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隐的诗商隐诗集大全商隐代表作赏析商隐的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

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

商隐代表作欣赏商隐(813--858)诗继承、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成就很高。

就容而言，有政治诗、咏史诗、写景咏物诗和爱情诗几方面。

商隐的政治诗中《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安定城楼》较为出色，表达了奋发进取的精神；他的咏史诗《贾生》、《隋宫》构思新巧、措词委婉、意蕴深长；咏物写景诗也有惊人之笔，如《登乐游原》，境界苍凉悲壮，意蕴含蓄。

他的爱情诗是最为人们广泛传诵的。

他常取名《无题》，或以诗中两字为题做为此类诗的题目，后人就把无题诗作为爱情诗的别称。

其实商隐的无题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隐晦朦胧的爱情诗。

诗人的对象和恋情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写相思又无法直说，所以写得迷离恍惚。

另一种则是借恋情而寄托激愤，抒发感慨，就象他自己所说：“为芳草以怨王，借美人以喻君子”。

以他的两首《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和“相见时难别亦难”为例，前一首写有情男女无法如愿的苦楚，后一首刻画了陷入绝境的爱情，诗情变幻迷离，难以捉摸。

商隐,男,汉族，字义山，号生、樊南生，晚唐著名诗人。

婉约派，他祖籍怀州河（今沁阳市或博爱县），生于荥阳（今荥阳）。

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

曾任弘农尉、佐幕府、节度使判官等职。

早期，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因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

此后，商隐便在牛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身。

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大不如前的趋势，而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

两人并称“小杜”，与贺、白合称三。

有《义山诗集》。

与温庭筠合称为“温”，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

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

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笺”之说。

因处于牛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

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

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佚。

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诗人。

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

原籍怀州河(今沁阳),自祖父起，迁居荥阳（今属）。

自称与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几代都只做到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下级官员。

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这类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比较寒微的处境。

商隐一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宗开成二年(837)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

他幼时随父到。

九岁父死，奉丧侍母归。

后数年间，他和弟弟羲叟随堂叔某学习经书与文章。

十六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

文宗大和三年(829),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

令狐楚爱其才，让儿子令狐绹和他交游，并亲自指点他写作骈文，因又以擅长骈体章奏闻名当世。

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商隐随至。

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

开成二年登进士第。

这个阶段存留的诗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开端。

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指事情，激切感人，显示了青年诗人关怀国家命运的抱负和器识。

另一些作品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作者的凌云壮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宛转，风格清新。

此外，也有少量应酬诗和艳体诗。

第二阶段，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846年),是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

开成二年冬，令狐楚病死，诗人失去凭依，于次年到泾州(今泾川县)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后又娶了他的女儿。

当时，唐王朝部以牛僧孺和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

令狐楚父子属牛党，王茂元则接近党。

商隐转依王茂元门下，在他本人虽并无党派门户之见，而令狐绹及牛党中人却认为他“背恩”、“无行”(《旧唐书;商隐传》)，极力加以排摈。

从此他陷入朋党相争的峡谷，成了政争的牺牲品。

这年春天，他参与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所取，复审时却被中书省有势力的人除了名。

次年始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弘农县尉，又因“活狱”事忤触上司，几乎罢官。

开成五年冬，辞尉职，求他调，到会昌二年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为正字。

不久又因母丧居家。

会昌五年冬服满后返职。

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

题材比前期宽广，包括感时、抒怀、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

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赠司户蕡》《哭蕡》。

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俗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曲池》《县中恼饮席》《花下醉》。

第三阶段，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以后，是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

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德裕党纷遭贬逐。

宣宗大中四年(850),令狐綯做了宰相，商隐受到进一步压抑。

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

从大中元年至九年，先后三次赴桂州(今广西)、、梓州(今三台)随人作幕僚，悒悒不得志。

大中五年去梓州幕府前，妻王氏病故，更使他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

居时，常抑郁不欢，顶礼佛教，甚至想出家为僧。

大中九年冬，梓州幕府罢，诗人返归长安。

次年任盐铁推官，一度游江南。

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闲居。

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

漂泊无定的生涯，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

在桂州时，除写了一些风神摇曳、气韵浑成的写景抒情诗如《晚晴》《访秋》《城上》《高松》以外，还以五律和五排的形式写了反映异域民俗风物、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风土诗，如《》《即日(闻旧说)》《异俗二首》《昭郡》。

赴幕府之时，一度情绪较昂扬，唱出高歌慷慨、兴会淋漓的长篇古风《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和《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

但丧妻后及任职梓州幕府期间，转而为凄苦酸楚之音，如《柳(曾逐东风拂舞筵)》《北禽》《天涯》《初起》。

同时仍保持对国事的忧虑，写下象《井络》《武侯庙古柏》《杜工部蜀中离席》《筹笔驿》之类吊古伤时、苍凉悲壮的名篇。

而到了颓年乡居时写的《幽居冬暮》，则又一变激楚顿宕为深沉凝重，将无穷的悲愤含蓄在凄清衰飒的意境画面之中，发人深思，令人叹惋。

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六百首。

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

他的政治诗反映面广，开掘有一定深度。

如《有感二首》和《重有感》记述大和末年震动朝野的“甘露事变”，对宦官幽禁文宗、屠杀士民的专制暴行痛加抨击，这在当时需要有不寻常的政治胆识。

《隋师东》《寿安公主出降》反对藩镇割据，但不限于斥责军阀的野心，并能够联系朝廷政治的腐败和政策的失误作批判性考察，认识比较深刻。

《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哭虔州侍郎》对朋党相争及其祸害作了真切揭露，《汉南书事》《漫成五章(其五)》提出巩固边防、和睦民族关系的主，都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尤其是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眼前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王朝二百年来治乱盛衰的历史变化，对唐代政治作了系统的总结回顾，成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以后难得的诗史。

由于生活在唐王朝衰朽没落的年代，诗人尽管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雄心，却找不到解救危机的道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圣君贤相身上。

诗中较多地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抒发士人失意的愤懑，较少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也是一个缺陷。

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

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政事、讥评时世，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些作品往往选择历史上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作为表现的主题，或嘲讽其求仙，如《汉宫》《华岳下题西王母庙》；或揭露其好色，如《北齐二首》；或针砭其逸游亡身，如《隋宫二首》；或批评其宴乐无极，如《后宫》《南朝》，讽喻现实政治的用意十分明显。

诗人批判的矛头有时直接对准本朝皇帝，象《过景陵》讥刺唐宪宗求长生而致暴折，《马嵬》《龙池》《华清宫》《骊山有感》谴责唐玄宗贪女色而召祸乱，用笔尖利，略无讳饰，被指责为“乖大体”(《义山诗集辑评》引纪昀语)、“伤名教”(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

写法上，大多采用律绝近体的形式，截取历史上的特定场景加以铺染。

或“有案无断”(《玉谿生诗集笺注》引钱良择语)，不着议论，如《北齐》之二；或叙议结合，唱叹有情，如《贾生》；或从小物寄慨，关合兴亡大局，如《齐宫词》；或由虚想落笔，引出实在题旨，如《瑶池》，都能深入一点，即小见大，把精警的立意蕴含在历史画面的传神白描中，具有词微而显、意深而永的艺术效果。

无题诗是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

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读来令人回肠荡气。

由于它们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穿凿附会更不在少数。

今天看来，这些诗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也没有统一的构思贯串起来，而是诗人生活中随时触发的各种感受与兴会的点滴结晶。

其中，有实写爱情相思的，如“照梁初有情”“昨夜星辰昨夜风”；有明属冶游狎邪的，如“近知名阿侯”“长眉画了绣帘开”；有托喻友朋交往的，如“待得郎来月已低”“户外重阴黯不开”(这两首，现题为《留赠畏之》，而在较早的选本中作《无题》)；有寄寓身世感慨的，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还有一些兴寄难明，托意在有无之间，颇难指实。

尽管容各别，大都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难以用题目概括的情况，统名之为“无题”。

其中少数写艳情的篇什，口吻轻薄，色调浮靡，在诗人作品中属于下乘；多数篇章则能够跳出以狎玩的眼光摹绘女子娇情媚态的腐格局，写出男女真诚相爱、缠绵执著的情思。

所谓“意多沉至，词不纤佻”(施补华《岘佣说诗》)，是对它们的确切评语。

但这些作品的意义，不限于表现一往情深的恋爱生活。

那些实有寄托的诗篇固然暗含作者身世之感，就是一些托意在有无之间的作品，集中抒写悲剧性爱情相思，那种期待与失望、痛苦与留恋、执著与彷徨交织一起的矛盾心情，实际上与整个时代心理是息息相通的。

这也正是无题诗吸引后来各时代人们去反复诵读和把玩的一个重要原因。

诗人还有一部分抒情咏物的名篇。

他的抒情诗往往以深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传达出晚唐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受压抑文人苦闷忧痛的心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社会衰败的面影；而其浓重的感伤气息，则难免给人带来某种不健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