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精神的发展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史课程论文摘要：隐逸精神是中国园林艺术文化的精髓之一，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格局形式及思想意境等均产生过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通过“归田园居”的实践行为，促进了别墅园林的大发展。

唐宋，“中隐”倡导将实践转为精神享受，文人园林兴起并促进私家园林大发展。

明清，“隐逸”淡化，融于造园技巧中，成为单纯的情调、意境。

关键词：隐逸精神；古典园林；私家园林；文人园林隐逸精神指人们由于自身或者时代的原因，本体在精神层面相对脱离现实社会，试图更为独立地去观察、分析，并努力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从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复合体。

[1]中国古典园林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一，其造园艺术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目的，从而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情趣。

隐逸精神在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古典园林的发展也促进隐逸精神完成了自身的演变。

一：魏晋南北朝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君求贤若渴，文人士大夫则择主而事，彼此都有双向选择的可能，因而出现大量“游士”，隐士的数量并不多。

到了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的皇帝集权政治空前巩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文人士大夫若欲建功立业，必须依附于皇权这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并接受行为规范和思想意识的控制，否则就只能选择做隐士一途，方可保持一些自己的独立的社会理想和人格价值。

但因为当时的地主小农经济依然强盛，山林野外荒无人烟，隐士的生活并非常人能够忍受，所以隐士的人数虽然较之春秋战国有所增加，但毕竟还是不多的。

到东汉时，庄园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开皇帝的中央集权，得以成为比较理想的隐蔽之所。

这时的隐士，绝大多数不必遁迹山林，取而代之是“归田园居”，即到各自的庄园中去做那悠哉游哉的安逸的庄园主——隐士庄园主。

自此，隐士人数逐渐增多，他们的言行影响及于意识形态，“隐逸思想”便逐渐滋长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了许多思想深刻的士人隐士。

张衡是东汉的大文学家与科学家，他这样描述自己理想的隐逸环境：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

原隰郁茂，百草滋荣。

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

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

不难看出，张衡对自己隐居环境已经有了园林的影子，而且基本涵盖了后来古典园林的主要景观元素。

到了东汉末年，仲长统对隐居环境中的各种景观要素有了更为明确的要求：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

这样的园林化庄园既是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也可以视为私家园林的一个新兴类别“别墅园”的雏形。

这种极富于自然清纯格调的美的环境，正是文人士大夫所向往的隐逸生活的载体，隐逸思想正是在这种载体下丰富其内涵，更深刻的渗透于后世的私家园林创作的活动之中。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社会上呈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悲惨景象。

经济上，作为维护封建大帝国的地主小农经济仍未恢复，庄园经济的继续发展导致豪门大族日益强大而转化为门阀士族。

门阀之间相互争斗，大一统的局面被破坏，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分裂。

人们敢于突破儒家思想的桎梏，藐视正统儒学制定的礼法和行为规范，许多名士以任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礼教的束缚，一方面表现为饮酒、服食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寄情山水、崇尚隐逸的思想作风。

一时之间成为社会风尚，即是所谓“魏晋风流”。

[2]寄情山水与崇尚隐逸作为社会风尚，启导着知识分子阶层对大自然山水的再认识，从审美的角度去亲近它、理解它。

于是，社会上又普遍形成了士人们的游山玩水的浪漫风习。

阮籍出游“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

籍闻而从之。

谈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翛然曾不眄之。

籍乃嘐然长啸，韵响寥亮。

苏门先生乃逌尔而笑。

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凤音。

籍素知音，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

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早先带有宗教色彩的节日，到这时已经完全演变成为三月早春在水滨举行的群众性郊游活动而开始盛行起来。

东晋文人谢灵运为了游山方便而自制登山鞋，甚至雇工百人专门为他伐木开路。

陶渊明亦自诩“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由于上述活动，大自然被揭开了秦汉以来披覆着的神秘的外衣，以一个广阔无垠、奇妙无比的生态环境和审美对象呈现在人们面前。

人们一方面通过寄情山水的实践活动取得与大自然的自我协调，并对之倾诉纯真的感情；另一方面又结合理论的探讨去深化对自然美的认识，去发掘、感知自然风景构成的内在规律。

于是，人们对大自然风景的审美观念便进入高级的阶段而成熟起来，其标志就是山水风景的大开发和山水艺术的大兴盛。

魏晋南北朝是大量产生隐士、在知识界普遍滋长隐逸思想的时代。

隐士中，既有终身布衣的真正隐者，也有“半隐”、“朝隐”的隐者。

别墅、庄园为他们提供了隐遁之所，其本是生产组织，经济实体，因为所具有的自然大地之美，故又被赋予了园林的性格。

并且知识分子对之情有独钟，似乎还在城市私园之上。

所以说，园林化的庄园、别墅代表着私家造园活动的一股潮流，开启了后世别墅园林之先河。

从此以后，“别墅”一词便由原来生产组织、经济实体的概念，转化为园林的概念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及其之前的秦汉两朝，是隐逸精神生成的时期。

隐逸活动扩展使得园林逐渐发展出有别与皇家园林的庄园、别墅等私家园林，正是由于它的勃兴，私家园林才从对皇家园林的模仿中彻底独立出来，并在其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影响皇家园林，最终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精神的典型代表。

二：唐宋唐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在经济上，地主小农经济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工商业同步发展。

士族衰落，庶族兴起，官僚代替了门阀，知识分子一旦取得官僚的身份便有了优厚的俸禄和相应的全力、地位。

儒家重新获得正统地位，道、释处于辅助地位，对外交流强烈，科技处于同时期领先地位，诸多艺术形式都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园林艺术也不例外。

唐宋时期的造园主人一般都是富有学识的士人或官宦，大多有过辛酸的生活经历，品尝过仕途凶险的苦楚，怀着壮志未酬的感慨。

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们心情抑郁、彷徨、苦闷，渐渐在心灵深处滋生了向往淡泊宁静、自然闲适生活的想法，希望通过隐逸的生活，来缓解内心的苦闷与抑郁。

因此，这一时期的园林主题往往是表现园主人直抒胸臆的隐逸之情，同时表现出园主人谦抑中和、知足常乐的平和心境，以及游山玩水、陶醉于清风明月之中的畅游之情。

而造园主人的经历，归到底是唐代确立的官僚制度。

园林的享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入世着的避世愿望，在显达和穷通之间起到了缓冲作用。

因此，私家园林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风格——士流园林。

科举制度实行以后，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和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集权的干预。

读书人的“隐逸”行为已经不再是目的，而更多的成为入仕的一种手段，即所谓“终南捷径”。

这个时期真正的隐士很少，大多是“隐于园”。

中唐以后，这种隐逸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无需身体力行的精神享受，普遍流行于文人士大夫的圈子里。

它直接刺激私家园林的普及和发展，对于士流园林的繁荣是一个尤其重要的促进因素。

白居易的“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里面所提到的“中隐”的说法，可以作为流行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圈子里的隐逸思想的具体写照和诠释。

隐逸已不必“归园田居”，更不必“遁迹山林”，园林生活完全可以取而代之。

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有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王维的辋川别业等。

这种思想导致汉以来的传统隐逸思想的转变。

到宋代时，由于两宋人士心目中日益缩小的宇宙世界、文化的转向内在开掘和精细微腻，从而又出现了把园林与“壶中天地”、“须弥芥子”的美学概念联系起来的所谓“壶天之隐”。

壶中天地源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到宋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封闭的、精美的、微缩的园林天地的象征。

在这个天地里面，既避开了尘世的扰攘，却仍能享受人间的清福，“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再也看不到古代隐士的那种认真的进取求志、放言反抗的精神了。

所以说，宋代人士的所谓隐逸，已经更多的成为园林的一种情调，一种审美趣味的追求。

而宋代兴起的文人园林（士流园林的一种）简远、疏朗、雅致、天然，则正是这种情调和追求最恰当的表现。

三：明清明代废除宰相，把相权和君权集中于皇帝一身。

清代以满族人主中原，皇帝的集权更有过之。

绝对集权的独夫统治要求政治上更严格的封建秩序和礼法制度。

影响及于意识形态，由宋代理学发展为明代理学的新儒学更加强化上下等级之大义名分、纲常伦纪的道德规范。

明初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施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唐宋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处于压抑状态。

但与此相反，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和相应的市民文化的勃兴，则要求一定程度的个性解放。

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知识界出现一股人本主义的浪漫思潮：以享乐代替克己，以感性的冲动突破理性的思想结构，在放浪形骸的厌世背后潜存着对尘世的眷念和一种朦胧的自我实现的追求。

封建社会内部的商业经济虽然早已存在并逐渐有所发展，但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的政策，致使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而经济实力的强大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向士流靠拢，从而出现“儒商合一”的情况则更有助于商人地位的提高。

因此，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必然要对社会产生影响，社会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都相应的发生变化。

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已久的文人所固有的清高、隐逸的思想逐渐淡漠，“娱于园”的积极看待人生的观念慢慢取代了传统的“隐于园”消极避世的观念。

如上海的豫园，原为明末的旧址，取名“豫园”本意是为愉悦乡亲。

无锡城西的寄畅园，取王羲之“一觥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的文意。

拙政园亦是自娱自乐，以“拙”字来自拙政园小飞虹愚。

隐逸思想已融入造园技法中，成为单纯的情调、意境。

今天我们对于传统园林艺术中隐逸精神的探讨，更加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文化与传统园林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了解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园林艺术的发展与审美。

这对处在新世纪、新时期的现代园林发展是不无裨益的，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数千年的华夏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各种艺术创作的源泉，也是我们永远无法割舍的，今天我们回顾和分析传统园林艺术的思想内涵及其审美情趣，有助于传统庭院意境与现代造园手法的结合，以达到古为今用、继承与创新的目的。

参考文献：[1] 张兆林，于源溟. 隐逸精神在士人园林中的嬗变[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9(4): 51-55[2]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M]. 第三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