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现代屈辱史及对当今的启示对于中国得近现代史，我们中国人总是不愿提起，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更是由于它是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沦为了东亚病夫。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不同的视角来探究这个问题。
第一个方面，我们先来探究一下我们中国的发展史。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目前唯一幸存的古国，像世界上很多文明的国度，它也是从远古的游牧民族经由奴隶社会穿过封建社会，再有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社会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到现在我们经由短暂的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正如我们已经探究明白的结论——每一次社会形态的变化必然是生产力的进步所引起的，所社会形态的变化只是为了适应这种生产力的变化而引起的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因此我们称每一次社会变革为革命，这也是不同文明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并且每一个社会发展的快慢最根本的就是看这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的大小，而每一个社会都有其适应的土壤，要实现社会形态的变革，就要使这个土壤在时空上不再满足这个社会形态，并且要积蓄足够的力量来推翻这个社会,所以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与其所在土壤有关，给予其所在社会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政治的附属品军事等有关系。
说了这么多，下来我们来探究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特点，在遥远的古代，只有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少数地方产生了文明，这些文明都是大都是由于成功的完成了由聚居群体到奴隶社会的转变，再由于工具的变更，及铁的产生，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大提升，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所占有的地域的扩大，原始的奴隶社会已不能为这种生产力服务了，也就是说这种社会所能承受的最大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于是人类顺理成章的进入了封建社会，中国也是其中一个国家，所谓的封建社会，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宋、元、明、清的朝代，真正的封建社会形态在我们中国应该是夏商周的社会形态模式，即在这个社会中有一个最高领袖（称为王），然后由这个最高领袖分封一些诸侯，这些诸侯有自己的领土，有自己的军队，并且对自己封地理的税负享有使用权，也就是每个诸侯相当于一个国家，所以称为诸侯国，当然，最后领袖，也就是王也有自己的土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是最大的诸侯，也就是说这些诸侯虽然听命于王，但他们有很大的权利，而这正是符合当时生产力的一种社会形态，因为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没有人能正的管理整个国家，但是随着社会设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交通的改善（秦朝的车同轨以及隋朝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国家有能力将权力大部分收回来而保证国家的稳定，所以，我们进入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社会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当然，由于奴隶社会所能承受的生产力有限，所以在封建时期后期，这种社会模式中存在的很多弊端就明显的显示了出来，而这只是加速社会变革的原因，而不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这种原因在每个社会形态存在的末期都会明显的表现出来，比如在清朝末期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社会弊端的集中表现，而中国为什么能在中央集权的社会中停留这么长时间呢？下来我们独段来讨论这个问题。
要想明白中国为什么能在中央集权的社会中停留这么长时间，我们就要从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我们从文化上来考虑，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国是百家争鸣，出现了中国学术上，思想上的空前繁荣，这当然与其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所谓的时势造英雄或许可以从表面上解释当时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吧，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在这个特殊时间，社会对于思想的要求大大提升，每个霸主都想要找到统一中国或者自身生存的方式，也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下，为思想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就是在这时，中国的思想基本上达到了很高的高度，也为后来正统思想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政治上，我们说过，它是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产生的一种适合当前社会形态的产物，它的产生，必然是一部分人得利，而这部分人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社会形态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也就是说，村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分人的利益可以看成是这个政治体系存在的原因，所以，在这种政治中，如何保证这部分人的利益便是首要任务，于是，在这种政治体系中，适合维护其生存的文化也就顺理成章的选了出来并加以改造，这就有点外国人对圣经的不同解读一样，中国的统治者们在自己选出的这种文化中总是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读，于是，中国儒家的忠君的思想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统治者强大的文化基础，而儒学也就成为了我国的正统思想，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政治的附属产物，军队几乎是与政权同时产生，而统治阶级的最终目的是得利，所以，他们在自身建立的相对稳定的社会里，农业的发展便成了首要目的（因为在古代，国家更重视粮食及人口的增加），而商业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自然而然的发展。
在中国，由于有了这种强大的正统思想和满足当时社会的军事实力的存在，还有，由于中国人民对于其西北方向或者北方少数民族抵御使得其文化基本未受这些民族文化的干扰，事实上，这些民族的文化也很难对中国正统文化有影响，而文明比较发达的中东地区以及印度等地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如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并没有影响中国，使得中国能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自身，所以，社会形态在非根本的因素上得到了保障，而在根本因素上，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鼓励生产力的提高，而统治者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很简单，就是不为生产力的提高提供动力，也就是说，在社会地位上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这部分人，从中国的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名上就可以看出一二，其次，理论和实践的脱节，由于能接受良好教育的群体不屑于做手工活（或者说是与生产有关的事），并且他们所学的大部分都是儒学，对于自然科学知识掌握最基本的常识即可，所以，从这两方面就限制了中国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统治阶级也就能安心的进行自己的长期统治，这也就是中国虽说在中央集权时期换了很多的朝代，但是，社会制度却从来都没有变。
至于中国朝代变更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最根本的就是制度，由于在中央集权时期，国家的收入主要是田里的田赋和工商界的税务，我们称之为赋税，而这些税负几乎全部都来自劳动百姓，贵族占有的土地所生产的产品几乎全部归其本身所有，而在一个朝代开始的时候，由于贵族阶级并不是很多，所以百姓所缴纳适当的赋税能满足贵族的需求，这样，百姓也能安居乐业，社会趋于稳定，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贵族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所占有的田地的数目也越来越多，而用于生产的田地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百信们要缴纳越来越多的赋税来供养贵族，这样，越来越少的土地要供养越来越多的人，慢慢的，百姓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其无法承受的界限，当量变积累到质变的时候，就会出现朝代的更替，也就是说，要重新分配土地。
但从非根本原因上来看，随着社会的日趋稳定，社会也必然变得更加繁荣，人们（主要是贵族）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的提升，使得政治不再像朝代之初那么清明，并且，由于长时间没有战争的困扰（当然，中华民族和个各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是伴随这整个古代历史进程的），军队战斗力急速下降，这些因素使得朝代的更替加速，但不是根本原因，当然，从总体上来说，社会还是在进步，只是这种进步是相当缓慢的。
好了，我们先把中国的历史探究到中央集权，等我们探究完西方（这里我们说的主要是西欧）的历史后我们在对比探究中国近现代史，当然，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好多地方都存在文明，但就本文而言，由于其他地方，诸如中东，非洲等地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相对来说是不太明显的，所以，我们只探究西方的历史，在谈到与西方历史有关的话题时，我们将附带提提，下面我们来探究西方的历史。
西方从其出现文明开始，与中国的发展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是历史发展所遵循的必然法则，但是，它的发展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由于西方的历史发展比较迟一点（相对于中国），所以，其文明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如中国的水平，但是，由于西方与中东一些文明之间不存在地理隔离，所以，它更容易与这些文明相互影响（但好像在早期，西方对中东还有印度等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从文明的发展来说，似乎对西方更有利，但是与中国一样，西方在经历了奴隶社会后，也进入了相当长时间的封建统治——罗马帝国，这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它可以说是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结合体，就像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的文化融合一样（当然，中国的正统文化要强大得多，它基本上同化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似乎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它与中国一样，也是以人口数量的增加来作为财富数量增长的主要方式，在这样的社会中发展，其是很难超过中国的，但是西方的地域特殊性，或者说是地理特殊性，使得这个朝代（西罗马帝国，在北方的蛮夷入侵中别灭亡）灭亡后并没有在西欧再行成一个像西罗马帝国一样庞大到足以统治整个西欧，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就发展成为一个由多个政权和宗教共同统治的社会（当然，中东等地以及非洲欧洲部分地区基本上是由宗教统治的），也就形成了宗教与贵族之间新的矛盾的产生，在这种矛盾下有时是宗教力量占主流，有时是贵族占主流，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宗教的覆盖面比贵族的覆盖面要大得多，至于原因，不但与当时多个政权划分西欧有关，还与宗教的产生原因有关，宗教其实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能反映当时时代特点的一种精神产物，它可以是由于人们对某些自然界现象的无法解释而产生的一种超自然的解释，比如古代神话中神鬼的产生，也可以是人们对当前无法改变的生活的一种是人安心的解释，比如中国的儒家学说，印度的印度教的产生等等，而在当时，由于西欧人在西罗马崩溃的几个世纪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人们便开始探讨为什么人们要这样生活，这当中包含了统治者的愿望和人民的愿望，统治者们希望社会安定，而这不是通过镇压就能办到的，而人民希望有什么东西能解释自己现在的境遇，不管这种解释是真还是假，只要让自己的精神不在无所寄托便可，而这些只有宗教能办到，它能帮助百信接受现实生活，就让社会变得稳定，至于有谁来建立这种学说或者怎么传播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在西欧的迅速传播和受人欢迎也就不难解释了，所以，基督教对西欧的覆盖面几乎是全部。
在这种复杂的社会体系中，人们往往不在意自己是哪国人，所以，在当时的欧洲，民族主义相当淡泊（即使是在中国，这种意识也不是很多,其实民族主义的诞生是在近代才出现的事），而对于自由和安全的渴望，在当时出现了一些自由城市，在这些自由城市中的公民全部都是自由民，即使你在别的地方被通缉，在这样一个城市中，由于安定而使得贸易繁荣，于是，这些城市便产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得益于这种自由城市，所以，当各地贵族想要支配这些自由城市时，他们便大力支持这些城市保持独立，这就使得贵族势力无法渗透到这些自由城市，这样，也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做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