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专题（2）作业1——4作业1论题：浅析窦娥的节烈和孝道摘要：《窦娥冤》是元剧大家关汉卿的杰出作品之一。
它描写的是下层妇女窦娥的悲惨一生。
剧中的女主角窦娥更以其悲惨的命运和独特的性格成为中国文学舞台上的“不朽”形象，本文就窦娥的性格进行分析，以期对窦娥这一形象有进一步的理解。
关键词：孝顺、贞节、反抗、忍耐与顺从《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中最出色的作品，向来被人称颂为“揭露社会的不公平”“热情地歌颂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有力地掊击了封建社会黑暗的政治”的典范之作。
剧中的窦娥是一个乖巧、善良、纯真的女性，她集中国传统女性的特性与强烈的反抗意识于一身，细析之是颇有意味的。
（一）窦娥是孝顺的典范也是“孝”的牺牲品窦娥年纪尚轻便遭受了丧母、离父、丧偶等等接踵而来的沉痛打击，然而她一心想的却是怎样“尽孝”，“我将这婆待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当蔡婆婆被张驴儿父子威逼要与婆媳两人同时结婚而向窦娥哭诉时，窦娥的一番“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
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把人笑破口。
”的冷嘲热讽，也是从为蔡婆婆着想的角度出发，更是从“孝”出发，希望蔡婆婆不要因一时的糊涂而毁了自己。
“我替你到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
”她劝阻婆婆再嫁时，是出于对蔡婆婆的关心，也是出于孝的立场。
在昏官的严刑拷打之下，窦娥并没屈服，然而，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马上愿意“招供”：“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
”她宁愿自己死也要保护婆婆，表现她性格中“至孝”的一面。
在压往刑场的路上她还是处处为婆婆着想，为了不让婆婆见到她而伤心，她请求绕道而走。
即使在冤案得以平反后，她想的还是年迈且无依无靠的婆婆：“爹爹，俺婆婆年纪高，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
”她这种孝顺的品格令人动容，难怪连其父也感慨道：“好孝顺的儿也”。
孝顺是中国的传统美德，然而盲目的孝顺也是人生的一种悲哀。
作为封建道德观念重要内容的“孝”，剥夺了妇女同男人平等的权利。
在不孝为之“十恶不赦”的封建社会，饱受孝妇观念禁锢和毒害的窦娥难免成为“孝”的礼教的牺牲品。
执着的她即使化为鬼魂也没有从封建式的“孝”的麻药中清醒过来。
从窦娥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封建的礼教从肉体到灵魂的对人的毒害。
（二）窦娥身上具备执着的“贞节”观与无力的反抗精神窦娥身上套着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愚昧枷锁，从小接受的封建道德教育使窦娥形成了以“守节”为荣以“失节”为耻的封建伦理观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在张驴儿父子的苦苦相逼之下，在危及自己的“贞节”的危机之下，窦娥开始反抗。
面对张驴儿的戏弄和逼婚，她严肃拒绝，发怒地将他推倒在地。
当张驴儿诬陷她害死他父亲且以此威逼要她答应做他老婆时，窦娥毫不示弱：“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来。
”，她宁愿见官也不“私休”，为的都是要守护自己的“贞节”。
在公堂上即使被打得“肉都飞，血淋漓”、死去活来，还是坚决回答：“委实不是小妇人下毒药来。
” 当她被屈打成招时更发出了“我做了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二折[黄钟尾]）的强烈申冤复仇的愿望。
然而，窦娥的反抗是无力的，因为她看不到造成她自身悲剧的“罪魁祸首”——封建伦理道德，而把矛头指向天地与前世今生的宿命。
在[滚绣球]中她控诉天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伸撑着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怎可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淋淋。
”在她认为：主宰一切的“天地”也是不分好歹的。
无处诉说的怨情也只好通过三桩誓愿来昭示。
可悲的是窦娥的反抗丝毫无损统治者的奢侈与昏庸，三桩誓愿中的后两桩——六月飞霜和楚州抗旱三年，受害的也只是和窦娥处在同一低微地位的广大百姓。
（三）忍耐与顺从构成窦娥性格悲剧的又一面窦娥的性格也具有矛盾的一面，她虽然作过无力的反抗，但她性格中更多的是忍耐与顺从。
面对自己的种种不幸，她认为自己是命该如此：“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
”对不幸她是抱着忍耐再忍耐、逆来顺受的态度的，她不但在吃人的封建礼教中毫无觉醒，反而以始终格守“贞节”与“孝妇”自诩。
以“前世注定”与“命运安排”不断慰籍自己的心灵。
于是，不为今世为来世成为她忍耐与顺从的原动力，也是由于这种忍耐与顺从将她慢慢推向死亡。
窦娥形象中这一性格的软弱一面不能不令后人深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窦娥的性格是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作为一个人物形象，无不使读者读后有所深思。
作业2论题：如何看待青春版《牡丹亭》热的现象？２００５年，戏曲界一个热点事件是白先勇先生策划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在高校巡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不是可以说昆曲的热潮已经来临，昆曲已走向大众，可以和流行音乐抗衡？有些人这样乐观估计，我想，我们还是要报以低调的冷静。
不可否认，青春版《牡丹亭》对于昆曲这“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的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当我看到许多文科或者理科的学生们涌向舞台，像对待流行影视明星和流行歌手一样崇拜青春版《牡丹亭》和它的演出人员时，我有些担心，演出如果过分热烈，不见得就是好事。
在“热”的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些非昆曲的因素在起作用。
自然，这个版本唱词优美，画面精致，服装雅致，色彩清丽，布景宜人，确实洋溢“姹紫嫣红”的青春气息。
但是这次昆曲演出成功主要还是青春气息（演员年轻俊美）、白先勇先生和让人激动的爱情母题。
白先生是《牡丹亭》策划人和制作人，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汪世瑜担任导演，但是人们印象最深的是白先勇先生。
所有的宣传和命名中都这样写到：“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青春、牡丹亭是三个关键词。
白先勇先生是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在高校有广大的受众，白先勇先生写过《游园惊梦》，是大家熟悉的。
这个因素是吸引大家来观赏《牡丹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牡丹亭》的爱情故事又是著名的经典爱情，而“青春”、“爱情”这些激动人心的口号，既是形式策略也是宣传策略，大大推动了青春版《牡丹亭》演出的成功。
在青春版《牡丹亭》在南京宣传和演出期间，恰逢东南大学举行“中国文化节”及“昆曲传播月”系列活动，江苏省昆剧院在东南大学演出精华版《牡丹亭》，票价价位比青春版《牡丹亭》的低很多，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石小梅等主演，比青春版《牡丹亭》两位年轻的演员演出本色，在演出后举行的“戏曲名家昆曲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称赞石小梅演艺“炉火纯青”，他们认为江苏省昆剧院的演出“很成功”，“是一次…破天荒‟的演出”。
但是年轻的同学们更被“青春”和白先勇所吸引了，出现争相购买甚至买不到票观看青春版《牡丹亭》的局面，相比之下，江苏省昆剧院在东南大学演出的精华版《牡丹亭》没有那样热烈。
这一现象也正说明了白版《牡丹亭》处于一种流行和时尚的位置，在短期时尚的背后，我们还要保持冷静的心态。
一方面，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分裂对峙的，如果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时尚、年轻、流行和古典、经典是可以很好地结合的，经典文艺面对时代变迁要主动参与，调整视角，青春版《牡丹亭》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另一方面，流行和时尚是一个较好的入口，但是并不意味着古典艺术的青春就立刻来临，白先勇说青春版《牡丹亭》“这部戏曲调动现代手段，但不会丝毫干扰古代意涵”。
然而，在结合传统和现代中如何让昆曲保持“原汁原味”的高雅趣味也是创新中的难题。
无论如何，通过这次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演出，激发许多年轻人对昆曲的兴趣，但是真正的推广还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可能还要在相应的院系开设昆曲课，办昆曲爱好者协会，培养一群有着真正鉴赏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昆曲“票友”，这样才能让昆曲真的走向繁荣。
否则，一些理科生在看青春版《牡丹亭》时，不看华美细腻的唱词，而都选择观看简化了的，失去古典韵味的英文翻译，那么青春版《牡丹亭》带给他们的仅仅是进行一次视觉享受，仅获得“视觉快感”，而没有深入到“视觉美感”的体验，他们也未必真的能领略那旖旎多姿的昆曲的菁华。
作业3论题：《水浒传》的女性观。
《水浒传》所写人物有七八百，其中女性不到九十人，从数量比例来看是较小的；然而作品却通过对这些女性的描写，反映了特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作品思想内容，映衬了女性形象的思想性格，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但该书有关女性的描写及从中表现出来的妇女观，却显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意识。
中国封建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漫长的社会。
“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的理学教条取得了有如欧洲中世纪神学的地位，封建社会的政教风俗，完全按照礼教的原则来处理。
在汉代，儒家思想一统天下，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三纲”论，班固提倡“阳唱阴和，男行女随”，班昭也以妇女卑弱为基础，拟出了一套妇女立身行事的准则。
再加上朝廷和社会的种种不公礼法的束缚，妇女的地位逐渐低落。
宋代，尤其南宋以后，理学家再度肯定并丰富了上述理论，朝廷重视表彰节烈，社会对妇女贞节的要求也渐趋严格。
因而，宋元妇女虽然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发展出现了某些新情况，但其地位却并未得到提高。
受此影响，古代文学中涉及女性的作品，多是写她们相夫教子、贞节孝道或遭始乱终弃、愚弄打骂，或被塑造成“祸水”。
而形象较为光彩的木兰、红佛等却如凤毛麟角，并不多见。
封建社会的妇女观一直有着“从一而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认识，这一点首先从“妇女改嫁”的问题上体现出来，封建理学认为妇女改嫁就是失节、失贞。
然而，《水浒传》关于改嫁问题却是比较开明的，并不赞成那种残酷地摧残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守节行为。
这从“一丈青”扈三娘身上得到集中体现。
如果从封建礼教的观点来看，一丈青简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梁山好汉杀了她的父亲和哥哥，而她却认宋江的父亲为义父，这已经是不孝了；而后再宋江的撮合下同王英结合，她应该“不从”才能表现她的节烈，因为她父母已经把她许配给了祝家；祝彪死了，她就应该为之守节，这才是“天理”所容许的，否则便要背上“不贞”的罪名。
但是，《水浒传》却完全不是这么认为的，宋江成全一丈青的婚事，不是违背封建理学的罪人，而是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功臣。
对这一对英雄夫妻的结合，作者是热情歌颂和赞美的，“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英配为夫妇，众人都称宋公明仁慈”，明显地流露出作者对此事的态度是肯定而不是否定。
这种重视人的天性，同情和容许妇女改嫁的观点，较之“灭人欲”的封建理学是一大进步，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所产生的新的思想意识。
《水浒传》不仅反对这种片面的贞操观，而且对于男女之间的结合也有自己崭新的看法，流露出妇女婚姻自由的观点，对那些不按妇女或其父母意愿强迫促成的婚姻加以否定，对受害妇女予以同情、“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