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1-09-03作者简介:李彩晶(1964-),男,湖南永州人,惠州学院经贸学院讲师。

先秦礼法之争的现代思考李彩晶(惠州学院经贸学院　广东　惠州　516007)【摘　要】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是中外政治学史、法学史和伦理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研讨课题。

在古代中国,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更是为一代又一代圣哲们思考和关注。

而先秦礼法之争内容之广泛,理论之深刻,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与伦比。

通过两家争论的焦点———礼法关系,在现代社会的辩证思考,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一点伦理方面的参照。

【关键词】　道德;法制;儒家;法家;礼法之争;辩证思考;法伦理学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34(2002)02-0044-07 春秋战国时期曾有过“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

而在礼法之争方面,参与论争的不仅有儒家和法家,而且还有墨家和道家。

但真正自成体系,参与并酿成礼法之争的,则只有儒法两家。

两家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的人性论出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礼法(德刑)论”:儒家以为,人性无论善恶皆可教化,故重视道德的作用和功能,主“礼治”,重“德教”,讲“贤人政治”,具有“道德决定论”倾向;这个命题受到了法家的挑战,法家认为人性自私自为,道德教化无益于止恶,故力斥道德而重法律,主张用法律的利刃来治国,借“刑杀”来去恶,具有“非道德主义”的倾向。

两家的“礼法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但都是片面的。

就其争论的焦点或者说分歧在于形式和手段,是用礼,还是用法?其实质是两家为君主治国出谋划策的辩论,即为建立在宗法血缘上的那种等级制统治方式如何适应宗法政治破裂后形成的新型国家的政治需要的大辩论。

本文力图从伦理学的角度,在古代社会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先秦时代的大变革中,对先秦礼法之争进行历史的、逻辑的考察,并根据时代与社会的需要,挖掘蕴藏其中的闪烁着光辉的真理颗粒。

通古今之变,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与理性的参照。

一、先秦礼法之争的主要内容及实质 先秦礼法之争可以概括为儒家的“礼治主义”和法家的“法治主义”的对立,它发端于春秋时代,鼎盛于战国中后期,经过不同时代,各个代表人物的增删损益,内容日显丰富,体系日臻完善,构成了各自的礼法关系论。

就儒家而言,孔子开创“礼治———德教———人治”三位一体的礼治主义理论体系。

就法家而言,管仲、慎到、申不害等倡“法治”,是为“法治主义”传统渊薮,商君继其后,至韩非集其大成,其理论体系为“法治———刑杀———律治”三位一体的法治44第22卷第2期2002年4月 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 IZHOU UN IV ERSIT Y Vol 1221No 12Apr 12002主义。

两家在先秦的社会大舞台上展开交锋,历时几百载,其中的唇枪舌战、刀光剑影自不必说,单说他们争论的主要内容或者说焦点———礼法关系、德刑关系两个问题。

(一)在礼法关系上,谁本谁末?这是礼法之争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正因为儒法两家一重礼,一重法,所以在礼法之争中走了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道路。

儒家认为礼、法皆为治国手段,但二者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

在儒家看来,礼是以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足使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完成儒家伦常理想,自足以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而臻于治平。

孔子关于社会的理论认为: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正名。

当问他在治理国家之先做什么?他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

又有个国君问他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意为,每一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

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

负有这些名的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52页)。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人之所以与动物有别之处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以一定的道德原则来维系的。

孟子还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用现代语来说:孟子是主张民主政治,也就是王道。

反之,就是不民主的霸道。

荀子在论证人们一定要有社会组织时说,人们为了有社会组织,就需要行为的规则,这就是“礼”。

并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儒家在治国安邦的观点上认为:统治阶级以礼治国,以德教民,礼是本,法是末。

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派———法家,虽不否定道德仁义的存在,但他们认为道德于治国无足轻重,甚至有害。

商鞅就把儒家所鼓吹的“仁义”、“孝悌”、“修善”、“诚信”以至“诗书”、“礼乐”等,斥之为“六虱”(《商君书・靳令》)即比作害人虫。

韩非也猛烈抨击儒家,认为“举先王言仁义”的人越多,“为政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主张“不务德而务法”,大有与儒家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之势。

法家的兴趣不在礼义,所注重的是法律,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由此可见法家在礼法关系上的思想是:“法本礼末”。

(二)在德刑关系上,谁主谁辅?儒法两家各执一端,儒家重德教,法家重刑杀,儒法两家的德刑观有三个层次:第一、德教乃为政之本。

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论语・为政》)。

指出道德教化是为政治国的根本。

又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决不是政刑所能办到。

法家一味宣扬“严刑重罚之可治国”,他们的“以法治国”其实就是“以刑治国”,是以教君主对臣民“刑九赏一”,“重刑轻罚”施酷刑,而达到以刑去刑。

第二、德教治本,刑罚治末。

儒家:孟子或荀子尽管持有不同的人性论,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都认为可以用道德教化的力量使人改恶从善,使人心善,知耻而无邪之心。

一切善行都是教化所致,刑杀断无强人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人为恶,以威吓的力量使人不敢为恶,至多只能达到“民免而无耻”的程度。

因此:德教治本,刑罚治标,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

法家的观点,则恰恰相反。

认为,人性自私自为,且不可54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2期改变。

因此,君主治国之本就在于利用人的自为心,实行赏罚两手使民驯服。

第三、德主刑辅:孟子论“仁政”,强调“明人伦”、“教以人伦”,同时又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虽然孟子也提出了要把教与诛,礼与刑相结合的思想,但其基本点立足于道德教化,强调以德为本。

孔、孟、荀的这些主张,汉儒总结为“德主刑辅”、“大其德而小其刑”、“先德后刑”,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长期标榜的治理原则和法制模式。

法家在德刑关系上与此相反,法家重刑杀而轻德教,一味宣扬“严刑惩罚之可治国”。

他们的“以法治国”其实是“以刑治国”,是以教君主对臣民“刑九赏一”、“重刑轻罚”用残忍手段达到以刑去刑。

商鞅以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故主张行刑重轻。

他说:“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

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

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商君书・去强》)。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君的“法”,三者都是不可能少的。

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

天则不非,鬼则不困。

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韩非子・八经》)。

韩非写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

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为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

在“实”和“名”的落实时,韩非认为“循名而责实”,他说:“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

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韩非子・二柄》)。

因此君主赏罚严明,不称职的人就再也不敢担任职了,即使送给他也不敢要。

这样,一切不称职的人就都淘汰了,只剩下称职的人担任官府职务了。

法家的治国之道说来很简单(愚人也能掌握),就是赏、罚,韩非叫做君主的“二柄”,也就是“无为无不为”了。

因此法家的治国方略是采取刑罚———暴力,且将暴力的作用推向了极端,并由此对儒家所主张的“仁义”、“德教”等进行猛烈地抨击,而公然提倡“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从而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

二、先秦礼法之争的得失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巨变中,在其中兴起的百家争鸣中,儒法两家从各自特定的角度,以特殊的方式,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礼法关系论,并力图为那个处于转折关头的时代与社会服务,但因为其所建基的土壤的深浅不同,满足于统治阶级需要的程度不同,因而各自的理论得失与历史命运迥然不同。

儒法两家的理论得失:(1)儒家的贡献是弘扬了道德和道德的社会作用。

儒家面对当时各种力量斗争的局面,它以积极入世的精神,救民拯民的胸怀,力图通过道德来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这种思想对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减轻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具有积极意义。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缺陷在于:过分地夸大了道德的政治功能,具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把道德的社会作用推向了极端,主张把道德作为最根本、最主要的治世工具而广泛地施行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这就不能不说是儒家的可悲之处了。

(二)法家的贡献:第一、现实精神。

作为精明强悍的政治家,力图用自己的理论模塑现实,并且确乎看到了现实的某些侧面,透视到剥削阶级心灵深处的一面,看到了法律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这些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看到了法的重要作用。

在先秦诸子中,法家独树一帜,高扬法律的旗帜,而64第22卷 李彩晶　先秦礼法之争的现代思考使法律一度成为秦国为政治国的指导思想,帮助秦国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第三、法家思想中最使人感到痛快的莫过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可谓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雏形。

这在当时和后世都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法家的“法治主义”致命错误在于片面地夸大法律的作用而忽略了道德的社会作用。

在礼法关系上和儒家一样犯了极端主义错误,没有摆正法律的位置,用刑罚惩办主义来止恶去恶,而摒弃其他任何有益手段,认为仁义道德甚至对人主治国有害无益,这样它就走向了“非道德主义”极端了,它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