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一、问题的提出 (2)二、委托人地位存在的价值 (2)三、委托人地位转让的现实需求 (3)四、委托人地位转让的适用空间及意义 (4)五、受托人的同意权 (5)六、委托人地位的转让与其他受益人权益保护制度的关系 (6)结语 (7)参考文献 (9)私益信托委托人地位的转让性问题研究内容摘要：大陆法系信托法通常赋予或允许私益信托委托人保留较多权利，以利于鼓励信托的设立和维护信托目的的实现，但是委托人可能无法或者并不珍视其法定或约定的诸多权利而使得委托人地位虚化，从而失去了该制度安排的价值。
因此，确认委托人地位的可转让性就显得很有意义，将委托人权利转移给能够和愿意积极行使的人，符合委托人地位设立的初衷。
如果暂时尚无其他可行方案能够取代委托人地位的转让具有的优势，那么承认委托人地位转让的有效性就无可厚非了。
关键词：委托人地位转让性保护受益人监督受托人同意权一、问题的提出“委托人的法律地位是指信托设立后，委托人基于信托关系生效所享有的权利、所负有的义务和所承担的责任。
”①由于除遗嘱信托外委托人负有的将信托财产有效转移于受托人的义务是信托生效的必要条件，因此，信托生效后，原则上委托人不再承担任何法定义务和责任。
②可见，委托人的地位主要涉及委托人依法享有或者通过信托文件保留的权利以及信托文件中约定的义务。
在大陆法系国家，委托人的法定权利与受益人的权利具有相当多的重叠，不可避免地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
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引发了学界关于委托人法律地位的转让性问题的大讨论。
委托人地位的转让主要体现在委托人法定和约定权利的转让方面。
对于委托人法律地位的转让性问题，有学者从信托的特殊性出发，认为依照民法法理，委托人地位不能转让，而依信托法理，应当允许变更委托人地位。
这主要发生在受益权人因转让、继承或者清偿债务而全部由他人享有的场合下。
③有学者从委托人权利的角度，提出委托人权利中有财产价值的部分可以与人身相脱离而可以发生转让；另一部分人身专属权利，是不能转让的。
④有学者从信托的类型出发，指明除法律明文规定委托人的地位可转让的情形外，对于自益信托应当认定为委托人的地位在受益权转让的同时一并转让；对于他益信托，委托人的地位并无经济价值而应当认为是不能转让的。
⑤还有学者认为委托人地位转让的方案因其不彻底性不足以解决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冲突反而可能使矛盾复杂化，主张以消灭委托人地位来彻底消除以转让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弊端。
⑥二、委托人地位存在的价值大陆法系信托法普遍比较重视委托人的地位，主要有社会文化因素、经济因①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页。
②参见周小明：《信托制度：法理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
特别地，委托人负有信托财产的瑕疵担保责任等。
③同上，第319-321页。
④参见徐猛洲主编：《信托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⑤参见【日】能见善久著，赵廉慧译：《现代信托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素以及保护受益人利益三点考虑①。
从委托人在信托中发挥的作用来看，首先，委托人作为信托的设立者，扮演信托“发起人”的重要角色，即有权主张信托行为无效或者撤销信托行为，且享有法定或约定的信托解除权；其次，作为信托财产的捐出者，在信托无效或被撤销时，信托财产须归还于委托人，另外在部分受益人放弃受益权以及信托终止时，委托人充当信托财产次级归属权利人，皆基于委托人为信托财产捐出者之故；最后，作为信托目的的制定和维护者，享有知情权、信托财产管理方法调整要求权、信托财产损害救济权等多项监督权，都是出于委托人希望实现其设立信托的目的之初衷。
②我国《信托法》之所以赋予委托人相当多的权利是基于鼓励信托，消除委托人一旦以自有财产设立信托即失去相关权利的恐惧感的考量，符合东方文化传统和习惯，利于社会公众接受。
因此，对于信托业并不发达尤其是我国这样正处于信托业务发展阶段、信托制度建立初期的国家，完全消灭委托人的地位似乎不太切实可行。
三、委托人地位转让的现实需求合同法中委托合同的受托人为委托人处理事务，利益主体是委托人，委托人享有指示、监督等权利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这些权利显然不具有可转让性。
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行事，利益主体是受益人，委托人享有的甚至多于受益人的各种身份权是对受益人利益的维护。
委托人是否能够积极地维护受益人的利益而使这些权利不至于形同虚设或者委托人会不会滥用这些权利而为与受益人的真正利益相左的行为，这是信托相关法律、法规允许委托人诸多权利存在尤其是赋予其法定权利时需要谨慎斟酌的问题。
随着淡化委托人权利的观念不断深入，不少国家信托法③改弦易辙，开始限缩委托人的法定权利，并有尽量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增强信托法的弹性④之意。
在商事实践诸如资产证券化、贷款信托中存在大量受益权买卖行为，委托人并不留恋法律赋予的委托人地位，不希望陷于其设立的信托关系网中，特别是交易频繁、数额巨大时，委托人根本不想过多纠缠于信托关系中也无心行使因处于委托人地位所能够享有的各种权利。
而受益人在取得受益权后能够自行监督受托人的行为以维护和实现信托利益，并不希望委托人享有并行使监管权。
委托人想要摆脱信托关系，受托人不想要“另一只手”干预自身利益，都有实现委托人地位转让的强烈意愿，二人一拍即合便自愿达成协议。
例如，在以资产流动化为目的计划买卖受益权的信托实务中，一般都要在其合同书中明文规定受益权转移的同时，委托人的地位亦转移给受益权的受让人。
⑤对于委托人地位转让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矛盾中，还可能发生在原委托人与新委托人之间。
委托公司发生合并、分立等事由时往往涉及①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129页。
②参见【日】三菱日联信托银行编著，张军建译：《信托法务与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60-61页。
③例如，2006年《日本信托法》第145条。
④参见周勤：“日本《信托法》的两次价值选择——以意定信托委托人的权利为中心”，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⑤参见【日】三菱日联信托银行编著，张军建译：《信托法务与实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新公司与原公司权利与义务的承继，尤其是委托公司保留较多约定的权利时，不承认委托人法律地位的转让就无法实现委托人保留权利的初衷，不利于信托功能的发挥，可能对受益人的信托利益造成不良影响。
四、委托人地位转让的适用空间及意义那么对于委托人诸多法定或约定的权利是否可以通过转让的方式脱离委托人而由受益人或第三人享有呢？首先，委托人的法律地位可以依法转移给受益人。
我国《信托法》第49条规定受益人行使知情权、信托财产管理方法调整的要求权、信托财产损害救济权和受托人的解任权，与委托人意见不一致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这样通过公权力平衡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的方式显然没有委托人地位转让给受益人的方案便利、经济和高效、彻底。
设立信托属于私法活动，侧重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更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矛盾的化解和利益的平衡从而实现私法的价值。
另外，根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权利行使争议仅限上述4种，对于非法强制执行信托财产的异议权和受托人辞任同意权等并无规定，委托人与受益人对此发生意见分歧时无法得到明确的解决方法，不如允许委托人与受益人协商转让委托人地位。
如果受益人自信自己能够对自身信托利益负责并与委托人达成一致，法律没有理由强加保护、徒增矛盾。
对于自益信托，委托人与受益人本就同归一人，如果因受益权的转让而使委托人与受益人权利分离，那么就应当允许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回复到同归一人的状态。
这只是将委托人与受益人绑定为一体的主体变更为另一人，其他主体、内容并不发生变化，不影响信托功能的发挥。
对于委托人只是受益人之一或者以他人为受益人的他益信托，委托人设立信托就是为了他人即受益人的利益，委托人享有的对受托人的各种权利实际上是委托人对受益人的一种责任负担，委托人与受益人的意志是一致的，也就无委托人地位转让之必要。
况且，在受益人取得受益权之时，委托人及其享有的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已经存在并为受益人知晓和接受，受益人已然认同了委托人的法律地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应当否定委托人地位的转让，从而阻断他益信托转变为自益信托的通路。
原受益人或者受益权转让后的新受益人如果有意愿获得委托人的法律地位，以免与其发生监督权方面的意见分歧，并与委托人达成合意，也应认定这种委托人法律地位的转让是合法有效的。
委托人地位的转让可以专门的《转让协议》或者受益权转让协议中某个条款的形式表彰。
在贷款信托等特定情况下，将委托人地位与受益凭证作一体化处理，受益凭证受让人能够直接取得委托人的权利义务。
①其次，委托人的法律地位可以依法转移给第三人。
根据日本2006年《信托法》第146条的规定，在得到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同意，并依信托行为中约定的方法，委托人的地位可以转移给第三人。
委托人从信托关系中剥离出去，受益人需要有能力的第三人承担委托人的监督任务，为了信托不因原委托人的离开而受影响，委托人的地位可以转让给第三人。
其后，委托人的权利归属于第三人，由第三人行使对受托人的监督权。
这里有四点需要指出：其一，该种委托人出、第三人进的信托关系通常只会发生在他益信托中；其二，原委托人将从信托关系中完全抽离出来，由第三人完全取代原委托人地位；其三，委托人地位的转让需要经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同意；其四，该转让须以信托行为中约定的方法，可以参照受益权转让的方法，以《转让协议》的形式表彰。
因此，鉴于委托人地位的特殊性，委托人的法律地位依信托行为中约定的形式转让给受益人或者其他除受托人以外具有法定或者信托文件中约定的委托人资格的第三人，存在法理上和实务上的适用空间和价值。
五、受托人的同意权在赞同委托人地位的可转让性的前提下，受托人的同意权是转让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认为，委托人非经受托人同意，不得将信托契约所生权利义务概括让与他人①。
该观点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建立的高度信赖关系，既然受托人辞任须经委托人的同意，那么委托人想脱离信托关系而将委托人地位转让给第三人也须经受托人的许可。
委托人虽然不享有信托利益，但委托人享有对受托人的监督权，解任权，在自益信托中，委托人还享有信托任意解除权，这些都将对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甚至受托人的存在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如果不给予受托人对于委托人地位转让的同意权，似乎将受托人这一最重要的信托当事人地位贬低到了辅助人甚至可有可无的地步，受托人因缺少话语权而在控制、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过程中束手束脚，不利于信托事务的开展和信托目的的实现，这显然背离了信托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