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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Revised final draft November 26, 2020目录摘要 (2)英文摘要 (3)前言 (4)一、讽刺的真实性 (5)(一)讽刺对象的真实 (5)(二)讽刺主旨的真实 (6)(三)讽刺目的的真实 (6)二、讽刺艺术的变现力 (8)(一)亦喜亦悲的讽刺 (8)(二)强烈对比的讽刺 (9)三、《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时代意义 (10)注释 (11)参考文献 (12)后记 (13)摘要讽刺是一种艺术,是对不良的或愚蠢的行为进行揭露或批判的手法。

《儒林外史》就是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本文将从《儒林外史》讽刺的真实性,讽刺艺术的表现力及《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时代意义等角度去解读《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关键词:讽刺艺术真实性表现力时代意义ABSTRACTSatireisakindofart,istothebadorfoolishorcriticalexposethegimmick.Modelsofsatiring fictionsiswithdeepideologicalcontentandexcellentartisticskillsbecomeChina'sancien tsatiremodel.AsMr.Luxunsaid:"DaiWuJingZimodelsofsatiringfictions,butwithamale,pre servedJiFengminds,andwill,especiallyinthetextandanti-religion;sensecanorder,wanandmock,andinmorethanShuiBuisbeginningwithenoughsaysthe bookofirony."Thepaperdiscussesthescholarshas"theironyoftheauthenticity,irony,arti sticexpressionandmodelsofsatiringfictionsofironyarttimesignificancetodecodetheAng leofmodelsofsatiringfictionsofironyart.Keywords:ironyartauthenticityexpressivetimesignificance前言《汉书》以来许多官修的史书中达都有《儒林传》,那是写“儒林”的“正史”,吴敬梓用小说形式描写“儒林”,所以取名“外史”。

《儒林外史》以写“儒林”为中心,旁及当时的官僚政治和社会风尚,抨击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从而揭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严重危机,讽刺和暴露了以封建科举制度为中心的种种社会黑暗现象的实质,讽刺了一大批所谓的达官贵人,名流乡绅,揭露出了他们污浊丑恶的灵魂。

《儒林外史》通过许多人物故事生动的表现了八股取士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支配力和诱惑力。

科举取士似乎成为当时文人的唯一出路,即使这条路上荆棘丛生。

很多人为其穷尽一生,生活贫困潦倒,但仍不曾对此产生哪怕一丁点的绝望。

同时,科举制度给人带来的功名富贵也是很现实的。

一旦中了举,你便不再是“你”了,那时将是恭迎奉承不断,什么银子,房子,一切从前不敢奢望的,现在都将唾手可得。

谈及科举制度的弊端,我们不难想到其“愚民”的本质。

致使当时所谓“文人”只知道,而且只能够作八股文。

作品所反映的这种情况是可以找到印证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六中曾指出明朝的秀才举人之流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

清朝的情况更坏。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中记载一位“老科举”不知《史记》为何书,司马迁为何人;卷五中记载一位“太学生”不知《昭明文选》。

《儒林外史》通过诙谐而不失辛辣的讽刺,将诸多“儒林”人士的被愚弄、被腐蚀、被消磨的历程绘成了一幅封建末世文化教育和精神道德危机中的官场世俗的丑恶画卷,借以表达作者对此种现象的愤慨和批判。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对每一个读者而言都会是刻骨铭心的,其讽刺的滑稽、幽默、深刻、辛辣无不成为其闪亮的特征。

其讽刺艺术给我的阅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不过是我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一点小小感悟。

一、讽刺的真实性也许你无法想象,当你的周围都是一些愚腐的、沉闷的“官僚狂热者”,你的身边充满着各种荒谬和不合理。

在你发笑得同时,是否也曾会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

这便是一种讽刺,即真实又深刻。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污蔑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真实是讽刺的一种强有力的生命。

(一)讽刺对象的真实《儒林外史》是一部以写“儒林”为中心的小说,其讽刺的对象也集中表现为那些具有鲜明否定性格特征的“儒林”人物,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地主、乡绅、商人乃至平民百姓。

这些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和事件都是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是曾经出现过的事情,可以说是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中摄取出来的。

书中很多人物在当时都是真实存在的,是可以追溯其原型的。

例如文中杜慎卿的原型青然,即吴青然,清代全椒人。

是吴敬梓的族兄,曾官至刑部主事;文中虞育德的原型吴蒙泉,名培源,清无锡人,曾官上元县教谕、遂安县知县;庄尚志原型程锦庄,名廷祚,字启生,清上元人,撰有《青溪文集》。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及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俞其姓名,若参以雍乾见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

此马二先生字纯上,处州人,实即全椒冯粹中,为着者挚友,其言真率,又尚上知春秋汉唐,在“时文士”中实犹属诚笃博通之士……”由此可见,作者的创作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之上的。

文中不仅塑造了严贡生、张静斋、王德、王仁等“儒林”丑类;周进、范进等即可鄙又可悲的儒林“后进”人士;还包括万雪斋、宋为富和五河县的方家、彭家等与官府、乡绅相结合的盐商、地主;夏总甲、潘三等依仗官府毒害百姓的衙役、里胥;杨执中、牛玉圃、景兰江等因走不通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而奔走于官吏、乡绅和盐商之间的假冒名士;甚至于匡超人一类的农家子弟。

这些活跃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小人物,无不在用其自身言行为我们演绎这个社会的可悲可笑,那些在他们眼中最合理的不合理现象,不正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强烈而真实的批判。

殊不知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存在在当时的社会中的。

哭撞号板的周进、中举而疯的范进、吝啬成性的严贡生、劝女殉夫的王玉辉等等一系列可悲、可叹、可怜、可恶、可愤、可怒、可唾、可骂的人物形象,在我看来是那么的真实,甚至有时候会让我荒谬的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本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经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同样,讽刺的对象也不必是曾有的人物,但一定是会有的人物。

《儒林外史》所讽刺的对象的真实性正在于此,既包括那些已经存在的形象,也包括那些必将会出现的形象。

(二)讽刺主旨的真实在封建制度的社会背景之下,知识分子想要出人头地总要在政治上谋出路,而要找出路,就不得不“由科举而进”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自有其独特的体系,明清时期则主要采用八股取士,这也是《儒林外史》讽刺的主旨所在。

文章第一回写道明太祖命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

王冕感叹: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些文行出处都看的轻了”。

④这是一代文人撞上了厄运。

王冕是反对八股取士,自甘清贫的隐士,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在此之后,文人们所走的是一条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歧路。

科举取士以其固定的形式成为了统治者桎梏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致使文人们成为一群人云亦云,没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应声虫。

更何况应试时还有一套严密的挫折锐气、消磨廉耻的“场规”。

这方面明末散文家艾南英在《应试文自序》中描写的很详细:“面目不可以语妻孥”但仍循规蹈矩,“噤不敢发声”。

如此侥幸中选,作了官,当然俯首帖耳,甘作统治者的爪牙”。

在封建制度下,科举对一般知识分子是具有很强的支配力和诱惑力的。

例如周进考到六十岁连一个秀才也没捞到,不仅在物质生活上受困苦,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饱受屈辱,周围的人都嘲笑他、欺压他。

然而即使如此,他仍不曾绝望于科举,一看见几十年梦想着的贡院,就要进去看看,结果在里面触景生情,哭得死去活来,直到众客人答应他凑钱捐监进场参加考试,这才“爬到地下,磕了几个头……不再哭了”。

《儒林外史》讽刺的主旨便是科举制度的反动、腐朽的愚民本质。

统治者不仅采用八股取士制,同时公开反对作学问,只许作八股文。

例如周进作学道,有一童生要求面试诗词歌赋,他变了脸教训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那些杂览,学它作甚么”。

然而做好了八股文就真的能考中了么先前周进连秀才的屡考不中,但捐监之后却立刻考取举人、进士扶摇直上。

他做了学道不等试卷交齐就可以先取范进为第一名,魏好古为第二十名。

更有甚者,巡抚衙门的潘三可以设法用匡超人作替身,替金跃考秀才。

这样的考试制度如何能选举真才由此可见,即便是真的做好了八股文,也不一定就会青云直上。

《儒林外史》讽刺的主旨直指科举制度是因为它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最为严重。

文中所描写的各类“儒林”人士之命运,在作者看来皆是由于科举制度造成的,是科举制度破害了整个“儒林”。

(三)讽刺目的的真实《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具有鲜明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

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

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

作者在讽刺这“一群”的同时,亦莫不是在点醒这一群。

正如鲁迅所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这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是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倷这一群到水底里。

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

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

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是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暴露”更多于“讽刺”。

这种观点在文中童飞扬有所体现。

面对“儒林”的危机,作者也是开不出有效的药方的,因此,他不得不将深情的笔触移向“儒林”之外。

二、讽刺艺术的表现力《儒林外史》是一部以讽刺而着称的小说,其总体特征和主要成就亦体现为“讽刺”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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