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治，又名知行，安徽歙县人。

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

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

1914年留美，次年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孟禄等教育家。

1917年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教育科（教育系）主任。

1922年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

同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

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

1930年秋流亡日本。

1931年春回国，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提倡普及教育。

期间，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并任《生活教育》和《普及教育》周刊主编。

1936年组织国难教育社并任理事长，提倡国难教育运动。

1938年12月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任理事长。

1939年在四川合川创办育才学校。

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编《民主教育》月刊。

1946年创办重庆社会大学，任校长。

陶行知思想非常丰富。

其中以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思想最富特色。

（一）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普及大众教育是陶行知毕生大部分精力奋斗的目标。

他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机会受到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首先要打破学生关，消除儿童与成人、男子与妇女的界限，让所有男女老幼都成为普及教育的对象。

其次，要打破先生关。

他认为普及教育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小先生制”，发动全国的小学生和识字成人来开展普及大众教育。

再次要打破课堂关，普及教育必须适应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工学结合，时间安排和教学组织应灵活多样，一定不能妨碍群众生产。

第四要攻破课本、纸笔关。

他提出：“中国是个穷国，必须用穷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不用浪费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不需要的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

”普及教育要从群众经济状况出发，因陋就简，因地制宜。

第五要攻破学校关。

他认为专靠学校很难普及教育，因此必须采用自学团、共学团、工学团、空中学校等组织形式，广泛开展普及教育活动。

第六要打破人口关。

要普及教育，必须控制人口增长，节制生育，推行避孕、晚婚和只生二胎的方法，否则很难普及。

第七要有立法保证，“劝导与强迫并行”，同时要使一切妨碍别人求学的人都受到法律的制裁。

陶行知一生为普及大众教育做了大量工作。

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师任教时就举办了暑期学校，带领留校学生教居民、车夫、商贩识字读书。

1923年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编写了《平民千字文》，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教平民读书识字。

1926年后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重点是普及大众教育。

1930年担任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义务教育组主任，与马寅初、朱经农共同起草了《实施义务教育初步计划》，成为当时政府推进普及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后又发起普及教育运动。

在长期的普及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适合中国特别农村教育实际的宝贵经验，为普及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

（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深受杜威的影响，源于对中国教育的反思，形成和完善于长期的办学实践。

所谓生活教育，按照陶行知的解释，就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

“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

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一句话，生活教育的实质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

生活教育思想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部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的本体论。

陶行知指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

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

”他认为“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

“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是要受现代的教育。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的领域论。

陶行知指出：“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

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方法论，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动方法根据做的方法。

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

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

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其基本特征是以“做”为教与学的中心，强调“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

（三）创造教育思想他指出：“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换言之，“‘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

就创造教育而言；“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

”陶行知重视创造教育，不仅撰写了《创造宣言》、《创造的儿童教育》和《创造的社会教育论纲》等创造教育专论，而且在其大多数教育论著中都论及了创造教育问题，尤其是儿童创造能力的培养；他在《育才三方针》中规定“向着创造生活前进”是其核心，在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的《最后一封信》中又以“为科学创造而学习”和大家共勉；他创办重庆社会大学，强调创造新世界是社会大学“主要的功课”，“社会大学之道”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四个大德，即：觉悟、联合、解放和创造。

凡此可见，创造教育理论在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陶行知强调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即：（1）“治学”能力，即自动、自学和自得的政治学能力；（2）思维能力或认识能力，即观察、分析、综合、推理和判断的能力；（3）“治事”能力，即手脑并用，能言能行，善待人，会办事的能力。

他主张创造教育应从儿童抓起。

他撰写了《创造的儿童教育》和《民主教育》等文章，提出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需要“六大解放”，即解放儿童的眼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嘴、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时间，“有了这六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

陶行知教育名篇：教学合一陶行知现在的人叫在学校做先生的叫教员，叫他所做的事情为教书，叫他所运用的法子为教授法，好像先生是专门教学生书本知识的人，除了教书以外，没有别的事教。

而在这种学校里的学生呢，除了受教之外，也没有别的功课。

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象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

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实在来却又像教样。

这都因为重教太过，那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就将教与学分离了。

然而教学两者，是实在应当合一的。

理由有三：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

大凡世界上的先生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记它，把活泼泼的小孩子当作一个书架子、字纸篓。

先生就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家，学校就像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厂。

第二种的先生不是教书，是教学乃是学生；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从书本上移到学生到身上来了。

不像从前一样拿学生来配书本，现在是拿书本来配学生了。

他不但是要拿书本来配学生，凡是学生需要的，他都拿来给他们。

这种办法，果然比第一种好得多，然而学生还是在被动的地位，因为先生不能一处一世跟着学生。

热心的先生，固想将他所有的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既然为能与学生一齐发明，那他所能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还要学生自己去找出来的。

况且事事要先生传授，既有先生，何必又要学生呢？所以专拿现成的材料来教学生，总归还是不妥当的。

那么，先生究竟应该才好？第三种也就是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而是教学生学，要把教与学联系起来：一方面先生要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学生要负学习的责任。

对于一个问题，教师不要拿现成的解决方法传授给学生，而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

得了这种经验理想，学生方才能去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间的一切真理，就能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了。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

也就是现今教育家所主张的“自动”。

所以要想学生学的自动，必先有教学生学的先生。

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

从前的先生，只管自己的意愿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趣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

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合一的流弊。

如果让教的法子自然根据学的法子，那时先生就费力少而成功多，学生方面也就能够乐学了。

所以怎样学就须怎样教：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快，学得慢教得慢。

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二理由。

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

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买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

现在教育界的通病，就是各人拿从前所学的抄袭过来，传给学生。

看他书房里所摆设的，无非是从前读过的几本旧教科书；就是这几本书，也未必去温习，何况在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先生既没有进步，学生也就难有进步。

这也是教学分离的流弊。

那好的先生就不这样，他必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

如同、柏林大学包尔孙先生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

科学家就是教员。

”德国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

因为时常研究学问，就能时常找到新理。

因为教法丰富，学生能多得些益处，而且时常有新的材料发表，也是做先生的一件快事体。

因为教育界无限枯寂的生活，那是因为当事的人，封于故步，不能自新所致。

孔子说：“学不而不厌，诲人不倦。

”真是过来人阅历之谈。

因为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葫芦我却觉得十分的枯燥。

所以要想教育英才的快乐，似乎要把教学合而一。

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三个理由。

总之：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二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

这教学合一的三种理由。

第一种和第二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学生的学联络第三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先生的学联络。

有了这样的联络，然后先生学生都能自得自动，都有机会找那无价的新理了。

第一流的教育家——评陶行知《教学合一》编者按：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4月21日的《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9号。

蒋梦麟先生评价说：“陶先生，你讲的一席话，我读了便觉精神提起来。

这种话我久不听见了，可算是教育界的福音。

”——这种话，我们在今天，依旧是久不听见，所以，温故知新，咱们要努力呀。

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