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9期(总第176期)学术论坛ACADEMIC　FORUMNO.9,2005(Cumulatively NO.176)论南朝道士陶弘景的科学精神与思想方法蔡林波(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 [摘　要]陶弘景在历史上虽然以一代道教宗师而闻名,但他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亦为后人所瞩目。

这无疑与他本人的思想素养和知识兴趣有关。

道教的长生成仙信仰,固然是推动他积极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然而,强烈的求知精神与相对合理的思想方法,更是他取得多方面科技成果的前提要素。

[关键词]陶弘景;科学精神;思想方法;道教[中图分类号]B23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5)09-0039-04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人(今南京),谥贞白先生。

他一生跨六朝宋、齐、梁三代,其生平与活动经历相当复杂[1]。

作为南朝道教茅山上清派的开创者,陶弘景在其富于包容性和创造性的宗教活动中,展开了极为广域的的科技实践,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王明先生在《论陶弘景》一文中指出:“他(陶弘景)对于天文历算、地理学、药物学、医学、经学、兵学等都有显著的成就。

尤其对于药物学和医学的贡献最大。

同时,他在技术上还铸刀剑,注重工艺制造,对炼丹也抱严格的实验态度。

”[2](P80)毋庸置疑,陶弘景之积极从事科技活动,并取得多方面的成果,根本上系“修道所须”[3](P509)———基于对道教长生成仙之理想目标的执著信念,并对之加以不懈追求所致。

然而,在此,我们更须关注的是,陶弘景于其中体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的科学探索精神,以及相对合理的科学思想方法。

一、“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知识主义倾向有史为证,陶弘景一生好学深思、广闻博求,具有非常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学习精神。

《梁书・陶弘景传》谓:“(陶弘景)读书万余卷。

……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1]。

《南史・陶弘景传》则说他“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深以为耻”[4]。

而从陶弘景本人的言论与行动中,更可以看出他对于探求未知世界的兴趣程度。

他在一则《上梁武帝论书启》中,曾有如此感叹:愚故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无书可看,乃愿作主书史。

……尝言人生数纪之内,识解不能周流天壤,区区惟充恣五欲,实可耻愧。

每以为得作才鬼,亦当胜于顽仙,至今犹然[5](P644)。

我们知道,修道成仙,本乃陶弘景平生一贯之志向,且为其从事各种科技活动之主要精神动力。

但是,他何以会提出“才鬼胜顽仙”之论呢?显然,陶弘景并非一个机械而盲从的信仰主义者,而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注重真知实学的宗教学问家。

实际上,陶弘景之服膺道教,除了他对于长生成仙的美好向往,以及欲摆脱个人仕途困境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更是因为道教的思想、实践方式及知识结构,特别是对于自然领域方面的知识及探索方法,尤为吸引他。

据载,陶弘景对待儒家经典知识“异于先儒”,不过是“大义备解,而不好立义”,或“议论惟著纸,不甚口谈”;对当时南朝士人阶层流行的玄学空辩之风,他更不无针砭其为“散诞”、“谈空”;而对于道教经卷中的“五行阴阳、风角气候、太一遁甲、星历[收稿日期]2005-04-20[作者简介]蔡林波(1969—),男,湖南郴州人,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文化。

93算数、山川地里、方国所产,及医方香药分剂,虫鸟草木”等实用知识,则尤为好之,不惜工夫对其“考校名类,莫不该悉”[6](P734)。

不仅如此,陶弘景还经常自言“心中恒如明镜,触形遇物,不觉有滞碍。

……时有形于言迹者,云皆是欲显事厉物”,甚至自诩“我自不能为仲尼,而能教人为仲尼;犹如管仲不能自霸,能使齐祖霸也”[3](P510)。

可见,陶弘景之所以提出“才鬼胜顽仙”、“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论调,其思想根源在于:他对于知识之真实性的信赖与价值认同,是优先于他的终极幻想目标的。

陶弘景这种“过分”沉醉于求取实用知识的行为方式与态度,甚至受到了道门中人的批评。

如,道书《桓真人升仙记》有言:陶隐居聪明过人,雕琢文词,劳神典籍;穷究经旨,好述异事;酷爱山水,栽种松筠;心念太高,望登云天;上帝虽念,实少真功,徒劳阴力;并指出他有“四非”:“一曰注药饵方书,杀禽鱼虫兽;二曰好算星度,穷究天机;三曰种植花木,耕锄山林;四曰望想太重,便望升仙,创待仙楼,造降真馆。

虽有门人弟子之广,实未有上天之缘[3](P514)。

很明显,陶弘景之所以受到批评,恰恰是因为他身上所具有的强烈求知欲望与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品质。

然正因如此,陶弘景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冲破宗教教条主义的束缚,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他的这种知识主义倾向,虽然与正在日益走向内在化、道德化及信仰化的中世纪道教精神相违背,但他确实为当时道教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正确方向。

二、“真学之理,假学而知”:适应道教科技实践活动的认识论思想由于对修道成仙的深刻信念,以及知识主义的价值倾向,陶弘景的认识论思想亦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符合科学认识活动规律的基本特征。

1.“道之多方,各备则可知矣”:指向外部物质世界的修道认识目的论道教认为,欲长生成仙,必以学生修道为路径。

因此,识道、体道乃所有道教信仰者的终极认识目标。

陶弘景亦不例外。

他说:“循有生之造物,固莫灵于在人,宁不踵武于象帝之妙门而自宝,苟沦形于无晓与蝼蚁而为尘?”[5](P642)然而,在陶弘景看来,“道”不仅完美地体现于理想的神仙世界,而且同时也展现在人类所处的真实、丰富的有形生命世界之中。

虚旷无垠的“宇宙之灵”———“道”,“固非言象所传,文迹可记默”,然则“后之人奚闻乎”?他的回答是:“含吐万有,化育群生,本其所由,义归冥昧。

至于形域,区分性用殊品、事限观听、理穷数识者,倘或可论山之高、海之深。

夫何故?以其有容焉”[5](P648)。

因此,在认识途径和方向上,陶弘景并不沉溺于对本体之“道”的内在玄思或直觉了悟。

相反,他更提倡的是,要从对事物之细节认识中去把握“一”,从对事物之变化中去觉悟“道”。

在《真诰》卷五中,陶弘景引《道授》说:“仙道之妙,皆有方也。

能尽此道,便为九宫真人,不但登仙而已。

然道之多方,各备则可知矣。

”他注解道:“此盖能为尽一条之道,便得九宫真人。

人若各各备具,则为太极真人矣。

”[5](P647)这里的“方”,即指道教中种类繁杂的养生修仙途径与技术方法。

它们既包括行气、存神等内修方法,又指炼丹、服食等外练固形之实践技术,为道教中人在不同实践领域内对“道”的经验性认识和具体性把握。

因此,陶弘景的修道认识论,在其认识途径与目标对象定位上,明显具有对外部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指向性。

2.“穿凿异同,诠综纬绪”:分析与综合并重的理性思维方法陶弘景不仅注重感性的、经验的知识材料的积累,更重视在对之加以分析、综合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的、规律性的把握。

在《登真隐诀序》中,陶弘景提出了“真学之理”的概念。

所谓“真学之理”,即要求理性地把握各种知识材料:“预是真学之理,使了然无滞”,使“一字一句皆有事旨,或论有以入无,或据显以知隐,或推机以得宗,或引彼以明此”,而“自非闭炼经书、精涉道数者率然览之犹观海也”[5](P547)。

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陶弘景认为,欲得“通衢”之理,就“必须详究委曲,乃当晓其所以故”。

为此,人们首先要敢于“穿凿异同、评论圣文”,即对各种知识材料加以“察同异、别是非、见内外、知有无”的分析考察,搞清楚它们之间的细节性联系。

在此基础上,陶弘景进一步强调:要最后形成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常通”之理,还必须善于归纳、综合。

为此,陶弘景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知识的过程,比喻成人们用织布机“纺纱成布”:“夫经之为言,径也。

经者,常也,通也。

谓常通而无滞,亦犹布帛之有经矣。

必须诠综纬绪,仆乃成功。

若机关悚越,杼轴乖谬,安能斐然成文?”[5](P647)04由上可见,陶弘景的认识论思想中确实蕴涵着丰富的科学理性精神。

实际上,陶弘景平生所做出的许多带有总结性的科学成就,与他注重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理性思维方式存在着非常直接、密切的关系。

3.“篆象系辞,识识相因”:对语言作为科学认识之符号化工具的重视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进展,与人类对语言及其符号形式的选择、应用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有资料表明,陶弘景对语言符号之认识论功能的重视,实与他所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有关。

陶弘景认为,尽管有些简单的、直接用于生活与生产的技术,可以在具体实践中代代相传,但是对于那些关于事物本质属性的、复杂而深入的知识,则必须利用语言文字来承载之,传播之。

他说:“神农氏之王天下也,画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种以省杀生之弊,宣药疗疾以拯夭伤之命,此三道者,历众圣而滋彰。

文王孔子,篆象系辞,幽赞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群生;岐黄彭扁,振扬辅导,恩流含气。

并岁逾三千,民到于今赖之。

但轩辕以前,文字未传。

如六爻指垂画象,稼穑即事成迹。

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

不尔,何由得闻?”[5](P648)值得注意的是,为便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和使用,陶弘景对语言的运用,颇具实用性与简便性的自然科学形式特征。

比如,他在对葛洪《肘后备急方》加以补缺时,说道:“方术之书,卷帙徒烦,拯济殊寡,欲就披览,回惑多端。

抱朴此制,实为深益。

然尚缺漏,未尽其善,则更采集补缺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

……非穷居所资,若华轩鼎食,亦宜修省耳。

”[7](P2)三、“铨正伪谬,区畛物类”:科学实证与分类方法唐代李渤撰《梁茅山贞白先生传》,曾评说陶弘景:“尤长于铨正伪谬,地理历算,文不空发,成即为体。

”[6](P734)此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有资料表明,陶弘景的科学实证及分类方法思想在其科学研究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1.科学实证陶弘景经常强调:“天地间事理,乃不可限以胸臆寻之”,“可教之士,自当观其隅辙”[5](P648)。

因此,在科学研究活动中,陶弘景虽然非常注重继承前人的经验及认识成果,但是他并不盲目迷信权威,而是抱着颇为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之,体现出他高度的自然科学素养。

譬如,他对于“鲸死彗出,麟闭月蚀;铜山崩而钟铎响,蚕珥丝而商弦绝;龙吟云起,虎啸风生”等有关自然现象的解释命题,就似乎颇存疑虑。

他认为,这类命题的提出,乃是因人们对之“性理冥蒙,佥谓之感”之故。

因此,陶弘景“商榷其微”,一反传统的直觉感应论的解释方式,认为它们实际上“非感非应”[3](P499)。

可以肯定,此一结论的得出,乃与他力求以观察事实为依据的科学认识方法直接有关。

他为甄别、诠正各种药物习性,“安诸名山,无不采历,身本轻捷,登陟无艰。

每遇崩崖断壁,但褰捣跣越;或逢幽岩深涧,便吟啸盥涤,盘桓坐卧,采掘花药”[3](P592)。

陶弘景对待科学实验,更是严肃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