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提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存在诸多缺陷，其已难以满足诉讼实践的客观需要，加之立法解释的严重萎缩、司法解释的不当扩以及改革的持续泛滥，更使其在实践中几近名存实亡，因此必须尽快对其予以全面修订，且从理论准备、实务总结等角度来看，修订的时机和条件业已成熟。

在修订时，应对原有的体例结构予以适当调整，并应遵循满足实际需要、反映诉讼规律以及适当超前等项指导原则。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猛推进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逐年增长的民商事纠纷也如潮水般地不断涌向法院，从而使得民事诉讼活动在纠纷解决机制和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空前增强。

在此背景下，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规民事诉讼秩序、妥善解决民事纠纷、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维护交易安全、促进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发展等，无疑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但是，《民事诉讼法》自1991年4月9日颁布实施以来，至今已有十几个年头，其间，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条件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使得这部法典与诉讼实践的客观要求之间已经呈现出了严重的不相适应。

在此情况下，及时对该法进行全面修订即已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同时也应是法学界(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学界)所必须面对和认真研究的一项重要理论课题。

然而，从目前的理论研讨和诉讼实践来看，虽然要求对《民事诉讼法》予以修订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真正潜心对《民事诉讼法》之修订所关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论述并不多见，主要表现在：其一，近年来理论界虽然对民事诉讼中各项具体制度与程序的完善问题进行了较多讨论，但对《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问题则较少专门论及。

其二，法学界(尤其是诉讼法学界)过分热衷于“司法改革”问题，大有“爆炒”之势，在此过程中，虽然不乏在理论上持真知灼见者，但重复研究、人云亦云者却极其普遍，不切实际、大而化之的议论亦为数不少，审判实践中“改革”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相对而言，从诉讼制度层面对《民事诉讼法》之整体修订问题的研究则显然关注不够;其三，尽管《民事诉讼法》之全面修订具有非常的紧迫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但“业人士”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对修订的时机和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这样的问题也存在模糊的认识。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民事诉讼法》之全面修订有无必要、修订的时机和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基本立法体例应作哪些调整、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指导原则等几个方面，对修订《民事诉讼法》所涉及的几个宏观性问题直管见，以期引起学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更为深刻的讨论。

一、全面修订《民事诉讼法》已具有十足的必要性众所周知，任何一部法律(当然包括民事诉讼法)是否有必要予以全面修订，主要取决于该法所规定的容是否科学、合理和完善，如果其在科学性、合理性和完善程度上存在比较大的不足，并因此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那么，就应该适时对其进行全面的修订。

具体就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而言，如果说其在1991年颁布之初还算是比较(或曰相对)完善的话，那么，在经过十几年的诉讼实践之后，其诸多“先天性不足”与“后天性缺陷”均已暴露无遗，致使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不能满足民事诉讼实践的客观要求，易言之，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非适应性已形成无法对其继续“将就”适用之危局。

这种状况不仅会给民事诉讼实践直接造成诸多程序瑕疵乃至完全的程序缺失，而且反过来又会激发各地法院纷纷突破《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进行“改革”和最高法院超越法定权限进行扩性、抢占性“立法”的巨大冲动。

因此，为了消除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状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制的统一、树立法律的权威，及时对现行《民事诉讼法》予以全面修订也就具有了十足的必要。

具体来说，这种必要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现行《民事诉讼法》自身的粗陋要求对之加以完善历史地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较之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法》)来说，当然已有诸多完善。

但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在该法颁布实施之时，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对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国外符合现代法治发展之在要求的诉讼理念和立法规定的介绍与理解还不够系统和全面，而且诉讼实务中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尚无象样的成功经验可供吸收，加之我国长期奉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还在相当程度上起着支配作用，因而其不少容在制定之时即已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粗陋性和局限性，这就是它的“先天不足”。

现在，经过十多年民事审判实践的检验和理论研讨之后，其粗陋性、局限性已显得更为突出。

事实上，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现行《民事诉讼法》自身的粗陋几乎可以说是遍及各项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择其要者，即有如下数端：其一，关于证据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设有专章(即第六章)，但却仅仅规定了极为简单的12个条文(即第63条至第74条)，故而根本无法涵盖民事诉讼证据应有的丰富容。

反映到司法实践中，这种“粗放型”的简陋立法必然会导致在诸多涉及证据的问题上，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均缺乏明确、具体的证据规可供遵循，譬如：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的各自适用畛域含糊不清、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和界限不明、当事人举证的法律保障机制明显欠缺、证人作证制度缺乏可操作性甚至合理性、诉前证据保全制度的全面缺失、质证制度的明显罅漏和形同虚设、法院对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既缺乏科学、合理的标准与规则，又缺乏用以维护司法公正所必不可少的透明度，等等。

其二，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可自由行使处分权的诉讼程序与当事人的处分权应受相应限制的诉讼程序未作区分，故而致使法院施以职权干预的围过于宽泛，这样既不符合民事诉讼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有违程序公正等价值准则。

其三，民事执行的容原本极为丰富和复杂，但现行《民事诉讼法》却仅仅用了30个条文(即第207条至第236条)对其予以粗陋规制。

这样一来，对于执行竞合及其处理方式、到期债权的执行、参与分配、执行救济等诸多具体的执行制度或措施而言，现行《民事诉讼法》或是规定得残缺不全，或是完全未予规定，因而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诸多情形下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司法保护。

另外，对于协议管辖问题，《民事诉讼法》第25条将其仅仅局限于合同纠纷，其适用围显然过于狭窄;对于回避制度，《民事诉讼法》第45条所规定的适用情形过于简单、笼统而不易具体操作;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关其诉讼地位、诉讼权利的规定，简直就是一本让人琢磨不透的“糊涂帐”;对于行为保全(包括诉前行为保全与诉中行为保全)问题，《民事诉讼法》根本未予规定，因而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保护极为不利;对于期间制度，其中尤其是审限制度，由于《民事诉讼法》对其效力规缺乏明确、细密且刚性十足的系统规定，以及对逾期诉讼行为其中尤其是法官超审限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机制的缺失，从而使得其在相当程度上形同虚设;就普通程序而言，所定起诉条件的过分苛刻、审查程序的不尽合理、审前准备的“单边主义”等，均使其明显具有“强职权模式”的色彩，而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和程序参与权却基本无从体现;就简易程序而言，其不仅在程序结构上明显缺乏必要的完整性而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而且对于众多小额争议的当事人来说，其之实际利用成本仍显过高;对于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诉讼和解程序，现行《民事诉讼法》也付之阙如;对于督促程序来说，因未在制度上将其与通常诉讼程序安排合理的衔接，故而致使其适用的几率极低、效果极差;以确定双方争点为宗旨的实质性的审前准备程序亦未予以规定;可提起上诉的民事裁定在围上显然过于狭窄，而提起再审程序的条件又过于宽松和随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立法规定的上述粗陋，必定会造成诉讼实践中的无法可依，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之保护，更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由此观之，现行立法规定的不足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尽快对民事诉讼制度予以完善。

(二)差强人意的立法解释无法满足诉讼之需由于立法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法律颁行后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任何一部成文法典都会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当然也不例外)。

对于这种局限性，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几个方面，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般规则对个别案件之局限性、有限规则对无限客体之局限性、模糊规则对确定事项之局限性、稳定规则对发展事物之局限性、刻板规则对丰富涵之局限性。

由于成文法具有上述局限性，因而为了将其恰当地适用于具体案件并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就很有必要对其进行解释。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和理论上的通说，法律解释可分为两种情况，即法定解释和学理解释。

前者又包括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三种类型。

依据《宪法》第67条的规定，所谓立法解释，具体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狭义)的解释，实践中主要是对法律进行解释。

关于对法律进行解释之主体与容，我国《立法法》第42条明确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可见，对法律进行解释以消除其模糊性并促使其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之一，实际上也是其应当履行的一项重要职责。

但是，从我国的法律解释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进行立法解释的情况是非常少的，而且主要集中于刑法和其他的一些单行法领域，而对《民事诉讼法》进行解释的情况则是极为罕见的。

事实上，《民事诉讼法》于1991年4月9日颁布实施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该法所进行的立法解释迄今为止只有一处，即1992年7月1日公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五)》第7部分“有关民事诉讼法第217条仲裁裁决的几个问题”，主要是就仲裁裁决的申请执行和不予执行的有关问题作了解释。

因此，就总体而言，我国的立法解释实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在民事诉讼领域尤其如此)：一是数量上的稀少。

成文法的局限性决定了法律解释应当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但在我国，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任务长期以来一直较为繁重，加之审议法案的会议次数较少和时间较短等各方面的原因，致使立法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完成繁重的法律解释任务。

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往往只能是“挑拣”其认为非常重要的事项进行解释，故由此而决定了立法解释在数量上的稀少。

这一点在民事诉讼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是速度上的缓慢。

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国务院的行政解释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由于在法律解释草案的拟订、提出、审议、修改和通过等方面的程序和要求更为严格，因而其速度也较为缓慢。

具体就《民事诉讼法》来说，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上没有对其作出立法解释，故而很难说有什么速度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