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的特征汉斯·克里斯先·安徒生（1805－1875）是十九世纪丹麦的作家。

安徒生给他的祖国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他的童话，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笔珍贵的遗产。

安徒生一生活了七十岁，写过许多剧本、小说、游记以及上百首的诗。

而他的最著名的作品却是“安徒生的童话”。

安徒生的童话中有他个人生平的因素，他把他个人的遭遇溶进了他的作品。

如安徒生的父亲是个鞋匠、母亲是个洗衣妇，他在《柳树下的梦》（1853）、《依卜和小克丽斯玎》（1855）、《她是一个废物》（1853）中，写过这些劳动者的生活；安徒生是贫困中长大的，他曾经过困苦，学歌唱、当演员，最后走上“光荣的荆棘路”。

他在《丑小鸭》（1844）、《看门人的儿子》（1866）、《幸运的贝儿》（1870）中写过地位低微者而最后显赫的故事。

然而不管安徒生的童话有多少个人的因素，有多少奇妙的幻想，但它毕意是它时代的产物，是丹麦现实生活的反映。

安徒生的第一本童话（包括《打火匣》、《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共四篇），发表在1835年。

他生前发表最迟的是1872年的《园丁和主人》。

大致说来，安徒生的童话创作在欧洲1830年革命之后到巴黎公社失败之间的四十年。

这四十年是西欧资本主义恶性膨胀的年代。

而丹麦自1815年后，沦为英国的附庸，它领土丧失、经济凋弊，农奴制度依然存在，人民承受丹麦统治阶级和英国资本家的双重压迫。

四十年代，丹麦缓慢的发展了软弱的民族资本。

1861年丹麦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苦难有增无已。

尽管欧洲革命影响着丹麦的思想界，但丹麦资产阶级天性软弱妥协，只求改良中偷生。

社会矛盾重重，人民灾难深重，自然反映在文学中，也反映在作家思想上，安徒生的童话就是这样时代的产物。

安徒生童话反映了丹麦社会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丹麦人民的某些精神，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民族性。

它以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独特反映给世界文学提供了新鲜的东西，使各国读者通过这些童话去认识十九世界中叶以至遥远的古代的丹麦的社会和丹麦人民的生活。

安徒生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最美丽的童话”，“最奇异的童话是从真实的生活里产生出来的”。

在安徒生看来，童话反映的就是实际生活。

他就是以这样的现实主义观点来认识与反映生活、创作童话的。

安徒生作为出身贫苦人民中的作家，他通过童话揭露和批判了现实生活中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者的横暴、愚蠢、贪婪、残酷、欺榨的丑恶本质。

这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寄生腐化、欺凌弱小的反动势力，遭到了作者有力的鞭挞。

《皇帝的新装》（1837）里的皇帝，挥霍人民创造的财富，“为了要穿得漂亮，他不惜把他所有的钱都花掉”，“他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衣服”。

安徒生剥掉了这个自欺欺人的愚蠢反动的头子的美丽的外衣，把他赤裸裸地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加以展览，揭露得痛快淋漓。

《夜莺》中的皇帝和他的侍臣们连夜莺是什么也不知道，把牛哞蛙鸣当作夜莺歌唱；不欣赏自然界的真夜莺而把人工的假夜莺当珍宝，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安徒生假托了“从前某个皇帝”、“中国皇帝”，实际上讽喻的是现实生活里丹麦的反动统治阶级。

在《她是一个废物》中，安徒生不用任何童话的外衣，直接揭露现实的市长和他一类的达官贵人。

市长的母亲用甜言蜜语哄骗门第不配而与儿子谈恋爱的女佣人断绝爱情关系。

市长则骂这女佣人是“废物”。

有钱有势的市长“当天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大家将要整瓶地喝酒——强烈的好酒。

”而女佣人喝几口劣酒取暖御寒，就被市长斥为“废物”、“酒鬼”，甚至骂整个“这个阶级的人说来也真糟糕”。

《各得其所》（1853）中那拿农民作赌注并恶作剧地把牧鹅女推下泥沼以求开心的老爷，《恶毒的王子》（1840）中让士兵践踏麦田、烧农民房子、凌辱妇孺，到处搜刮财富、妄想征服世界、征服上帝的野心勃勃的王子，以及其他一些有魔法因素的童话里的恶魔妖怪、害人的巫婆、凶恶的皇后……这种种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寄生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安徒生的童话中都以其丑恶的本质、狠毒的行为，激起人们的憎恨。

安徒生的童话教育儿童识别善良与邪恶、正义与歹毒时，没有陷入抽象的说教。

尽管作者不具备阶级观点，但他总是把讽刺和抨击的矛头，指向现实社会的占上层地位的反动剥削者与统治者。

公主这个角色，也是上层人物中的一类，但一般童话中的公主总是美丽、善良、聪明、纯洁的化身。

安徒生童话中，也写过这样的经历苦难达到幸福的公主，但多是在超人的童话中，如海王的公主（《海的女儿》，1837），沼泽王的公主（《沼泽王的女儿》，1858）和《野天鹅》（1838）的艾丽莎等等。

但在常人的童话中，现实的公主，在安徒生笔下，却是寄生阶级的一员。

《豌豆上的公主》（1835）里的公主，娇嫩到压在二十床垫子和二十床鸭绒被下面的一粒豌豆，居然也能感觉到，其日常奢华和享乐可想见一斑了。

《牧猪人》（1842）中的公主，老老实实的王子她不要，夜莺和玫瑰她不欣赏，为了一个小玩具，居然同她瞧不起的牧猪人接一百个吻。

安徒生就这样从童话题材写公主这个侧面，批判了剥削寄生阶级的灵魂空虚、精神腐败。

僧侣阶级是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一部分，教会是反动统治势力的精神支柱。

丹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作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民主的运动斗争的锋芒，总是指向教会和僧侣的。

安徒生并不否定基督教，但他看到反动教会压迫和欺骗人民的一面，所以他在童话中批判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时，总是批判那些主教、牧师之类的神职人员，揭露教会的欺骗性。

《野天鹅》中的大主教以造谣破坏为能事，随便用火刑处罚他所怀疑的人。

《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1861）中的主教奥拉夫仰仗教皇的庇护，霸占亲族的土地和财产。

就是在被复仇者刺死以后，也还以他手拿十字杖、“惨白和骄傲的前额上的一块赤红的伤，象火似地射出光出来——光上面燃着一颗世俗的心和罪恶的欲望”这样可怕的幻影，使夜里赶车子的庄稼汉惊恐。

教会上层荼毒人民，下层也同样作恶多端。

《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1835）中的牧师趁农妇的丈夫不在家，偷偷跑去向这个女人道“日安”，干男盗女娼的勾当。

大克劳斯本人把别人塞进口袋，欲抛入河中淹死，路过教堂“先进去听一首圣诗，然后再向前走也不晚”。

教会的仁义道德的欺骗性，“虔诚的”恶人借宗教掩饰罪责的虚伪性，被揭露得入木三分。

正是因为反动统治阶级和教会的为非作歹，致使整个社会黑白颠倒，一片混乱。

丹麦的私有制社会中尔虞我诈、卑鄙污浊、趋炎附势的风气象毒雾一样弥漫世间。

安徒生怀着憎恶的心情揭露世风的败坏。

《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中的小克劳斯，按其经济地位来说是个只有一匹马的农民，他借别人马耕种，却打肿脸充胖子夸耀有五匹马。

当自己仅有的一匹马被打死后，他不敢直接找仇家算帐，反而一再弄虚作假，骗得金钱。

在祖母死后，他不敢找砍他祖母的坏蛋。

却去讹店老板的钱。

当别人把他装进口袋，要抛进河里淹死时，他不向害他的凶手斗争，反而骗赶牲口的人去进天国，赶回受害者的牲口，再去骗人。

以欺骗去反对压迫者，是尔虞我诈的社会培养下层人的自私性格的表现。

在《甲虫》（1861）中，安徒生讽刺那种自以为了不起，到处找粪堆作安乐窝，不负责任的结婚这类卑劣的社会风气。

在《影子》（1847）中，安徒生讽刺世事颠倒到了影子成了主人，主人反而成了影子的程度。

影子之所以飞黄腾达，其起家在于知道人们的阴私，而那些教授、裁缝、造币厂长、女人们……之所以恭维他，就因为害怕他“把这些事传写出来在报纸上发表”。

安徒生用《风暴把招牌换了》（1865）的滑稽故事，揭露世事颠倒达到何等可笑的地步。

在《一滴水》中，用显微镜下一滴臭水沟里细菌互相吞噬的水，来明指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样的城市就是人吃人的一滴水。

他通过《聪明人的宝石》（1859）道出了：“应该属于美的花束，常常被丑所夺去了，善没有被人理会；而应该被嘘下台的劣等东西，却被人拍掌称赞。

人们只是看到名义，而没有看到实质；只是看到衣服，而没有看到穿衣服的人，只是看到职位，而没有看到才能。

处处都是这种现象。

”尽管安徒生并没有科学的社会学理论，但他的童话客观上指出：一切邪恶、不义、欺诈、淫乱、狂妄、虚伪……全产生自存在着压迫削削的罪恶的社会制度。

《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里有两篇篇幅稍长的爱情悲剧故事：《柳树下的梦》和《依卜和小克丽斯玎》它们都写幼时青梅竹马相爱的一对男女，及长后，男的依然是穷手艺人，女的却成了名演员，再也不认儿时恋人。

悲剧的产生，不仅在一方的背信弃义，而在于社会制度决定门第、财富、声望相差悬殊的男女是不可能再产生爱情的，更不必提婚姻。

甚至连儿时的友情也弃之不顾。

正是罪恶的社会与财富、名望使一方不顾信义、背弃友爱的。

这种悲剧是剥削阶级占传统地位的社会里很自然的、普遍的现象。

安徒生从批判社会的罪恶进而批判罪恶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罪恶社会里，劳动人民的苦难与不幸，是出身下层的安徒生特别关注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

用这个标准看，安徒生是站在同情劳动人民者的一边的。

《卖火柴的小女孩》（1846），是安徒生童话中的名作。

小女孩在新年冻死街头，其罪恶不在自然界的寒冷，而是因为家里饥寒与贫困，再加上有钱有势人的马车横冲直闯弄丢她的拖鞋。

这个火柴零售者赚不到一个铜板，不敢回家，其归宿只有一条死路，这是丹麦社会给穷孩子摆好了的一条路。

作家按捺不住满腔悲怆来描绘了贫苦劳动儿童的命运。

《她是一个废物》里的洗衣妇，年轻美貌时，被主人哄骗、弃绝。

现在不到四十，却衰老不堪。

她饥寒交迫，却仍然要负担沉重的劳动，她发着高烧，寒秋里，在急流冷水中还得一站六个小时洗一大堆被单和衣物。

最后病累而死，市长还骂她是一个废物。

作者不是在写童话，是在替劳动人民宣泄悲忿，在控诉。

安徒生以其真挚深厚的同情心，描写下层人民的悲惨的命运。

如《柳树下的梦》中的木鞋匠克努得，《老单身汉的睡帽》（1858）中的小店伙老安东，《没有画的画册》（1840）“第三夜”中小姑娘，以及他笔下的渔民、猎人、手艺人……都是幸福幻想破灭、物质生活潦倒、感情遭受打击、遭遇不幸、前途渺茫、命运悲惨的人。

通过人民不幸生活的描绘，安徒生深刻批判了旧制度。

安徒生笔下的下层人民，是逆来顺受的，很少有那个人物对剥削制度发出抗议，进行斗争。

这是作者思想局限的表现。

但他所写的下层人民却是善良的，聪明的，有才干的，有的甚至是有决心，有信念，在追求理想境地和美好愿望时有毅力、有耐性、不怕牺牲的。

歌颂人民的优秀品质，是安徒生童话的一大贡献。

在《园丁和主人》（1872）中，他对比着，在写出主人的寄生、保守、谄媚、傲视劳动者、有眼无珠、趋炎附势的同时，却写出园丁的善创造、有才能、有革新精神、爱国等等高尚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