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形式理性民法法典论文摘要：形式理性是大陆法系发达国家民法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是强调法律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结果，也是使民法典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形式理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民法典内容与结构的设置具有决定意义。

我国已将民法典的制定提上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制定民法典的必要性已无须讨论，但民法法典化的深刻含义是否为人们所真正领会仍值得怀疑。

民法典是根据以前的经验制定的，但要适用于现在或将来发生的事件，而社会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民法典能否适应这种发展变化的需要呢？虽然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但是如果能够发现民法法典化的合理性，那么或许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

本文以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德国民法以及德国学者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目的是为了寻求同一法律文化传统之下民法理论与相关司法实践的结合点，从相对宏观的角度说明形式理性对民法典的决定作用以及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值得注意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形式理性与民法典立法技术的某些联系。

一、形式理性与民法典的产生本文所谓“形式理性”来源于德国著名的法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法社会学理论。

在他看来，形式理性是法所追求的最高层次的合理性，即逻辑形式的合理性。

这需要专门的法学家以文献为基础，根据逻辑形式的要求，进行系统地法律编纂，使根据成文法进行演绎的严格程度增大、诉讼的合理性技术增强。

只有成文法才具有形式理性，而民法与民法典又是成文法的具体表现。

[1]他认为，这种形式理性仅有可能出现在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中，尤其是在《德国民法典》中才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2] 法典一词既可以指通过法律汇编而成的典籍，又可以是经法律编纂而产生的正式法律文献。

前者并非立法活动的结果，而后者却是立法活动的成就。

大陆法系的法典就是针对后者而言的，即对某一部门法进行系统、全面的编纂，从而形成一个《查士丁尼国法大全》正式的法律文件。

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法，需要指出的是，虽被称为法典，但它主要是法律汇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法律汇编和法律编纂的混合体。

但它对于民法法典化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才可称为近现代意义上大陆法系的第一部民法典。

当时制定民法典的客观原因主要是统一全国私法的主流思想，其次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冲击以及拿破伦的权威和决断力。

《法国民法典》是以自然法的构想为基础的，当时的立法者认为，有一种独立于宗教信条的关于个人自治的自然原则，由此可以派生出许多法律规范，如果把这些规范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楚的形式加以规定，那么就可以奠定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基础。

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立法者即使尽其最大的想象力也不能认识到所有问题的案件类型并予以判断，因而必然要给司法判决留有余地，通过司法判决使法律在不可预见情况下具体化，并且使它能够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生活。

立法机关的任务应该是从大处着眼，确立法律的一般原则，而且必须是高度概括的原则，而不是对每一种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琐碎的规定。

法律的适用是属于法官和律师的事情，他们要深刻理解立法的基本精神。

需要注意的是，立法与司法一样也有技巧，但两者有所不同。

立法者的技巧是要发现每一领域中对公共福利最有利的原则，法官的技巧则是要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法国民法典》确立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平等自愿原则、所有权不可侵犯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

为了使法典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一方面由立法者根据已经变化的社会价值观进行了一些修订，另一方面司法判例又通过解释对法典进行了许多重要的发展、补充和一些必要的限制。

[3][!--empirenews.page--] 在德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德国人与罗马法的接触虽然比法国人晚得多，但对于罗马法的继受却远远胜于法国。

这是因为当时的德国中央集权不断削弱而地方邦主的力量却非常强大，这种状况阻止了普通德意志私法、普通德意志司法组织和普通德意志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从而无法抗拒罗马法思想的普及和传播。

在中世纪晚期，德国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变得错综复杂，由日尔曼法发展而来的立法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而罗马法恰好填补了这个真空，并不是因为罗马法规定的内容比传统的德国法更好或更正确，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丰富的概念设置和思想方法，借助它，人们可以把握困难的法律问题并合理地予以探讨和阐述。

德国人的法典编纂意识主要是欧洲启蒙思想的产物，他们希望以一部自觉设计的、理性的、构造清晰、内容全面的立法成果来取代源于历史的、分散零乱和漫无头绪的法律。

这种理性法在德国渐渐脱离了哲学层次上的含义而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私法原理体系。

当时在德国的大学里基本普及了理性的抽象思维方式，他们对于问题以严谨的逻辑演绎从一般的理性法基础原理中获得具体的法律规定，使法律制度就像完全艺术化分类的、系统而明确的建筑设计。

[1][2][3][4][5]下一页在《德国民法典》制定前夕，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以潘得克吞学派的理论为主的法律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法律适用就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过程，它只服从抽象概念的逻辑必然性，是一种以概念计算取代对现实社会审慎观察的法律思维模式。

产生这种法律文化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在当时德国的法律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注重学理的大学教授。

其次，当时没有统一的私法，也没有集中的司法，更没有通过一种共同的等级意识结合起来的法律实践家阶层。

但是，潘得克吞学派至少实现了概念设定的准确无误和最佳选择，《德国民法典》在技术上的完全成熟则应该归功于它。

《德国民法典》采取的是潘得克吞式的法典编纂体例，正是这种“潘得克吞法学”反映了民法典的形式理性。

潘得克吞(Pandecta)是罗马法中《学说汇纂(Digesta)》的希腊文译音。

潘得克吞的主要特点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被称为演绎法，明显区别于作为英美法系思维模式的归纳法，即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方式。

潘得克吞法学的核心人物是德国著名法学家温德海得（R·windscheid,1817～1892)，其代表作就是《潘得克吞教科书》，该书在严格界定各种概念的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对私法领域的各项制度进行了系统地研究，是在此以前德国私法理论的集大成者。

同时，他作为历史法学派的后期代表，在整体上继承了历史法学派创始人、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F·C·von Savigny，1779～1861）的理论观点。

[4] 萨维尼的私法学理论主要集中在其《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一书中。

他从法律关系入手，逻辑性较强地在理论上阐述了民法体系的各组成部分。

他认为，法律关系就是由法律调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关系的作用在于划定个人意思所能独立支配的范围。

个人的意思支配三个对象：其本人、无自由意思的自然、以及他人。

于是就可以产生三种基本的法律关系，第一种是人自出生就拥有的权利，在其生命期间是不可剥夺的，也就是人格，是取得其它民事权利的基础。

第二种是人支配部分自然界的权利，人可以支配的部分自然，被统称作物，关于物的权利主要是所有权。

第三种支配他人的法律关系，其实是指对他人的某种特定行为拥有支配权利的场合。

这种对他人的某种特定行为所拥有的权利就是债权。

债权与所有权之间存在一种特别的关系，首先，通过对债权进行金钱评价，可以使债权转化为所有权；其次，最普遍、最重要的债权都是以取得所有权或利用所有权为目的的。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关于物权和债权的法律关系总称为财产法。

若将法律调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财产关系的范畴，则是不完整的，因而需要补充，这种补充又分为二个方面：一是来自性的区别和性的联系，这一补充构成了婚姻关系；二是涉及子女的抚养和人死后财产的继承。

这二个方面的补充构成了亲属法。

这样就形成了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物权法、债权法和亲属法。

[5][!--empirenews.page--] 二、形式理性与民法典的科学性《德国民法典》之所以坚持形式理性，正是为了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用概念去思维。

用概念去思维就必须尊重逻辑学，而黑格尔所说的逻辑学不仅包括形式逻辑，更重要的是指概念的抽象化，只有这样才能反映事物的普遍性，才能发现真理，才能妥善地解决市民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而民法典本身是矛盾的统一体，对自身矛盾的解决是通过对民法典的解释和漏洞补充来完成的，民法典在解决自身的矛盾中获得发展。

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也说过，“从哲学上对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化进行调和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因为，如果它使这种方案超出了人定法的立法者的能力所及，那么它便要求人们对这一大厦的各个细节进行研究，以确使它们都与这一方案相符。

这样，它便考虑到了实在法的变化问题，再者，虽然这一方案在发现时就是永恒不变的，它也是由理性发现的，而且人们总是可以争辨，人们所认为的那个唯一权威的方案只不过是一个不完善的相似方案罢了。

”[6]因此，为了民法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以及实现司法公正，必须进行合乎理性的民法解释。

有学者认为，法律的成文化和公开化是法解释学产生的必要前提，甚至认为法解释学的产生是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前提的，因为私法的基本原则是私法自治即当事人意思自治，国家不运用公权力进行直接干预，于是为法律解释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可见，私法发达与解释学发达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7]也可以说，有了民法典才会有发达的民法解释学。

德国著名的法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法国民法典》视为理性立法的产物，法典采用了系统性的抽象结构和法律条文公理化的方式，这是一种主权意识的表现，是一种升华了的人类理性和国家利益至上主义的结合。

它的通俗而简明的性质是人们所推崇的优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时在立法中过分追求“通俗形象”的行为取代了法律本身应有的严谨，所以这部法典在形式理性方面与《德国民法典》相比有所欠缺，使人们在适用它时往往产生错觉。

在成文法的国度里，人们一般都相信现行法的合理性。

对于作为“法中法”的自然法，只有当它对实际法律生活有明显影响时，才能给予考虑。

自然法是独立于整个现行法的，并且一贯作为判断现行法是否正确的标准，从而也可以被任何人引用来否定现行的法律秩序。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将自然法理解为理性主义，产生于近代的文艺复兴，强调的是基本人权。

人类的理性认识与事物的本质是一致的，事物的本质也就是事物的逻辑性。

通过对概念进行法学的或伦理学的逻辑加工而获得的准则与自然规律是一样的，属于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任何法律秩序也不能与它们相违背。

但英美法系的国家对于理性的理解与上述大陆法系不同，他们认为，理性的含义在“实际上有益”的意义上是合理的，即所谓实质理性。

因此，他们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大陆法系所谓的形式理性，也就是说，在英美法系，判断人们取得权利的方式是否合法的标准，不是通过形式理性，而是根据实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