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
“发展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3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人在一句句响亮的口号的鼓舞下靠着勤劳的双手和富饶的土地建设起自己的国家。
30年的改革成果我们有目共睹，30年的经济腾飞我们无比自豪，30年的伟大成就我们欢欣鼓舞。
可是，30年过后，富饶的土地变成了贫瘠的沙漠，清澈的河流变成了浑浊的泥浆，蔚蓝的天空变成了灰白的背景……
环顾全球，如今的发达国家在发展的初期，同样肆意地破坏着自己的环境，用高污染的代价换取经济的高增长，直到后来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木糠油事件”等一系列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以后，才开始整治曾经被污染的环境。
回首30年，我们也似乎正在重复着发达国家们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
面对这一切，我们不禁疑问，不禁彷徨。
难道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保护竞如此格格不入？难道环境的破坏是经济成长的必然代价？难道我们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就不能同时实现？
最近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这样一篇文章：《保住一江清水，换来贫穷落后？》。
其中的主角就是浙江省开化县，该县地处钱塘江的源头，而钱塘江却是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乃至省会杭州的社会用水的主要来源。
正因如此，开化的环境问题关系到钱塘江的水质，更关系到整个浙江的社会安全与稳定。
因此，2000年，时任浙江省长亲自到开化并提出环境要求：“你们的责任就是要为下游人民送出一江清水。
”由此开始了开化县的污染企业关闭潮。
第一个被省长光顾的开化县造纸厂，成了第一个被开刀的牺牲品，上百名职工，一夜成了失业者。
一度承担了开化县主要供电任务的华埠镇火力发电厂是第二个被牺牲的对象。
因为无法解决污水排放问题，2000年12月，被彻底关停，二百多人因之下岗。
一直作为开化县工业支柱的华埠镇，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
几个县里最重要的大型工厂都遭到了关闭，造纸厂、化肥厂、药厂、发电厂……无一幸免。
此前这些企业每年都能贡献上千万元的利税。
曾经的池淮镇，占去全县的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治理过后，这个原本的财政强镇书记，不得不沦落到向时任的县长借来20万元钱，以便周转。
最终的数据显示，企业关闭潮，全县直接经济损失18.4亿元，每年减少利税3.67亿元，而2008年这个县城的财政总收入才4.9亿元。
“对于欠发达山区县而言，可谓是壮士断腕。
”
而今，10年过去了，开化县以超过80%的森林覆盖率，大气水体质量、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率均名列全国前列……这个浙西小城在生态版图上的分量，一天天地加重。
但“经济与生态”的天平，却从未真正平衡过，在生态荣誉背后，却是它从浙江经济版图上的加速退出。
从原隶属的金华地区经济实力的第二名，一直跌到2001年开始，进入浙江省25个欠发达县市行列。
现在，它的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甚至排名所隶属的衢州市倒数第一。
今天，开化县的官员们忍不住抱怨“钱江源”这个头衔，他越来越像一道紧箍咒，“我们为下游送出了一江清水，换来的却是贫穷与落后。
谁该为我们的牺牲埋单?”
开化的例子似乎再次印证了那个“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定律”：保护环境就无法发展经济。
那么“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到底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还是并不矛盾且可同时实现的现实目标？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找出工业革命至今的历史中，环境与经济总是以一对矛盾体共同出现的原因。
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部分历史进程中，机器的每一次轰鸣都在加快着各个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脚步，也在不同程度上加重这个国家环境的负担。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工业化刚刚到来的时代里，在资本实力与工业基础都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快速的经济发展所依靠的只能是对资源的大力开发，对自然环境的无尽索求。
加之发展初期的技术相对落后，污水、废气未经处理的
大量排放和对少数能源的大量需求与无节制开采必然导致了环境的进一步被破坏直至不堪重负。
由此看来，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似乎产生了一种必然的联系。
其实不然，这看似必然的结果恰恰是由于曾经的技术条件落后，资金的缺乏和粗放式发展模式的不合理所导致的。
而这些，我们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或完全有能力改变。
因此，要让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要改变粗犷式发展模式，减少污水废气的排放，摆脱对少数能源的过分依赖，大力开发清洁能源。
这不仅是着眼于当下的权宜之计，更是造福于子孙后代，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
然而，这样的说辞是否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答案是肯定的。
山东日照就是最好的例子。
山东日照是一座甚至连中国人都不甚熟悉的经济欠发达小城，最近数月接待的外国记者，却可能超过了它所有的历史之和。
因为全市超过50万台无声运转的太阳能热水器，日照被世界偶然发现，并一跃成为耀眼全球的环保明星。
包括BBC、《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世界
级媒体罕有地倾注嘉许，它们称其为“绿色能源典范”。
大约三年前，太阳能成为这个城市最外在的视觉标签，密密匝匝的集热管把几乎每一栋新建建筑装点成被银光包裹的庞然大物。
超过50万台的太阳能热水器无声地运转于日照上空，服务于超过130万名市民。
当地政府宣称城区太阳能热水器的普及率已达99％，并且坚信全城覆盖已指日可待。
这让整个城市前所未有地充满自豪。
那么，是什么让日照有意愿且有能力去完成这样一个覆盖全市的太阳能热水器的工程呢?
1989年，日照始升级为地级市，彼时还只是一个由分散的农村拼合成的内陆小县城。
经济基础的先天不足和区位的偏居一隅带来挥之不去落寞感——江苏的连云港和山东的青岛两大重镇将其夹击成一个缺乏吸引力的经济洼地，而赖以生存的日照港，也因早期煤价过低而发展不顺难以惠及城市。
在山东的经济成绩表上，常年位于倒数第二的记录让日照颜面失色。
这里工业基础薄弱，商业落后，而人们安于现状。
直到2001年，一位有着留洋经历的大学副校长——李兆前成为市长。
这个当年年仅39岁并拥有博士学位的新型官员，对于生态和环境情有独钟，这可能源于他自己曾经的学术经历。
李上任不久，即出台了180页的《日照生态市建设规划》，提出走绿色城市之路。
“这是惟一的出路。
”原日照市建委主任董淑波说，“日照手里已没有其他牌了。
”
也许很出乎意料，也许很多人会以为日照一定是经济实力雄厚，工业基础坚实。
其实不然，“这是唯一的出路，手里没有其他牌了”。
这就是日照留给我们的答案。
其实，与其说发展清洁的太阳能是日照市在激烈的地方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的无奈之举，不如将他看做是日照市政府的高瞻远瞩。
因为建立在煤炭、石油等有限资源基础之上的工业必将面对这些资源短缺与用尽的一天，而风能、核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宝藏。
日照利用自身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太阳光照充足的优势，大力发展太阳能，不仅赢得国内外普遍赞誉，更使日照市成为了在太阳能大规模发展与应用的先行者，为日照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的清洁能源的研发与使用探索了一条道路，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难怪有一个外国记者如此评论：“一座寂寂无名的港城难道掌握了中国通往未来的钥匙？”。
从日照的成功中，我们得到了一个有益结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矛盾。
相反，环境保护与清洁能源的开发使用也能为一个城市充入新的活力与竞争力并提供持续发展的保障。
而实施这一政策的条件必须是决策者要有与过去那些高污染高能耗以带来高增长的的经济模式做了断的勇气，有逐步实现用清洁能源来替代传统能源的高瞻远瞩与历史责任感。
当然这个过程，应当是由社会力量与决策当局共同推动和努力的。
相信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许多人也会同曾经的日照人发出同样的感慨“这是唯一的出路，手里没有其他牌了”。
但愿在不久的将来，能出现更多的像日照一样的利用自身的地理及区位优势发展符合自身条件的清洁能源的城市。
当每一城市都有自己的清洁能源产业，当每一份清洁能源的产业都具有自己的地理及区位的特色，我们的国家方能继续成为前景广阔的国家，我们的经济方能实现低污染，高增长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