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短篇小说《雨》中的殖民主义批判思想一、毛姆及其短篇小说《雨》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是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

他一生著作颇丰，而且创作题材颇广，除诗歌以外的各个文学领域，都有所涉及。

在他九十一年的生命历程中，他一共写了二十部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以及三十多部戏剧，此外还著有游记、回忆录、文艺评论多种形式的作品。

他的作品取材广阔，对人性有着透彻的理解，常以冷静、客观乃至挑剔的态度审视人生，基调超然，带讽刺和怜悯意味，在国内外拥有大量读者。

他的多部长篇小说，如《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面纱》等都为人们所熟悉，并且获得一致好评。

除了在长篇小说上的造诣和成就，毛姆的短篇小说更为他赢得了“英国的莫泊桑”美誉，在20世纪英国短篇小说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毛姆短篇小说的特点是冷静、客观且深刻地剖析与解读人性弱点，让人们从他的小说作品中亲身领略和目睹当时社会的罪恶、人性的丑恶以及命运的不公和劫难。

毛姆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不同国家不同阶层读者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至今经久不衰，其原因之一便在于他作品中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

这种异国情调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

毛姆一生中非常热衷于旅行，游历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并以此获得写作题材。

毛姆对当时处于非主流与边缘地位的土著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倾注了自己高度的热情，他的短篇小说有很大一部分取材于当时分布在马来西亚、南太平洋诸岛、婆罗洲及远东地区的殖民地区域。

毛姆总是以敏感而细腻的观察、睿智的分析以及尖刻的幽默，“真实记录了殖民地白人官员、传教士，以及因各种原因停留在那里的欧美人的生活状态及所思所想，特别是这些来自西方的‘优秀民族’和当代土著居民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矛盾、甚至流血冲突”[1]65，突出了当时殖民地统治者与当地土著居民因思想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和对抗。

所以，毛姆的短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殖民主义研究素材。

短篇小说《雨》就是这样一篇含有殖民主义批判意识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笔锋直指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这篇小说直到1921年收入《顫叶集》后才得以问世”[2]103。

《雨》是毛姆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其高超的叙事手法将人性的堕落与殖民地传教士的虚伪刻画得淋漓尽致。

小说中的每个细节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震撼着每个人的内心。

《雨》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了麦克菲尔医生夫妇与殖民地传教士戴维森夫妇在航船上相识，最后目睹传教士戴维森之死的故事。

故事中，麦克菲尔夫人与戴维森夫人的无知与刻薄，汤普森小姐的粗鄙与放荡，传教士戴维森先生以及殖民地官员的虚伪和霸道皆通过麦克菲尔医生的视角一一展现出来。

故事中的很多细节描写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现着作品的殖民主义元素以及作者毛姆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意识。

毛姆短篇小说《雨》中对处于殖民地统治阶级的传教士夫妇言行举止、外貌形态的描写和刻画，以及小说中对传教士戴维森结局的安排，无不流露出作者对殖民主义思想的对抗与讽刺。

同时，毛姆对故事观察者麦克菲尔医生的人物呈现则进一步体现了作者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态度及其追求殖民地文化认同的思想。

二、戴维森夫妇的人物刻画——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与讽刺戴维森夫妇代表着狂热而虔诚、古板而冷酷的殖民地传教士形象，思想和行为偏执又猖狂，常常以西方“优越”文化的传播者自居，言语行为中无不充满对当地土著居民和文化的蔑视和厌恶。

他们以消灭所谓“粗鄙的”土著文化为己任，并且乐此不疲，从中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

当戴维森夫人向麦克菲尔医生讲述他们刚到殖民地岛屿上时的见闻时，她神情激动，对当地文化习俗嗤之以鼻：“我们初到岛上时，这些土人的婚俗，使我们大吃一惊，简直无法向你叙述”[3]3。

接着戴维森夫人语调激昂地说到当地土著人的腐化堕落，并通过当地土著人的婚俗断言岛上“任何一处村庄里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好姑娘”[3]4。

所以她告诉麦克菲尔医生说他们到岛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当地土著人跳舞。

然而，她对西方白人与当地土著人的跳舞是采取双重标准的。

她认为“但是在白人中间，事情就截然不同......可是土人的跳舞是另外一回事。

跳舞本身不仅不道德，而且肯定导致伤风败俗”[3]4。

土著人的舞蹈是带有野性和激情的，它不同于西方人那种在舞会上和着悠扬的曲调踩着有节奏的步子的舞蹈。

各民族的舞蹈本身是各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戴维森夫人却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文明。

在她眼中，这样的舞蹈粗鄙而野蛮，是不能存在于世间的。

所以作为当地的传教士，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他们严令禁止这种舞蹈形式。

在他们的高压管制下，他们扑灭了跳舞，并且使他们所管辖的区域里八年来再无舞蹈，扼杀了殖民地内土著人的舞蹈文化。

除此之外，戴维森夫人还讲述了他们夫妇是如何在他们的教区禁止岛上的那些土著居民穿当地的民族服饰萨摩亚围腰的。

在他们眼中，土著人的萨摩亚围腰“是最猥亵的穿着”[3]4。

她的丈夫戴维森先生认为必须要通过法律规定来禁止这种服装，并强制要求当地人穿长裤。

尽管岛上土著人的这种穿着是为了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他们却无视这种客观原因，也不尊重当地人延续了几百年的文化习俗。

传教士戴维森先生对于教导当地土著居民和纠正他们的言行举止具有坚定的执念，在关于土著人穿着这件事上，“戴维森先生在他的一份报告里写道：这些岛屿上的居民永远不会成为基督徒，除非十岁以上的儿童规定必须穿长裤”[3]5。

而且，当传来岛屿上正流行既严重又致命的麻疹疟疾、航船不得不停泊滞留时，戴维森先生马上强调说：“如果船上不再发现染病的人，纵帆船可以开航，可只能载白人旅客，所有土人的往来要被禁止三个月”[3]6。

此处无疑是戴维森先生毫无掩饰地对土著人种族歧视的体现，是殖民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贬低压抑殖民地居民的表现。

以自身身份和文化为中心完全否定殖民地土著人身份和文化的行为和思想正是殖民主义的突出体现。

在戴维森夫妇这样的殖民地传教士眼中，西方文化毋庸置疑是优于殖民地文化的，他们以一种统治者和优越者的姿态对当地文化横加干涉、平头论足，甚至嗤之以鼻，并用铁腕手段强制禁止和扑灭当地文化。

然而，他们以殖民主义有色眼镜观察到的“东方”或“东方主义”只能使人误入歧途[4]59。

在他们的绝对权力和绝对话语之下，殖民地土著居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文化和习俗，被迫而无奈地认同了在殖民略侵以前他们从未接触过的陌生的西方文化，导致自己传统的民族文化被殖民统治瓦解和取代。

在这篇小说中，戴维森夫妇代表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总体形象，他们的殖民主义思想和行为不过是所有西方殖民主义者对自身文化高度认同而对其他民族文化无限贬低的缩影而已。

尽管小说作者是一个来自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观察者，但从毛姆在小说中对戴维森夫妇的人物刻画，分明透露出他对这种高高在上的殖民地传教士和统治者是持有批判和嘲讽态度的，首先，故事刚开始时，作者通过麦克菲尔医生的视角描写了在甲板上戴维森夫人的出场：“她一身黑衣服，颈间戴了条金项链，下面摇晃着小小的十字架。

她身材瘦小，褐色而无光泽的头发梳拢得十分平整，在一副夹鼻眼镜后面有双鼓出的蓝眼珠。

她有张瘦长得像绵羊的脸，但是毫无蠢相，反倒是极度的机警;有种飞鸟似的迅捷动作。

她最最令人注意的是她的语调，高亢，刺耳，一点也不婉转;听进耳朵里是种僵硬单调的声音，搅动的神经不安，一如风钻的无情喧嚣”[3]2。

这段描写戴维森夫人的文字给读者的印象就是她是一个古板、不漂亮、刻薄、偏执的妇女形象。

“一身黑衣服”和“褐色而无光泽的头发”使人觉察不到活泼和生气，让人压抑，给人一种古板的形象;“鼓出的蓝眼珠”与“瘦长得像绵羊的脸”更是将她丑陋的外貌刻画得一览无遗。

在形容戴维森夫人的语调时，作者用了“高亢”“刺耳”“一点也不婉转”“僵硬单调”“如风钻般无情喧嚣”等词和短语来描述，生动而形象地呈现了戴维森夫人尖刻的嗓音和她不讨喜的一面，与后面描写她对殖民地土著文化评头论足的情节遥相呼应。

在后面描写戴维森夫人说话和神态时，作者又用了“冷酷”“高亢”“鸟似的眼光”来刻画她。

所有这些刻画戴维森夫人形象的词语，都是带着负面和贬义的色彩或情感的，注入了作者对她的嘲讽与轻蔑。

其实，这不仅仅是对戴维森夫人的嘲讽与轻蔑，更是对以戴维森夫人为代表的殖民地传教士和统治者看似优越文明实则粗鄙不堪的批判和讽刺。

其次，作者对传教士戴维森先生的人物刻画也是持着这样一种批判态度的。

作者对于传教士戴维森先生的外貌描写只有一处。

在小说开始之初戴维森先生第一次出现时，作者对其进行简单的描写：“当他在灯光里坐下来，脱掉帽子，你便可以看见他一头深色的红发，头顶有一块已经光秃秃、红润而满布瘢痕的皮肤辉映在红发之间;他年已四十，瘦骨嶙峋，一张干瘪的脸，刻板而迂腐;说起话来，满口苏格兰腔，声调缓慢而低沉”[3]1。

在将传教士戴维森的外表呈现给读者时，作者用了“光秃秃”“满布瘢痕”“干瘪”“刻板”“迂腐”等一些负面的词汇进行刻画，这样的描写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戴维森先生是一个丑陋和迂腐的人物。

这样直接且负面的人物形象描写为小说后面戴维森先生丑陋的所作所为埋下了伏笔和铺垫，从中也折射出作者对传教士戴维森先生丑陋面目和行径的无情批判与嘲弄。

另外，整个故事由于是以麦克菲尔医生的视角展开的，故，在故事刚开始时，作者并没有花大量的笔墨直接刻画传教士戴维森先生，而是通过麦克菲尔医生有限的接触和戴维森夫人的转述来窥探传教士戴维森先生的人物形象。

通过观察，麦克菲尔医生觉得戴维森先生是一个安静沉默不喜交际的人。

通过戴维森夫人讲述他们在殖民地的故事，可以看出戴维森先生是一个执着且对宗教事业虔诚而忠贞的人。

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传教士，竭力向土著居民灌输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和戒律清规，把通奸、说谎、偷窃定为罪恶，把赤身裸体、跳舞、不穿长裤视为淫荡和堕落。

他在殖民地用尽一切办法使当地居民成为合格的基督教徒。

通过戴维森夫人对其丈夫近似崇拜的描述，以及麦克菲尔医生未曾深入的接触，传教士戴维森先生的那种殖民主义者形象稍微隐于幕后，给人一种戴维森先生是一个尽职虔诚的基督徒的错觉。

他对海外教会事务和对土著人的教导充满热情，“从他热情地姿势和深沉而又响亮的声调中，他的诚挚似乎可以一目了然”[2]10。

但这并不是对传教士戴维森的认同，而是为了更刻骨地给震撼人心的后续进行铺垫或对比。

故事的最后，尽职尽责的殖民地传教士戴维森以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死后被人在海滩发现时，“一半泡在水里，一半露出水面……喉部从左耳切开到右耳，右手还握着干这件事用的剃刀”[3]39。

传教士戴维森的死狰狞而恐怖。

还有小说最后汤普森小姐那句“你们这些男人！你们这些又脏又臭的贱猪”[2]42，则毫不留情地将传教士戴维森的真面目揭开。

这些无一不将戴维森的形象间接或侧面地表现出来：那是一个虚伪、狰狞、堕落且充满罪恶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