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百年文學研究述評作者：曹晉 [2001-7-15 8:03:16]自漢至清，《史記》的研究專著達101部，單篇論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注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
從文學研究來看，因時代文化環境與研究者知識場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學者多側重於感性的直觀式評點的單篇讀感，缺少具有綜合性、邏輯性的宏觀義理闡釋和文、史兼顧的文學本體論分析。
20世紀以來，司馬遷與《史記》的學術研究隊伍日益壯大（註：關於司馬遷和《史記》的研究狀況，肖黎、張大可、俞樟華、張新科等學者已在80年代初期就有所論述，但由於其論述的時段側重建國至80年代的綜合性述評，故在研究的時間與論述的內容上不能涵蓋百年來《史記》的文學研究，但本文也得到上述諸家的啟示。
），學者除了對司馬遷生年、生平、家世（註：關於他的生年，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是張守節、王國維等持論的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其二是司馬貞、桑原騭藏、李長之、郭沫若等主張的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 年）。
1916年，王國維發表《太史公系年考略》，19 23年又發表《太史公行年考》，收入《觀堂集林》卷十一，第一個將司馬遷的生卒年與生平經歷的考證結果公諸於世，他認定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 145年。
鄭鶴聲《司馬遷年譜》以王氏論著為藍本，有所補充和增訂，還附《司馬氏世系表》、《尚書傳授世系表》、《司馬遷遊歷區域表》、《司馬遷交遊表》。
王氏對司馬遷卒年的論斷：其卒年「絕不可考，……然視為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已獲得學界認同。
而司馬遷生年的另一主張最早則由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提出，1922年《東洋文明史論叢》刊發了他的《關於司馬遷生年之一新說》的論文，該文由周德永譯成中文，刊發在《中國公論》1942年5月7卷2期第95到98頁，其文認為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此說在李長之1948 年出版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得到伸證。
另外，張惟驤《太史公疑年考》提出司馬遷生於武帝元光六年壬子（前129年）說，此說出自臆斷，不足討論。
還有張鵬一著《太史公年譜》，對司馬遷生平系年有較細緻的考索。
司馬遷的卒年尚無確切文獻可證明，大抵與漢武帝相終始。
司馬遷出生在一個世代相傳的史官家庭，十歲誦古文（籀文），曾向前輩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又向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打下了儒家的思想基礎。
他的父親司馬談，做過三十多年的太史令，學問極為淵博，他以道家觀點所寫的富有學術和政治意義的論文《論六家要旨》，批判了儒、墨、名、法和陰陽五行家，而充分肯定了道家。
《史記》中對諸子的評價，受此影響甚大。
司馬談於元封元年（前110年）病故，臨終受命司馬遷要做第二個孔子，寫第二部《春秋》。
司馬遷矢志繼承其父命，孔子那豐足的溫潤人情和博雅風度，以及「六藝」等優秀的文化遺產的光芒無不陶醉並照耀著司馬遷明澈的心靈，激發著他卓越的學養和才情，父親的叮嚀也時時鞭策著他上進。
同時，統一而強盛的漢帝國聲威與文化氛圍也為他提供了寫作通史的條件。
）和《史記》的名稱、斷限、體制、取材、篇章殘缺與補竄、義例等具體問題的考證之外，更加擴展了《史記》的綜合集成研究。
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進化論影響了一個世紀的學者，他們以文獻為本，汲取本土考古學成果，結合西方史學學理與方法，考證精嚴，論斷謹慎，邏輯分析嚴密，極大地推動了大陸《史記》從「史料學」到「《史記》學」的進展，突破性成果較多。
例如王國維首用甲骨文、金文證明《史記》記載的三代歷史為可信，從王國維與郭沫若同用漢簡考證司馬遷的生年到陳直的《史記新證》，都可看出考古文獻得到了極大利用。
而這一百年的考據研究主要集中於司馬遷的行年、《史記》疑案、馬班異同考論、《史記》與公羊學、《史記》三家注等領域。
學者借鑒西方心理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的學理，又帶動了司馬遷人格與社會、民族、民俗思想的更進一層研究，而《史記》的文學研究仍是百年來的重頭戲。
一五六十年代的報紙展開過「《史記》的文學成就的評價」和「《史記》藝術力量的根源」問題的討論（註：如《解放日報》1959年4月4日和5月9日分別載陳詠＠①的《〈史記〉文學成就的評價問題》和山鷹《應該怎樣評價〈史記〉的文學成就》，《光明日報》1960年3月13 日載慕義《〈史記〉藝術力量的根源》；《陝西日報》1958年11月9 日載杜甫若《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同報1961年7月29 日載伊凡《偉大的文史學家司馬遷》，可見時人還是把《史記》的文、史成就並重並論的。
）。
80年代以後，《史記文學成就論稿》等著作直論《史記》的文學價值，可見《史記》的文學性一直為學者所看重。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司馬遷）發憤著書，意旨自激……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
惟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傳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鬥，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也』。
」司馬遷著史絕不是簡化為文獻的收集與整理、考證，或是以一種冷漠的態度從外部觀察歷史，他本身是帶著深切的痛苦去理解過去時代人物的奮鬥與成敗。
《史記》是文學的歷史，也是歷史的文學，是文學與史學的高度統一。
溫徹斯特評論其原理說：史之成為文學者，正是其激動感情之力為耳。
而《左傳》、《史記》之為文學，乃古今所公認，其故是《左傳》、《史記》敘述結構，多訴諸感情耳。
本來，文學的表達與歷史的記載，亦有其區別，前者目的在於求美，詞章愈優美，旋律愈起伏越佳；後者的目的在於求真，故事愈近事實，愈近真理愈好。
易言之，前者為抒情動感，後者為傳知表信。
就其語言而論，前者為負荷情意的江流，後者為裝載概念的舟車。
然這二者並非絕對衝突的，譬如《左傳》、《史記》即將二者兼容並蓄（註：轉引自游信利《史記方法論·緒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1頁。
）。
可見學者對《史記》兼具文學、史學價值的肯定。
文學意識結合於歷史意識，即是歷史學家重新體驗，並賦予生命之情感於歷史事件的記述與分析之中。
歷史只有被賦予了精神，才是活生生的、有靈魂的歷史，中國史學早在上古就突破了「如實敘述」和主體與客體二元分離的西方史學傳統。
司馬遷的《史記》是有生命的歷史，它浸透著作者的滔滔情思和進取的人生觀，其人生的憂患意識與悲涼感也因此而生出文學的抒情性。
褚斌傑在李少雍《司馬遷傳記文學論稿》一書的序言部分也談及對《史記》的文學成就的認識，說明了《史記》文、史結合而又各具特色的觀點。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勾勒出《史記》百年文學研究的狀貌，因篇幅所限，只能作一述略。
二文學研究與社會結構運動、意識形態變化等因素緊密地聯繫著，文學研究的每一個階段，總反映出社會結構運動的滾滾濤聲和意識形態的微妙變化。
20世紀《史記》的文學研究可分三個時段（註：本文提及的三個時段的《史記》研究論著數據主要參看鄭之洪《史記文獻研究》，巴蜀書社1987年版。
同時，本文還參考了其書對《史記》文獻研究的概括。
），每一時段各有特色。
1900年至1949年的半個世紀為第一時段，單篇論文200餘篇，專著30餘部，文獻研究13部，思想研究14部，文學研究融匯在各種論著之中。
19世紀末到本世紀初，西學東漸，斯賓塞社會進化階段說得到廣泛接受，梁啟超新史學理論和文學唯美、情感論應運而生，再加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史記》研究打破了傳統的範式，湧現出一批採用宏觀方法研究思想義理為主的專著，《史記》的文學研究也別開生面，展示了新的學術範式和風格。
但在新舊學術方法變更過程中，古典文學的傳統方法並末遭到徹底摧折，仍有其生命力，如林紓《春覺齋論文》、李景星的《史記評議》、高步瀛《史記舉要》等都不失為力作。
文學既是自成體系的歷史存在，有著自身的本質特性、結構功能、發展規律和獨立價值，又是與社會、時代、民族、文化等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是意識形態的表徵。
如何在整體的歷史生活中把握文學自身的質素？林紓、李景星、高步瀛諸家，由於他們的深厚的傳統國學修養，同時具有中國的歷史感受與審美感受，其研究話語與思路並未在白話文運動與西學思潮的衝擊下喪失傳統的學術範式，他們還是成功地在歷史文化語境中闡發文學的審美感受。
其方法還帶有清人的作風，即單篇評點的痕跡，不過，比之清人，他們是有進展與發揚的，其所述極扼要、精當，至今仍為後世學人廣為徵引。
這讓我們看到古典文學研究傳統的延續性與牢固性，也就證明了學術傳統與學術現代性並非二元對立。
1949至1979年的30年間，因政治氣候的影響，學術力量與研究論著較為有限，《史記》的研究打上深深的時代教條化的文學理論的烙印，此時段的論文側重《史記》的人民性、道德觀、階級性等方面的分析，而文學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較少。
值得一提的是鄭鶴聲《司馬遷年譜》、季鎮淮《司馬遷》對司馬遷行年和傳略的研究，尤其是季著側重於用文學紀傳的特質來剖析《史記》的紀傳文學價值，堪稱佳作。
另外，陳直對《史記》名稱及早期傳播的研究，盧南喬對《史記》體例的研究，侯外廬、任繼愈對司馬遷哲學思想的研究，齊思和對《史記》產生的歷史條件的研究，程金造對《史記》三家注的研究，都獨具新見。
同時，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賀次君《史記書錄》、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陳直《史記新證》、錢鍾書《管錐編·史記會注考證五十八則》也具代表性。
1980年至今，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正常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司馬遷與《史記》的研究步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80年代以來，學者數量激增，論著超過130部，論文超過1600餘篇。
歷史文獻與西方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相結合成為一大潮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歷史進化論的客觀運用，澄清了第二時段的極左思潮，心理學、歷史地理學、考古學、民俗學、社會學等學科學理的引入，拓寬了《史記》的研究領域。
對司馬遷思想和《史記》在文學、史學、哲學、經學等方面的研究，使《史記》一書的百科全書價值得到彰顯，論著的綜合性涵蓋了司馬遷的歷史觀、政治觀、經濟觀、戰爭觀、社會倫理觀、學術觀、歷史編纂意識、歷史文學觀、美學思想、法律思想、民族思想、人才觀、婦女觀、天文學、醫學見解等。
在各種司馬遷的評傳和《史記》綜論的著作中，以及數千篇的單篇論文中，論者都涉及《史記》不同側面的文學成就評價。
三古典文學的研究存在一個閱讀——懷疑——假設——求證——釋疑的過程，而文獻的考訂、辨偽、疏證、訓釋乃古典文學研究的基礎，也可稱之為文學文獻學。
這一百年的文獻考據研究主要集中於司馬遷的行年、《史記》疑案、馬班異同考論、《史記》與公羊學、《史記》三家注等領域，這些成果為《史記》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也為純文學論述打下了堅實的材料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