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里不为人知的秘密
2003年8月，美国入侵伊拉克6个月及随后发生的血腥暴动4个月后，空军中校史蒂夫?克兰曼作为特别工作组成员进入该国，进驻巴格达国际机场。

他从事情报工作已近20年，1989年入侵巴拿马和“沙漠风暴军事行动”期间，他审讯过高级别的战犯。

但在巴格达机场，他目睹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做法。

在一间木墙结构的审讯室里，他看见一名被羁押人员每回答一个问题就被掌掴一次。

在另一间审讯室外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睡一小时、醒仨小时、跪半小时、蹲半小时、站一小时、跪半小时”。

这句话下面写着“反复进行”。

“这种审讯方式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关塔那摩都很常见，”克兰曼说，“有时我不得不命令他们停止。

因为这根本无益于审讯。

他们还认为我在袒护恐怖分子。

”克兰曼并不认为自己软弱，他只是凭经验行事。

某日下午，一组突击队员带来一名近40岁的男子，他被怀疑向暴乱分子出售武器。

该男子已被关押3天，经受了各种严酷审讯，但仍不就范。

“他有一双深邃具有穿透力的黑眼睛，那种眼神很令人不安。

”克
兰曼说。

他决定接手审讯。

就这样，两个男人坐在折叠椅上，谈了3个小时。

这个军火贩有两个女儿，在这个暴力的城市里长大，他担心她们的安全。

克兰曼佯装自己也有两个女儿，也表现出他对她们的忧虑。

看到男子放松后，克兰曼问他，如果暴徒用他卖给他们的武器袭击美国士兵，却意外打死一名伊拉克儿童怎么办？克兰曼想知道男子是否会为此自责，是否会像他作为父亲那样惶惶不安。

男子盯着克兰曼许久。

然后，令他诧异的是，那名男子把头低下，用双手抱住。

更出乎克兰曼意料的是，男子说出了自己枪械库的地点，以及他的竞争对手枪械库的位置。

甚至交代出，他的邻居曾为两名阿拉伯复兴党的前党魁开过车，这一点克兰曼都不曾问及。

即使在情报界，某些最有价值的信息仍来自面对面的交谈。

对于警察来说，成功的审讯决定了一桩案子是最终了结还是悬而未决。

但如今警官惯用的一些审问技术，并未得到科学的验证。

多数情况下，他们仍然依靠直觉、经验以及前辈传授的方法。

而行为科学是一门尚未被业界有效认知的科学。

前海军犯罪调查特工马克?法伦表示：大多数警官可以告诉你一颗子弹每秒能飞多远，但他们对行为科学仍然知之甚少。

审讯失败可能导致悲剧性结果。

在美国，得益于DNA
证据而沉冤得雪的325个人里，有超过1/4曾被屈打成招，他们在遭受暴力的，常常是难以启齿的虐待后认罪。

位于芝加哥的约翰?E?里德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审讯培训机构，每年有数以千计的警官、情报特工和私家侦探在这里学习。

其传授的方法包括公司创始人的个人经验，审讯后与嫌犯闲谈，以及一些固有的常识。

这些手段确实能使嫌犯招供。

但鲁萨诺发现，这些供认并不可靠。

她说，当使用“最小化”和“最大化”，“有愧疚感的人可能认罪，而清白的人也可能认罪。

”“最小化”的方法虽然使供认者的数量翻了一番，但也使原本没有作弊却错误招供的人数增加了两倍。

那些错误供认的视频让人看了目瞪口呆。

有些人愤怒，有些人顺从。

实验证明，即使是一般的威吓，都可能使无辜的人委屈招供，水刑等酷刑的威慑力自不必言。

如果审讯时避免威吓嫌犯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研究者发现，在实际审问中建立良好关系有助于嫌犯招供。

利物浦大学心理学家劳伦斯?阿里森参与了181宗审讯，都是英国警方审问伊斯兰和右翼恐怖分子，他用不同的编码来区分对他们使用的不同的审讯手段。

他发现，以信息获取来说，最有效的审讯是让审讯者像治疗师一样与嫌犯交谈。

研究者甚至开始采取非访谈的方式进行审讯。

2012年，玛丽亚?哈特维格开始考察环境在调查访谈中所起的作用。

纽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的教授哈特维格的办公室里摆着一个“匹诺曹”玩偶。

其研究基础是一种名叫“物化认知”的理论：由于我们的大脑首先支配身体进行活动，然后才有能力进行高层次的思考，身体和大脑仍以自然、无意识的方式相互影响着……有研究发现，身体温暖会使人对他人更加慷慨，而受到社会排斥的人感受到的室温会比实际温度低，进而可能影响审讯结果。

哈特维格认为，如果“物化认知”的理论是正确的，那种典型的审讯室――幽闭恐怖、处处上锁、简陋肮脏――恰恰导致被审讯者提供错误的信息。

在另一项实验中，她围绕开放的主题，重新设计了审讯空间：敞开的窗户，桌上摊开的书，墙上挂着一幅“天空下辽阔水域”的画。

她发现，研究对象在重新设计的审讯室里，提供了更多细节。

费城警署已对此表示出了兴趣，哈特维格和她的同事正试图搞清他们将如何改造审讯室，以进一步提高审讯效率。

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