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仁政”
仁政、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在所有的思想要素中，是主流话语，处于“体”的地位。
“仁”是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也是儒学的原始精神。
仁政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际是对根植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一种规范，而这种规范则是由个人—社会—政治进行衍生的，即由“仁”入“政”。
而民本思想，则是仁政思想人文化的表现特征之一。
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在封建专制君主集权制确立以前，民本思想实则是由重神事到重人事的转换，而封建专制君主集权制确立之后，民本思想就成为“君权神授”的对立面或补充物而产生积极的历史意义。
民本思想的全面发展与成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割据混战，是否能争霸天下，“民”就成为最关键的因素，也是各国统治者争夺与争取的对象。
仁政、民本思想在孔孟这里走向完善，孔子认为统治者最重要的准则，就是要有仁心、有爱护百姓之心，同时勤勤恳恳，守信用。
之后孟子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主张，把“民本”思想系统化并发展到高峰，他正式提出了实行王道、仁政的口号，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原则和设想：经济上，统治者最好能够主动对百姓施恩，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保障小民能有“恒产”；政治上要任贤使能、仁民和反对兼并战争；文化上要大力发展封建文化，加强封建道德教育。
孟子阐发仁政、民本思想的言论很多，其中最广为人知，也是最核心的就是《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思想历代沿传，深入人心，激荡着中国文人忧国忧民思想，强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忧患主题。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王霸之争”，即统治阶级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所谓霸道就是尚权术，实行暴政。
霸道是统治阶级本质的体现，但是只行霸道，人心不服，必会奋起反抗，对长久统治是不利的。
春秋战国是霸道的时代，秦朝也是霸道的时代，然而这两个时代实行暴政的结果就是招致迅速的灭亡，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见此便提出了“王道”，即“仁政”，主要指统治阶级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维持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实行王道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
在我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就通过三国时期群雄逐鹿的历史事件的阐述了仁政、“民本思想”，表现了人民对仁政、贤君的渴望。
《三国演义》产生于元末明初，这一时期动荡混战的局面，严峻的现实，又一次唤起作家的忧患意识，因此在书中谴责暴政、渴望仁政是主要内容。
《三国演义》对暴政残民政治的批判是作为致乱根源进行探索反思的，这体现在一下三个方面：一、痛恨奸佞，尤其是宦官为乱朝纲；作者写道：“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
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
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张让、赵忠……十人朋比为奸……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
”我们在书中所看到的宦官已不是内廷侍从，而是执掌权柄、干预朝政、为所欲为的政治集团，甚至是皇权变更的导演或幕后主使者；佞臣当道，宦官弄权不仅使朝政非日，而且使英雄失略，诸葛亮、姜维等深受其害。
但是宦官得势，把持朝政，又与君主无能有着极大关系，《三国演义》在其反暴政思想中，也谴责了君昏与君无能。
而宦官专权的问题也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一个尾大不掉的政治问题，并在历史进程中愈演愈烈，正所谓“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
二、痛惜军阀混战之中民不堪命的社会现状；三国时期，四方百姓裹着黄巾起义，朝廷“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由此处产生了一大批军阀武装，当农民
起义失败之后，更为惨烈的军阀混战又开始了。
军阀之间无休止的争夺混战，百姓置身其中无疑是水深火热，曹操的《蒿里行》如此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百姓始终是战争中的受害者，作者在书中也写到：“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
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
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
”《三国演义》继承了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关心民生疾苦，并为民呼号。
这也是该文学传统在长篇小说中的首次继承与发展。
三、痛恨各军阀为一己之私、为一己之利而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残暴之行；这一点在董卓“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和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信条里表现得很明确，董卓和曹操两人的信条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军阀争王定霸的心态，即为一己之私可以以牺牲天下苍生、涂炭生灵为代价、为手段，这些观念和行为与传统主流文化中的恤民、爱民、民为邦本的思想相悖谬。
与批评董卓、曹操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刘备“仁政”的歌功颂德，刘备曾说过：“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
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
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
”刘备把自己的“宽”、“仁”、“忠”作为自己的旗帜，与曹操的“急”、“暴”、“谲”相对抗。
刘备的仁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对百姓广施仁政，因而受到了百姓的衷心爱戴；誓守信用，以德行仁，“三让徐州”，“过荆州而不入”，不做利己妨人之事是典型的例子；顺从权变，不拘常理，立足于王道，把权谋当成是应急的手段，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这样做。
《三国演义》在谴责暴政的同时，又呼唤传统文化中的仁政、仁君，以救民于水火；在仁政、民本思想的发展链条中，又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即上承先秦以来的行仁政、恤士民、民惟邦本、反对残民暴政思想，下启清初黄宗羲、王夫之乃至近代梁启超、康有为等人谴责视天下为一人之产业的独裁暴君，批判君主专制，倡导民主、改良的思想。
《三国演义》中对于仁政、民本思想主要有以下贡献：一、由行仁政于民，保民而王天下，发展至君之立在于救民以得天下，治乱养民；《三国演义》所追求的的仁政理想不是以“王”为目标，而是以安天下、为苍生为目标，传统的仁政思想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国家与个人，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君行仁政于天下，其终极目的是统治天下，由奉行伦常而达于天下秩序。
二、书中由保民、为民、重民进而重人事，“人”成为事物发展的主宰，所以在作品中崇尚并高扬人的主体自觉和独立的人格意识，使作品充满了较强的人文精神，正如刘备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感慨“举大事必以人为本”。
三、传统的仁政思想中，虽然强调“君”为民设，但也强调在君臣、君民关系中的秩序、伦常，即依赖于伦常的强制性去维护臣属关系和统治天下的秩序，而在《三国演义》中则发展为尚仁讲信，以仁、信为纽带去建立臣属关系，并以此去保持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即相守以礼、相许以信的理想政治。
反观《三国演义》所追寻的君民关系和所理想的君臣关系则不是由伦理道德去规范的，首先，寻求人格的一致及最高理想共同的臣属关系；其次是寻求情感投合的臣属关系。
如此关系，君与民是鱼水之欢，君与臣是风云际会，君臣、君民之间是相得甚欢，完全超出了靠伦常、宗法所强制维持的臣属关系。
关于“仁政”，在《三国演义》里刘备身上凸显的很明显，首先表现在用伦理规范处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处
理上，刘备性格的突出特点是“仁慈爱民”、“爱惜军士”。
在诸侯并起，战乱纷繁的历史环境中，刘备“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并皆存恤”，“广布恩德”，这固然也出于建立统治的需要，但同时又体现了作者民为邦本的思想。
刘备身上所体现出的“恤军爱民”思想，无疑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仁政”的希望和理想。
其次表现为用道德规范调整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
在统治集团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刘备性格的突出特点是“宽仁厚德”，“仁慈宽厚”。
接着还表现为用道德规范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
在统治集团内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刘备性格的突出特点是“知人待士”，“心存忠信”，“推诚相信”，温厚待人。
《三国演义》对仁政、民本思想的深刻阐述，不仅对我国小说史的发展有影响，也对我国政治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三国演义>的哲学艺术》刘向军著辽宁人民出版社《<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溯源研究》熊笃段庸生著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