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末大疫对曹操游仙诗的影响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是汉末三国时期最为严重灾异之一，《后汉书》载：“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当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尤其是在北方地区更是瘟疫肆虐，民生多艰。
曹植在《说疫气》中曾有悲痛的记载: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
夫罹此难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
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此次瘟疫的流行造成的灾难几乎是毁灭性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绝非是文学语言，而应该是真实的历史记录。
当是时，即使是在邺城的徐幹、应玚、刘桢、陈琳等居于优越生活条件之人也都感染瘟疫死，更不用说那些没有任何保障的下层民众。
王粲于建安二十一年(216)从曹操远征吴国，“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③而死亡的原因，参之《魏书·司马朗传》“到居巢，军士大疫”的记载，“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应是死于此次瘟疫。
建安七子之中五子全都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
为此，在多年之后，曹丕在《与吴质书》中仍然满怀悲痛的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促进了游仙文学的产生。
李丰楙《不死的探求道教信仰的介绍与分析》一文曰：游仙诗是“源于原始巫俗文学,
象《楚辞》中的《离骚》、《远游》等，以原始宗教升天仪礼的仪式与神话为背景，表达人类希冀超脱时间、空间的现实，超升向一绝对自由、逍遥的神仙世界。
”据此我们可为游仙诗作如下定义：一在背景上，游仙诗以我国就有的长生观念、神仙观念为文化背景。
二在内容上，或描写与列仙于仙境之游览，或描写食丹饮药以求长生之经过。
三，在创作意图上，体现作者与道神游。
游仙之诗虽然在曹魏之前已有之，但在中国诗歌史作为一种抒情的题材，则是由曹氏父子所开创。
曹操是大力写作游仙诗的第一人。
后经过曹丕、尤其是曹植等人的创作与发扬，游仙诗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题材。
曹操自己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就明确地说：“性不信天命。
”②生死观，曹操认为有生必有死，“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③对神仙之说，不信之，“痛哉世人，见欺神仙”④从以上所引的诗文看，曹操是不信神仙长生之说的。
从现存资料来看曹操诗歌一共17 题，24 首（含残篇和阙疑），其中完整诗篇共计18 首。
曹操的游仙诗包括：《气出倡》（三首）、《秋胡行》（二首）、《精列》、《陌上桑》等7 首，所占比例为39％。
曹操、曹丕、曹植三人游仙之作的动机和目的不同，但大多都是由于对生命无常的
感叹而生发。
曹操游仙诗的创作有的是源于宴会上的劝侑，如《气出倡》其三为宾主间长寿的祝福；其二中“乐共饮食到黄昏”则显示了太平盛世的歌舞太平。
求贤纳才是曹操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尤其是晚年之后更是多次下《求贤令》，其目的也不外是“忧世不治”的
思想反映。
建安时期灾异事件频繁，特别是因为气候与战乱等自然社会原因，这一时期瘟疫多发，给文人和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自东汉末年以来关各种灾异与自然灾害的记载频见于《后汉书》之中。
东汉桓、灵二帝时期的自然灾害尤其明显，旱灾、水灾、虫灾、地震、冰冻等更是频繁发生，几乎每年都有。
桓灵之后的汉献帝刘协时期，其灾异情况有增无减，单以建安初年至建安十年之间，以南阳郡为代表区域就发生了严重的瘟疫，根据张仲景《伤寒论自序》中的记载，其序文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
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②此则材料充分说明在建安年间的疫病情况非常严重，其伤亡情况三居其二，这也是造成三国时期人口骤减的重要原因。
这种瘟疫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人口的大量减少，曹操诗歌“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所描写的状况也不应该全是战争的结果，灾异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灾异下建安文人的生存状况
建安时代的灾异具体可谓饥荒、洪涝、瘟疫等诸多情况，战争的发生更是加剧了各种灾异的影响。
此时期的文人就起生存状况而言可以说
经历了三种生存状态：
第三个阶段是建安二十二年大瘟疫之后。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建安文坛的影响是空前的。
这次瘟疫不仅改变了建安文坛的人员结构，同时对建安文学的创作亦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灾异促使了建安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东汉末年灾异的频繁发生，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和社会背景下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以及文人的思想、命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一系列灾难频繁发生下，文人生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与刺激，这种刺激和生命体验从作家本人而言是其自身生命的一系列体现，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则体现在文学创作活动的整个过程。
同时加上频仍的灾异，以及汉末的战乱，终于使他们从效忠天子和建功立业于朝廷的醉梦中惊醒，已经开始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
汉末文人在战乱、饥荒、瘟疫、自然灾害等灾难面前更多的是感到生命的脆弱，并
在这种认识下形成了及时行乐和建功立业的思想。
及时行乐是面对生命脆弱的一种消极反应，同时也表现了个体生命在命运和灾难面前的无助与孤独。
当时社会处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状态。
生命短促，人生无常成为当时最为普遍的感受。
诗曰：“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
”：“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
忽高飞”（阮瑀《诗》）。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夺走了建安其中四子的生命。
徐幹、陈琳、刘桢、应瑒等人都难逃此劫，至于其他芸芸众生更可想而知。
此等恶劣的生存状况促使人们思考着生命的价值与社会的前途。
人生苦短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这种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思考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来弥补生命无常的缺憾，其答案就是饮酒，或服食仙丹，有的干脆走向纵欲。
以饮酒为例：饮酒俨然已经成为当时文人生命的重要部分。
曹操本人也是饮酒的，曹操《短歌行》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饮酒只是一种对时光飘忽和人生无常的感觉反应，是一种享乐和麻醉，使人暂时忘却这生的烦恼，表达对生死问题的一种超越。
其次是服食丹药以寻求生命的长生，也是一种延长生命的一种途径。
曹操《气出倡》写向神仙求取仙药：“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朝气……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
”
面对灾异的一种积极表现方式则是更大程度的刺激了文人建功立业思想的产生。
乱世中的灾异，同时也激发了士人的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曹操了。
其作品大多表现出强烈的功业思想和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愿望。
如：曹操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猷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在诗中，曹操通过神龟和腾蛇两种可以长寿
的神物来表明生命的有限，从而来对比自己。
在这种对比中，他发出“志在千里”“壮心不已”的呐喊，这是不屈灵魂的叫嚣，这是对生命无常的反抗，这也是对命运由被动的接受到积极挑战的表现。
《短歌行》则把曹操对生命无常和短暂的哀叹和对壮志理想的歌颂恰当的融合在一起，我们通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叹中消极的情绪还没出现，“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壮志豪情已经充满胸膛。
这也是灾异带给诗人的另一种心灵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强大的灾异面前，在汉末这种混乱的政治环境下，文人的生命意识得到空前的觉醒。
在脆弱的生命面前，在朝不保夕的生存状况下，无论是选择饮美酒以忘忧的消极对待，还是通过建功立业来让生命绽放精彩都是对生命在深刻体悟下的一种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