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述评[摘要]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两者的关系历来都是人口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文拟对国内外学者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提出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进行梳理和回顾，为实证研究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人口；经济；理论；梳理人口与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础、最重要的问题，历来都是人口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领域。

国内外学者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于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对国外而言，可简单分为三种理论，即悲观论、乐观论、相关论等；在国内的研究中，马寅初早在50年代就提出适度人口的观点，改革开放以后，张纯元、李竞能、吴忠观、田雪原等人口学家也提出了自己对于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理论。

在研究方向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都从宏观转向微观，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和结构的方向。

下文对国内外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研究作进一步分析。

一、国内外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研究的梳理（一）国外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研究的梳理国外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可追溯到古希腊，在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他们从政治角度探讨了人口与土地、人口与国家、人口与财富的关系，其中包含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萌芽。

到了近代，威廉·配第、魁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马克思、坎南、威克塞尔等学者在其著作中都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

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是重商主义理论学说的代表人物，他在著作《税赋论》、《政治算术》中从人口数量与质量两方面论述了人口与财富的关系，而且认为人口增长是财富增长的源泉和原因。

而重农主义者、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在《人口论》、《农业国经济政策的一般原则》中则认为农业生产最重要，且财富增长才是人口增长的原因。

而后，亚当·斯密继承了威廉·配第的某些思想，在《国富论》（1776年）中从人口质量方面论述了人口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但他认为人口增长与财富增长互为因果。

而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则从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出发，论述了人口与资本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有可能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

在此基础上，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了其代表作《人口原理》，提出了“两个公理”、“两个级数”假定、“三个论点”、“两种抑制”和“四个结论”假说，认为人口增长必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当现有的资源不能维持一个庞大的人口规模时，人口的增长就会被饥荒、疾病、瘟疫、贫困、战争等因素所抑制，使人口恢复平衡状态。

19世纪中叶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异常突出。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展开了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创立了两种生产理论，阐明了人口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原理。

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失业和贫困的原因，并深刻地批判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口经济规律不是超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和历史规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适度人口论的奠基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坎南在《初等政治经济学》（1888年）、《财富论》（1914年）、《经济理评述》（1929年）等著作中从静态角度论述了经济适度人口理论，他认为使工农业生产达到最大收益的人口是最理想的人口。

随后，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在《论适度人口》（1910年）中，首次使用了“适度人口”这一概念，创立了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成为经济适度人口论的奠基人之一。

20世纪初期，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文和著作，如《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一个经济学家的人口观》（1922年），《人口与节育》（1930年）、《我们孙辈们的经济可能性》（1930年）、《货币论》（1930）、《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人口减少的若干经济后果》（1937年）等。

1930年以前，凯恩斯是悲观论者，认为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发展。

1930年后，随着西方社会人口增长进一步减慢，又遇上经济危机后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凯恩斯针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后，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人口缩减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而后，新凯恩斯主义者汉森、哈罗德将其发展成为长期停滞理论，并从动态角度分析了导致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不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口呈现两极分化，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减少，而发展中的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给世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空前活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主要有悲观论、乐观论、经济适度人口论、人口经济增长长波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可持续发展论。

现代悲观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皮尔逊·哈柏的《世界的饥荒》（1945年）、赫茨勒的《世界人口危机》（1956年）、埃利奇的《人口爆炸》（1968年）和《人口、资源、环境》（1970年）、梅多斯等的《增长的极限》等，尤其是梅多斯的人口增长极限理论，把悲观论推到了极至。

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用不了多久，就有可能面临危机，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

而与此相反，许多学者并不赞同悲观论者的观点和看法，提出了人口乐观论。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柯尔和弗立曼的《崩溃的模型》（1975年）、康恩等的《下一个200年》（1977年）、西蒙的《人口增长经济学》（1977年）、《2000年的全球》（1980年）、《最后的资源》（1981年）。

西蒙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考察人口经济问题，认为技术进步能解决人口问题，世界末日不会来临。

现代经济适度人口论的代表人物首推法国经济学家索维，把早期经济适度人口论从静态理论发展成为动态理论。

索维在其著作《人口通论》（1952年）及论文《由于人口增长所产生的负担和收益》（1972年）、《零增长》（1973年）、《人口适度变化的速度》（1973年）、《人口适度变化》（1976年）中，从动态角度阐述了经济适度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可能给经济带来不利或有利的影响，应当寻求适度的人口增长率；而且还认为经济适度人口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技术进步而扩大。

到了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学者库兹涅茨在其成名作《人口增长与有关经济变量的长期波动》（1958年）一文中创立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长波理论，后来演绎为“库兹涅茨周期”。

对于库兹涅茨人口经济增长长波理论的不足，伊斯特林对其进行了修正，在其著作《人口、劳动力和经济增长长波》（1968年）中，从经济——人口环路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将人口经济增长长波理论建立在生育率变动的基础上，着重研究经济变量对生育率的长期效应问题。

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现象，如德国和日本的崛起。

所以，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以舒尔茨、贝克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口质量方面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1960年，舒尔茨在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人力资本投资》中，第一次使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随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如《教育的经济价值》（1963年）、《人力资源》（1972年），《人口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1981年）等。

在这些著作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理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中，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力。

而贝克尔则从微观角度上对人力资源进行经济分析，在著作《人力资本》一书中，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成本和收益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后来，丹尼森和罗默分别创立了“要素分析法”和“新经济增长模型”，把人力资本研究带入了计量分析的时代。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悲观论和乐观论渐渐被可持续发展论所代替。

可持续发展论既注意到了人口问题，也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但不完全同意这两种观点和看法。

可持续发展论认为应该寻求一条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能满足子孙后代需求的发展道路，即可持续发展道路。

当可持续发展论于1987年正式提出之后，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二）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研究的梳理我国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可追溯到古代，在孔子的《大学》、商鞅的《商君书》、韩非子的《韩非子·五蠹》中，对人口与财富、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但是，我国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

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寅初从人口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分析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资金积累太慢，应适当控制人口的增长，提高人口的质量。

可惜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改革开放后，此类研究才慢慢恢复。

国内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在充分吸收西方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人口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此后，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成果不断涌现。

1978年，李竞能、纪明山在《制约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四种基本关系》一文中论述了人口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四大比例关系，即人口与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与消费资料、人口与积累的比例关系。

1983年，张纯元、李竞能、吴忠观等的《人口经济学》出版，该书从人口经济运动过程考察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提出了最优人口与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的概念。

1985年，吴忠观的《人口经济学概说》将上述理论进一步具体化，把人口与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四个环节（即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结合起来分析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1989年，田雪原在《论第三世界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一文中，认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表现为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技术进步相协调。

1994年，王冰、辜胜阻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一书中，从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来阐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2001年，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出版了《人口经济发展研究》一书，通过人均国民收入的波动幅度的大小来分析我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2003年，广东普查办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一文中，用指标分析法分析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2005年，肖立见、张俊良在《转变时期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一书中，认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内涵式的发展，即人口数量稳定、人口质量提高和人口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