诉我们,轻音的出现是汉语语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与声调很不相同,不是依赖音高的旋律格式,而是音强的高低变化,它与那时一批语法标记的产生密切相关,大约产生在12世纪前后。

依照王力的思路,我们可以把轻声词产生的时间确定得更为准确一些。

结构助词“的”最早见于8世纪左右的敦煌变文里,在唐末五代时期的文献《祖堂集》里已经相当普遍,到了宋代已经发展出了现代汉语的几乎所有用法。

作为体标记的“了”最早见于10世纪的文献。

所以轻音至迟在10世纪已经出现了。

轻声字与语法的发展密切相关,现代汉语中读轻声的语法标记绝大部分都是在宋元时期出现的,主要包括以下各种类型:1、结构助词“的”2、体标记“了”、“着”、“过”3、复数标记“们”4、常见的补语和量词5、补语标记“得”和可能式的中缀:动+得/不+补6、动词重叠的第二个音节这些新兴的语法标记出现的频率极高,几乎每句话都不可避免地使用它们。

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句子的韵律特征。

在它们没有产生以前,每个字都有自己独立的调值,因此诗歌可以依靠声调的交错变换而产生韵律之美。

然而轻声的出现就撕裂了这种靠平仄的律诗的韵律格式,那么宋以后依照当时活的语言的诗歌创作,就不可能再依循原来律诗的格式了。

我们推测,肇端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的词,就是顺应这种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新兴诗歌体裁。

词与律诗的共同之处是都讲究平仄,不同之处是,律诗句子的长度是固定的,词的句子则是参差不齐的。

利用较为自由的句子长度,比较有利于避免不能参与组织平仄格式的轻声字的出现。

关于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更为强有力的证据是元曲的衬字。

“衬字”是曲子在曲律规定的字以外为了表意的需要而增加的字。

根据我们的调查,[7]元曲中的衬字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这些新兴的语法标记。

例如:又做了李郎妻。

(《窦娥冤》)—体标记见佳人手擎着村务盏。

(《黑旋风仗义疏财》)—体标记巧花枝稳躲过蝴蝶恋。

(《雌木兰》)—体标记有禄的人儿也不逮养。

(《摆宴》)—结构助词强争春引惹的蜂蝶怨。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结构助词只争个无深巷。

(《李太白贬夜郎》)—量词母子每到白头。

(《窦娥冤》)—复数标记上述划线的字都是所谓的“衬字”,它们都是宋元时期产生的语法标记。

元曲是讲究平仄的律诗向完全不讲究平仄的现代诗转变的过渡诗体,虽然它还勉强维持六朝诗歌以来的讲究平仄的特点,但是常常被这些轻241声字所“破坏”。

元朝文论家也曾大声疾呼保护传统讲究韵律的作诗方式,如14世纪初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韵》中提出,“每病今之乐府有遵音调作者,有增衬字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