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探析摘要：书院是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

产生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代，到清末终止，存在了一千年之久，对中国封建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书院在其长期发展历程中形成许多独特的办学经验，一直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

本文分析了它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以求明晰对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并试图厘清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书院形成与发展书院作为中国士人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在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

书院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传递了中国文化和学术思想创立了极具特色的学风,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

本文对中国古代书院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做以简要分析，并试图从中归纳出些许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书院史始于唐初民间书院的初建，而终于清末的书院改制，其中历时一千多年。

因书院在个朝代的发展历程各有兴衰，故本文将以书院发展的朝代为序，逐一对古代书院发展历程做以简要梳理。

一、中国古代书院的产生：唐代书院传统观点把唐玄宗开元六年设的丽正修书院后改称集贤殿书院，作为中国最早的书院，源自于清人袁枚的《随园笔记》记载：“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

其实不然，唐玄宗时期的一些文献证明在丽正、集贤以前民间早有书院存在。

根据地方志记载，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今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而且最初的书院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

同时期的还有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的张说书院。

因此，书院应是产生于唐初。

唐代中期，中央官府开始注意到民间兴起的这种新生的文化组织，于是创立官方的书院。

但在当时仅是官方藏书和修书的地方,还不是教学机构。

在受到官方承认以后，更多的士人渐渐接受书院，并根据自身的文化素质、需要和当地条件，不断赋予书院新的文化内涵，同时书院也大量兴起于民间。

至此，源于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这两大源头的书院形成了民办和官办的传统。

民办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之所；官办书院藏书修书校书，并承担者传递典籍给新生书院的桥梁作用。

从此以后，书院在民办和官办两大体系的交互影响下，开始了更加辉煌的发展。

唐代作为书院发展的起始阶段，有着显著的特点。

其一，其分布呈星星点点之状，体现了其作为新生事物的特征。

其二，其功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其中官办书院有出书、藏书、讲学、赋诗、顾问等功能；而民办书院则涉及到藏书读书、会友交流、吟诗作文、教学授受、研究著述等功能。

其三，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

其四，就建筑特点而又受佛道建筑的影响而又有别于佛道，多建于山林名胜僻静安全之处。

二，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宋元书院1，宋代书院两宋时期，凭借经济繁荣以及由之而来的社会大发展，以及印刷技术带来的丰富书籍，我国古代的科学文化事业进入到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

其间书院受到重视，发展到720余所，是唐五代时期的总和的10倍以上。

宋代又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的书院各有特点，因此分开叙述。

北宋。

自宋朝统一以来，经战乱压抑的教育诉求喷发，而新生的政府无力兴建官学，于是书院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被大力发展即宋太祖隆庆元年至宋仁宗庆历三年，书院凭借着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势力，造出显赫声势。

此间“四大书院”名闻天下，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同时，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被强化，成为官学的替代，为国家培养大量的人才。

此一时期，书院的扮演了替代官学的角色，但是此举和唐玄宗“广开书院”有着极大区别，唐代时锦上添花，宋王朝是不得已而求。

因此一旦政府有能力兴学，必定会回复到原有的正统官学系统。

在北宋中后期，三次兴学之后，大量的书院被废弃或者是改制为各级官学。

此时期，虽然书院失去了官府的支持而不像以前的光彩明目，但是经过前期发展，书院已经扎根民间，也正是深入民间使他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养分。

北宋后期，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满足了人们不同的文化需求，而且不同理想不同爱好的人还可以借书院来实践自己的理想，书院的文化功能越发明显的体现出来。

整个北宋时期，不管是替代官学时期还是流落民间，政府都没有放松对书院的控制。

宋政府大力提倡科举，成倍加大取士名额，并把书院作为养士之所，通过控制科举控制了绝大部分书院的发展方向。

南宋。

金人南侵，大宋王朝被迫南迁，偏安一隅。

南宋时期书院教育逐步恢复,初创书院大约就有167家之多。

这一时期也成为书院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其最大特点是，在学术大师的指导下，书院以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确立。

具体表征有两个：其一，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南宋的学术大师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着“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他们以书院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集成学术成就，再造学术精神，将学术与书院的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开创了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从此书院也作为一种组织，成为推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二，是书院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

书院制度融合了儒道释三家文化，又为这种融合的新文化服务，从而派生出“教书”、“育人”功能，其实是为了传播文化。

书院教育制度的确立，不仅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而且采纳了佛教禅林、精舍，以及道教宫观传法的经验。

正因如此，它在博取众家之长后而又形成了与之相区别的特殊，书院制度的形成，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私学、书院并行的时代。

整体来说，宋代是民办书院主宰天下的时代，民间力量决定着书院命运的盛与衰。

官府虽不能决定书院的整体命运，但是凭借其强大的权力附加，官府还是极大的推动和制约了书院的整体发展。

书院也终于经过唐，五代，北宋的发展，经受了官学的冲击，在南宋成熟起来，进入制度化阶段。

这一时期书院的规制日趋完善，形成了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学田六大事业，表明书院已经成为一个功能完全而且可以独立运作的文化组织。

同时随着大量学规、揭示、学榜等不同名目的规章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制订，最终制度化的书院真正向了成熟。

2，元代书院有学者认为元代是异族入主中原,这期间战火不断,书院遭到惨重的破坏。

其实则不然，来自蒙古的统治者绝不仅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英雄，反而他们对儒家文化非常尊重，广兴学校，对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也是相当重视，曾多方扶持书院发展，创造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历史记录。

元初，广大汉族的读书人和新政权长期对抗，食元禄而作宋遗民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元初统治者因势利导，致力保护和建设士人赖以生存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

这一举措成功化解蒙汉矛盾，并推动了书院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元代最大的贡献有二是：一是弥补了辽金时代的缺憾，将书院和理学一起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新形势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

再就是与理学一体化的书院，被等视为官学，即书院的官学化，这也是了元代书院最显著的特征。

元代，在南方书院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书院和理学的北推。

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元代科举取士南北配额倾向于北方这个政策的刺激；其二是元政府为巩固其统治而利用书院推动理学北移；其三是北方接受汉化的少数民族士人的奋起直追，参与书院建设，最终导致了书院和理学的北移。

与书院北推同等重要的特征是的书院的官学化，其端倪始于南宋，凸显与元代。

具体措施之一是采取严格的报批手续，以申报制度控制书院的创建与兴办，此举从源头上杜绝了书院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可能。

其二，政府委派山长，并将其纳入官学体制，一体铨选考核升转，政府通过控制书院负责人由此控制了书院的内部管理事务。

其三，拨置学田，设官管理钱粮，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由此书院的产业就被政府控制在手中。

元代书院的发展势头强劲，书院北推和官学化是其两大基本趋势。

然而官学化终究只是一种趋势，还是不能和官学划上等号。

三、书院的繁荣与辉煌：明代书院在书院发展史上明代可谓承前启后，地位十分重要。

书院经历明初的百年沉寂，最终再度辉煌，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量超过以前历代书院的综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局。

明代建立政权后的百余年间，官学兴盛而书院处于沉寂期。

原因其一在于明初统治者对书院的禁绝措施。

其二是明初大兴教化，对各级官学教育的大力倡导和发展，使得官办学校系统组织严密，社学遍布全国，抢占了原属于书院的生源。

其三明建立政权后，为选拔大批官僚，很快恢复科举制度，而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也争赴科举考场，而明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要进官学进行学习，否则没有考试资格。

因此学校教育受到重视，从而书院受到冷落。

明中叶以后，官学教育开始败坏，科举控制了学校，学校变成了科举的附庸。

八股文成为取士依据，人们竞奔于科举仕途而变得不择手段，学问衰败，心术败坏，这既说明了官学教育的失败，也提出了重建新的理论以维系涣散和败坏的人心的任务。

此时一些有识之士王守仁、湛若水等学术大师欲挽救这一弊症，提出新的思想——心学。

然而这些学说不能在官学的讲坛公开，只能在非官方的讲坛——书院上传播，这是书院得以兴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明代中期，书院生机勃勃，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上至官绅，下至百姓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时期，书院完成了它走向民众即平民化的过程。

一方面，官府书院向平民开放；另一方面，民间书院的功能转变向读书识字、讲学化民。

这一平民化过程是书院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明代书院虽因讲学而成就其辉煌，但也因讲学而招致三次禁毁。

其中，嘉靖初禁，抑制了书院强劲的发展势头；万历再禁，终结了书院兴盛的局面；天启三禁，书院几乎气绝。

官方对书院的禁毁再加上明末的多年战乱,各地的学校和书院多遭到破坏，明代末期曾经盛极一时的书院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四、书院的普及与改制：清代书院清朝定鼎中原，为了加强统治，实行了尊重儒道的文教政策,逐步地恢复了各地的官学体系。

但是书院却没有提倡恢复，原因是：刚刚定鼎中原的清政府担心书院的活动会使反清复明思想滋生蔓延。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下令禁建书院，禁令虽下，但禁而不严，一些未被毁坏的明代书院仍然在继续进行。

直到康熙年间对书院的禁令仍未解除，但表现的相当宽松，一些官员和士人的讲学也未受到干预。

康熙帝还亲自给许多著名书院题写匾额。

康熙帝的御赐匾额象征着禁建书院已经失败。

清代书院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自顺治至康熙为第一阶段，是书院的恢复发展期；雍正、乾隆年间，为第二阶段，是书院全面大发展时期；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是第三阶段，是相对低落时期；同治、光绪年间，是第四阶段，是书院高速发展变化，并最终改制的时期。

清代书院的管理体制与前代不同，它是直接接受各级官府的管理，省会书院由总督、巡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