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摘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众多原因中，人口问题，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北方人口南迁带到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技术，与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南方地区，南方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都有着深远影响。

关键词：人口南迁；人口质量；经济重心南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经济发展千差万别，很不平衡。

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在与当时生产力最相适应的地区形成一个经济重心。

我国第一个经济重心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政治等形式的演变，必然就会出现新的更适宜的发展区域，以扩大经济重心的范围乃至迁移。

我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大致经历了由北向南的历程，最终在东南地区形成一个新的经济重心，并取代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地位，这就是我国的经济重心南移。

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具有非凡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对于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的原因，则是众说纷纭，大致包括战争说、地理环境变化说、农业经济自身发展规律说等等，本文试就人口问题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作一些考察。

一、人口南迁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我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因战争等天灾人祸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涌向南方的浪潮，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魏晋时期，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是唐中期安史之乱之后，直接导致了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①仅吴县(今江苏苏州)的北方人口就占了当地居民的三分之一。

唐后期及五代时期，北方战乱更加频繁，每次大战乱都造成一批北方人口大量南迁。

北宋末期乃至金兵南下，遂爆发了第三次也是古代最大一轮人口南迁高潮:“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②。

如临安(今浙江杭州)是朝廷南渡的终点和移民中心。

人口在南迁的过程中，对经济重心南移起了促进作用，它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一）人口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劳动生产技术与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北方人民渡江而南移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

从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与《商君书》、《吕氏春秋》、《管子》、《汜胜之书》以及《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战国秦汉至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如在农业方面，系列化的铁制生产工具与牛耕得到普遍使用，大规模的与不同功能的水利灌溉工程多处兴建，施肥、选种、适当密植、植物保护、田间管理、土地利用等一整套农业技术日趋提高，代田法、区种法等高额丰产方法在部分地区推广。

手工业方面，冶铁业作坊兼营冶炼、铸造、热加工，还出现了铸铁脱炭、炒钢等生铁糅化处理工艺，有些工场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分工精细；纺织业创造了平纹织绢纱技术、单色提花织绮罗技术、彩色提花织锦技术以及刺绣、印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即使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先进水平。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其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火耕水耨”①[清]董诰.全唐文[Z].转引自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08.②[宋]庄绰.鸡肋编[Z].转引自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08.的原始或半原始状态。

北方移民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不论在质或量方面均发生显著的变化。

如东晋南朝时，江南的冶铁业发展迅速，产量激增。

梁武帝为了阻挡魏军渡江南进，在浮山堰沉东西二冶锻造的铁器一次即达数千万斤之多。

横法钢与灌钢冶铁法(即杂炼生糅法)的发明，使钢制生产工具的质量大为提高，应用也逐渐普遍。

塘、渠等水利灌溉工程在江南的平原与丘陵也大量的兴建起来，有的既可蓄水，又可排涝，水门的设计更是别具匠心，能够根据需要调节水量。

在部分地区，各种水利设施配套，漕渎通引，初步形成了河网化。

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火耕水耨的原始耕垦方法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日益注意精耕细作与施肥；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南方各地推广种植，果木蔬菜已经是南北兼备，诸品杂陈；在有些地区试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

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的突出作用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人口南迁同时也给南方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

在南迁的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才能承受旅途的颠簸与艰辛，他们同时也是廉价的劳动力。

我们看一下唐宋间广东人户分布的变迁情况：在宋代，由于大量的汉族南来避难，广东的人户有显著增加，这些新移入的人户被称为“客户”。

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客户占广东总人户百分之三十九之多，甚至有好些州的客户比例多于主户，如南恩州(客户占78%)，雷州(70%)，广州、端州(均占55%)，梅州(52%)。

广东境内的总人口共584,284户，为唐代的2.7倍，占全国(16,563,777户)的比重(3.5%)，亦较之唐代大为提高。

由于人力的大量增加，加速了土地的发展，所以宋代开始有在珠江三角洲修筑堤围的记载，沿海低地的耕种面积扩大，广州、潮州等沿海各州人户密度逐渐增高而接近韶连等州。

大庾岭道自唐代开凿以来，已成为广东通达北方最重要的通路，宋代又曾加以修治，当时浈武二水在交通上的重要性已凌驾由桡江下西江一线之上。

从交通要道地位的变更上我们亦可以看出南方一些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当然这与人口南迁而带来的劳动力增加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二）人口南迁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南方原来地广人稀，汉族人民多居沿江滨湖的平原，少数民族人民则居住在深远之地，人迹罕至，彼此间的接触并不多。

由于北方人口的南迁，一方面，有不少汉族人民迁入附近少数民族地区；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少数民族人民自己主动和汉族人民交流融合，与汉人杂居。

尤其是“南郡、夷陵、竟陵、清江、襄阳、舂陵、江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①民族融合的程度已是相当之深了。

南方少数民族本以农业为主，与汉族人民杂居之后学习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开发蛮田，产量颇丰。

可见，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南方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南方经济的发展速度。

（三）人口南迁促进了南方土地的开发当时南方土著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和积极表现，除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外，还由于强敌压境，安危存亡不能完全系于长江天堑。

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地，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

北方人民来到江南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此时士族地主正在寻觅开发山林川泽的劳动力，他们将目光集中到这些北方移民身上，于是把他们召集起来，将他们编制到开发大军中去。

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使大片的南方地区改变了面貌，使过去为原始森林草莽所覆盖的原野逐步改进为适于种植的农田，南方的粮食产量逐年上升。

从唐以后，北方粮食供给不足，从南方调运粮食救济北方的记载已屡见不鲜。

早在唐武德初年就从江淮运粮充实洛阳。

关中虽号称沃野，但此时所出也不足以供京师，需从东南一带转运。

唐高祖、唐①魏征.隋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3.262.太宗时每年转运约二十万担，唐高宗以后逐年增加。

以农业发达著称的河南、河北遭灾时，唐政府也常用江淮米赈救饥民。

如咸亨元年（670年）、开元十五年（727年）都有此类记载，在唐代史籍中，几乎看不到南方受灾用北粮救济事件，更看不到北粮南漕之记载。

二、人口质量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人口质量包括人口的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

人口的自然素质主要是指人口由先天遗传获得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人口的社会素质则主要是指人们后天获得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

在社会发展中，人起着重大作用。

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人们的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无不和人口因素，特别是人口质量息息相关。

从社会领域看，下至生产力，中经生产关系，上至上层建筑，整个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无不与人口质量密切相连。

人口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发动者、进行者，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承担者，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广大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这些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状况，对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关系极大，他们的文化素质、生产技能、劳动态度，直接决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以下就从南北方的具体人口质量差异来分析人口质量在经济重心南移中的作用。

（一）人的思想观念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北方人思想观念整体表现为落后，又主要体现在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固守土地，专务农业。

南宋时，生长于京东济南，仕宦于南方的辛弃疾曾作过对比：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贫甚富之家。

南方多末作以病民，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

他看到北方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市场较少发生联系，重农轻商；南方则多是商业社会，重商轻农。

片面重农的观念与实践，逐渐造成了产业结构性的贫乏，影响着北方商品经济和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全面发展。

当时北方的许多地区土地贫瘠，人民且无其他生财之道，全部依赖于地里的收入，遇上天灾人祸，更是难以保证足够的收入。

即使在丰收之年，由于粮食是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争相投入市场换取钱物，造成谷贱伤农，增产而不增收。

环境的闭塞及主要是观念的陈腐，一味从事第一产业的简单劳动，使之除了农业之外想不到其他任何发展经济的出路，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未能充分利用，创造不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即使单就农业而言，在实用新技术推广、产业结构调整、经营管理等方面也多有欠缺，经济形势只能是每况愈下。

再如永平府的滦州（今河北滦县）乐亭，“独称平沃，民亦明农…然不知习水利，旱潦悉听之天。

平岁惟为下农，丰稔不知积蓄，故贵贱不得其平。

稍饥馑，则流亡，至岁平招之复业，其俗之不改如故。

如南方矩富鲜矣”，而且“工艺寡，即以工名，亦不称精巧”。

①此地有着肥沃的土地，又位于渤海之滨，既能够发展农业，又可以依靠大海从事多种经济活动。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除农业以外，并无他长，即使农业也是粗放经营的“下农”，加以不善调节经营，稍有灾荒便流利失所，经济基础十分脆弱。

片面重农必导致鄙视商业，拙于手工业，形成封闭的经济，其活力与发展无从谈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人很少传统的包袱，观念新，思想解放，以商品经济为龙头，各业并举，很快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

早在宋代，南方人就富于进取心和求知欲望，勇于标新立异，表现在经济生活上，则是汲汲于财利，用尽心机地大胆追求财富，重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改进，有不少优秀人才投身于工商业之中，由于重商观念浓厚，因而生活富裕，多为富豪巨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